掌控命脉的国营经济制度

在中国古代，除去作为根本的小农经济之外，国家对于利润丰厚、产品效能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像盐、铁、茶等重要产品的生产经营，实行严格的垄断，并且通过平衡物价和供求关系等形式，操纵国家经济命脉。这样的垄断，防止了民间产生从经济上颠覆国家政权的势力，提高了国家实现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经济能力，但同时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最终导致中国没有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中国古代在国营经济方面主要有禁榷制度和均输平准制度。禁榷制度是古代中国政府凭借其行政权力，通过占有一些重要商品的生产经营权，获取经营利润和垄断收益的一种制度。“禁”意为禁止，不许可。“榷”意为渡水的独木桥，有排他、专门、垄断之意，在经济方面可以引申为“专卖”“专利”等。“禁”“榷”连起来，即不允许其他组织经营，只允许某一组织专营。古代国家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会将一些类型的商业纳入国家的管控范围内，由政府亲自掌控这些行业的生产或经营。一般被纳入禁榷制度的行业有盐、铁、酒、茶等等，这些行业的特点是利润高、流程简单，国家将这些行业纳入专营范围，只需要很少的投入就可以获取很大的垄断利润。

禁榷制度，一般认为始于春秋时期，首先经营的是鱼盐，后来变为盐铁。以盐铁专营为代表的禁榷制度，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把控经济命脉的基本国策，直接影响了春秋以后长达2000余年的国计民生。

春秋时期，齐桓公想要扩大税收来增强国力。宰相管仲认为，直接向百姓增加税收、收取财物，是有形的负担，容易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让政府不知不觉地就收缴了税收，减少对百姓的强迫和激怒。由此，管仲提出了一个办法——把税收隐藏在商品的价款里，这样百姓看起来没有纳税而实际上已经纳了税。

在具体操作上，管仲给出了“官山海”的办法，就是控制和管理山和海的资源开发经营，获得垄断收益。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整个社会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生活中，盐是必需的；生产中，铁是必需的。煮海成盐，开山成铁，政府只要把山、海的资源控制管理起来，就可以对盐铁的经营买卖实行垄断，进而从中获取利益，即“盐铁专营”。

对于盐业，管仲实行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通过控制产量和销量来控制价格。对于冶铁业，国家首先对所有矿山资源严格垄断，政府还控制铁器的定价权，并对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前提之下，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允许民间自主经营。铁器售卖后增值部分，民间得七成，政府得三成，相当于征收了30%的所得税。

“官山海”的办法，在管仲之后备受各朝重视。西汉大儒董仲舒就批评过秦朝从类似的盐铁经营中获得利益太高，是以往的20倍，可见其垄断利润之高。

西汉建立之初，崇尚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对盐铁经营等采取放任政策。当时，经营盐铁的商人像君王和诸侯一样富有，汉武帝最初任命的负责盐铁官营之事的东郭咸阳、孔仅就是这样的商人。东郭咸阳是齐地煮盐的大商人，孔仅是南阳地区冶铸业的首户，他们的产业都积累到了千金以上的规模。当时，对外，朝廷需要对匈奴作战，军费开支浩繁，国库慢慢空虚；对内，很多诸侯势力把持地方财政，影响中央朝廷的收入。汉武帝把皇帝私产捐献给国家，同时命令地方富豪效仿捐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盐铁商人捐献，但命令发出后，盐铁商们没有几个人响应。汉武帝大怒，认为商人本身挣的就是皇帝的钱，现在皇帝有了难处，却不愿意帮助皇帝，于是他开始对商人征收重税，同时接受张汤、桑弘羊的建议，把盐铁经营权由民间收归朝廷。

盐铁两业利润丰厚、财富庞大，相应地也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因此想要将其收归国有并不容易。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任命东郭咸阳和孔仅为大农盐铁丞，进行“以商治商”。东郭咸阳和孔仅二人非常懂得盐铁牟利的关键与奥秘，他们在产盐和产铁的地方，分设盐官和铁官进行严格管理。盐的官营，由募民煮盐，官府定价收购，并由官府运输和销售；铁的官营，则由官府彻底垄断，统管铁矿采掘、钢铁冶炼、铁器铸造和销售等一切环节。几年下来，盐铁官营取得明显成效。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任命一直参与盐铁官营的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并代理大农令，掌管财政大权。他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对郡国盐铁官分别予以整顿，并增加了盐铁官的设置地区。据统计，经过桑弘羊的努力，一共设置了35处盐官，分布在全国27个郡。盐铁官营前，这些地区的私营盐业都非常发达，国家对它们采取征收盐税的政策。铁官则至少设置了48处，分布于40个郡国，所有铁官均由大司农所属的铁市长丞掌管。这样，盐铁官营的管理系统和经营网络基本完善了。由于资金雄厚和人力充足，盐铁官营全面实施后，生产规模都迅速扩大起来。官营盐铁业的规模化生产，无论是资金、设备和人员方面，还是降低成本、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工艺技术改进方面，都具有大规模生产的优越性，收益自然很是可观。

当然，盐铁官营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引发了不同的看法。汉武帝去世6年后（公元前81年），一场关于汉帝国经济政策的公开辩论在朝堂上发生了。这场辩论的主题是，“对于盐铁行业是应该放开民间自由竞争，还是继续国家垄断经营？”辩论的一方是桑弘羊及其属下，另一方则是一群被称为贤良文学的儒生。《盐铁论》记录了这次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大辩论。

儒生历数盐铁国营的罪恶，比如，国有专营制度造成垄断，导致价格昂贵、强买强卖；国家与民争利，导致经济萧条、人民困苦；收买和利用权贵经济，形成了以国营为名、掠取私利的特权集团。

儒生们说的都是事实，但是他们提不出建设性的改进方案来解决桑弘羊提出的问题。桑弘羊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不采取盐铁酒（后来桑弘羊还对酒实行禁榷专卖）官营专卖，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掌控在自己手中，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如何维持运转、如何抵抗战争灾荒等风险？这个问题也被称为“桑弘羊之问”。正是基于“桑弘羊之问”的启示，此后2000余年的历朝历代，几乎都极力垄断财源、做大中央财政。

盐铁专卖使封建国家获得了可观的收益，特别是盐，一直是历代封建政府牢牢掌握的最重要的专卖商品。在宋元明清这千余年间，盐税收入成为朝廷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来源。

禁榷制度使得地方势力无法掌控重要的工商业，无法形成可以与中央抗衡的财力，从而限制了世家大族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但是，禁榷制度也影响了整个商业发展的布局。到了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出现，民间工商业的力量有蓬勃发展之势，但是这些萌芽由于受到禁榷制度的压制，不能健康成长为支配国家民生的新型支柱产业，更不能带来社会形态的变革与跃进。

中国古代的另一种国营经济制度是均输平准制度。在中国，购物通常被称为“买东西”。唐朝长安城中设有东市、西市两大市场，在东市能买到全国各地的特产，在西市能买到世界各地的珍宝。也就是说，只要来到东市和西市，就能买到任何商品，所以，人们便习惯用“买东西”来指代购物。一个国家，特别是首都物流如此畅通，得益于均输平准制度。均输平准，原本是解决贡品运输和物价管理的政策措施，就是通过均输平准储积物资以备不时之需，让有余的与不足的都统筹流动起来。均输平准的办法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到了西汉武帝时代，桑弘羊将其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国家经济政策。

汉武帝时，设置均输令、均输丞，隶属大司农，负责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这项措施就是均输。均输制度实行之前，各郡国都必须把本地的土特产品作为贡品送往首都长安，这样不但耗费很多人力，影响百姓正常生产，而且容易导致贡品因长途运输受损变质，或者因品质不高积压浪费。为了克服这些弊端，中央就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吏，官府置办工具，征发平民参与运输；各郡国应交的贡品，除特优者仍应直接运送至首都外，一般贡品不再运送；这些贡品或由当地均输官运往邻近高价地区售卖，或将贡品按当地售价折成现金，再另购当地丰饶而廉价的土特产品运往高价地区发售，从事地区间的贩运贸易。这样做既可减少以往贡品运送造成的损失，又可相对减轻民户负担，同时还增加了财政收入。西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桑弘羊出任大农丞，开始试行均输法。5年后他升任大农令，将此法颁行全国。

平准，是国家平衡物价的经济政策。均输机构成立后，在各郡国收购的物资，多数是在各地买卖，但是仍有大量物资要运往长安出售。为了防止富商大贾操纵市场，牟取暴利，中央采取了平准政策。平准的具体办法就是在首都长安设立平准机构，各地运来的贡物、由均输官收购的物品、官方手工业制造的商品器物以及财政主管部门所掌握的货物等，均储存于此，由平准官从事经营，根据市场价格决定买卖，东西便宜了就买入，贵了就卖出。

均输和平准政策打击了大商人囤积商品、牟取暴利的行为，保证了物价正常平稳，还使得首都所掌握的物资大大增加，有利于改变财政困窘局面。但是，均输平准损害了大商人的利益，所以引起他们的激烈反对。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儒生们对桑弘羊均输、平准及盐铁酒专卖等经济政策提出非议，指责推行均输、平准所滋生的弊端，如官吏在验收贡品时刁难卖主，出售货物时欺诈顾客等等。对此，桑弘羊极力辩护，以方便百姓、平稳物价相对。

桑弘羊的均输思想为后世所推崇。唐朝政府理财家刘晏用其掌控粮食产销转运，而北宋神宗时的宰相王安石变法，则直接吸取了桑弘羊的均输思想，实行“均输法”。自南宋以后，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物贡赋的比重逐渐下降，因此均输法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平准思想同样影响了后世，常常是实行均输之法，就会伴随平准之法。北宋王安石实行“均输法”的同时，就推行了“市易法”。他在首都、边境及重要城市设置了市易机构，平价收购市场滞销的货物，短缺时再卖出，利于稳定国家经济秩序和增加政府收益。

就本质而言，均输平准，就是平衡由于特殊原因导致的商品价格非理性波动，平抑商品价格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差异，维持市场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其目的，一是保证国家稳定的财政收入；二是保障民众的再生产可以持续。均输平准是政府的天职。在政府没有建立起规范有效的市场机制时，均输平准就更为重要。这既关乎市场效率，又涉及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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