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户比民的户籍赋役制度

中国古代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一是对人口实行严格的管理，二是作为承担租庸调等赋税徭役的根本依据，并由此构成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网络。也就是说，户籍管理制度与土地相联系，以家庭为本位，中国历代政府核查人口、收取赋税、征派劳役、维护统治秩序都以此为基础。户籍是登记、管理人口的册籍，也称户版、丁籍、黄籍和籍账。

古代户籍制度建立于春秋、战国之交。当时诸侯国之间连年征战，对诸侯国来说，人口是最重要的资源，因为赋税、徭役、征兵等都是以人口为基础的。在秦国，商鞅变法对户籍实施严格管理，确立了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户籍制度，不仅依此征税征兵，还加强了社会管理。与这一户籍制度相对应，秦朝实行严苛的连坐制度。如果“伍什”之中有一家犯法，则其余几家都要受惩罚。而如果主动举报，则能免除刑罚；如果隐瞒包庇，则要加重刑罚。这一制度极大地方便了朝廷对百姓的统治与管理。秦国借助这样的户籍制度迅速强大起来，并且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

秦朝的户籍登录已经初步实现制度化。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全面整顿户籍制度。由于徭役与户籍紧密相连，因此秦朝统治者非常重视成年男丁年龄的登记。户籍一般每三年登记一次，由县、郡的专门官员负责对户口进行核查。秦朝对于户口的登记、消除和迁移也有明确的规定。百姓户口若有变动，需要主动进行登记和消除。为了防止百姓虚报年龄、伪报病老从而逃避劳役，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当时针对百姓户口迁移，也有严格规定，只有得到官府允许才能迁移，如果未得到允许而擅自迁移，就要受到惩罚。户籍制度作为秦朝极为重要的政策，保证了皇帝对国内人口情况了如指掌，方便了朝廷调派劳役、征收赋税，大大提高了国家行政效率和对外战斗力。

汉朝十分重视户籍的管理，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汉朝户籍的登记内容非常详细，将每户的家长，包括姓名、籍贯、住址、爵位、职业、年龄、妻子、兄弟以及财产数量等都登记在内，有的甚至连身高、肤色也详细记入，作为国家收税征丁的依据。汉朝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及其配套机制，对于统治者及时掌握全国人口数量、保证征收赋税，以及加强官吏考核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和管理，维护社会秩序。

唐朝的户籍制度比较完备。其中一个特点是有“编户”与“非编户”的区分，“编户”是指良民、自由民，而“非编户”是指贱民，如工匠、奴婢等。贱民是没有单独立户资格的，只能和主家共用一个户帖。

在宋朝，随着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征收赋税以占地的田亩数量为主要依据。户籍管理沿用唐朝之法，按照有无土地分为主户和客户。然而，主户在唐朝时称土户，客户在唐朝指离开原居住地的人口，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唐朝是非常严重的。宋朝对此实行改革，以是否在当地拥有包括土地在内的财产作为制定户籍和划分主户、客户的依据，承认了客居异乡这一类人口身份的合法性。并且，宋朝还废除了“良民”“贱民”制度，允许自由迁徙。

明朝初期对全国进行人口普查，颁发户帖，推行里甲制度。每110户编为1里，从中推出丁粮最多的10户轮流充当里长；其余100户分为10甲，每甲10户，轮流充当甲首。每年里长1人带领甲首10人承担徭役。在此基础上，对全国人口按照职业进行了区分，主要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类，对他们进行登记和管理，规定民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需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并服徭役；规定军户主要从军服兵役；规定匠户主要为宫廷、官府及官营手工业服劳役。各类户籍和职业确定后将世袭下去，不能随便改动，父亲去世，儿子承继。以户为单位，每户详细登录户种、姓名、籍贯、年龄、丁口、田宅、财产等，逐一登记在册。每册一式四份，分别上报中央户部及省、府、县有关机构。

清朝沿袭了明朝的制度，实行户籍人丁编审制度。其编审办法是将户籍分为军、民、灶、匠四类，各定上中下三等。乾隆时期设立保甲制度来管理全国人口，户籍与赋役也不再具有实质性关联。

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政府用以核查人口、收取赋税、征派劳役、维护秩序的重要方式，被历朝历代所承袭和完善，延续了2000余年。古代户籍制度与赋役、军事、治安等密不可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国家通过这一制度能够管理民众的居住、迁徙、财产、婚姻等，保证了国家能够掌握土地、赋税、人力等重要资源，维护了社会稳定。但同时，这一制度也会导致社会等级的固化，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

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实行了相应的赋税制度，例如租庸调制。

唐朝宰相陆贽曾经对租庸调制做过综合评析，认为租庸调制收敛财富是均匀的，安定百姓是有力的，制度设置是简约的，安排考虑比较周到。

租、庸、调指唐朝的民众向朝廷履行的三样义务。每个入籍的成年男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服徭役二十天，是正常服役，国家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交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替徭役，这称作庸。

租庸调制，按照当时的比例合算，税率大抵为四十税一，属于“轻徭薄赋”之列。同时，朝廷要求各项收入列举分明，避免出现横征暴敛，避免出现农民失去土地变成佃农，进而出卖劳力甚至卖身的现象。

论及来历，唐朝的租（田租）调（户调）制度，承袭的是北魏的税收负担制度。隋朝沿用北魏以来的租调制。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本着轻徭薄赋的思想改革赋税体制，完善了租庸调制，实行“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当时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的绢、粟。在均田制的同步实施下，农民在有土地耕种的同时，保证了农耕的时间，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其中，以庸代替实际服役，使农业生产时间有了更多保证，对发展农业生产力具有进步意义。

唐朝租庸调赋役制度下的百姓负担很轻。唐朝政府还视情况经常临时性地减免征收。当时的租庸调制明文规定，如果发生自然灾害可以减征税赋。减免税赋可以促使灾区农民恢复生产，进行自救，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唐朝的租庸调制，反映了古代中国的赋税管理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

租庸调制的顺利施行，是以户籍制度作为重要保障的，同时需要均田制的配合。均田制下自耕农民占有一定份额的土地是租庸调制存在的基本条件。一旦均田制破坏了，租庸调制存在的基本条件即破坏了。安史之乱后，唐朝人口大规模减少和流亡，均田制破坏殆尽，租庸调制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由此国家的赋税财政收入捉襟见肘。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建中元年（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各一次按财产多少统一征收税收，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对失地农民也有减压解放作用。

两税法提倡并征收财产税，这是赋税制度的一次巨大变化。两税法完全以资产（即土地和财产）作为纳税依据，改变和废止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徭役制度。这样将税收负担从丁身转移到资产上，一方面使税赋的征收趋于合理，另一方面使财政收入的来源更加可靠。

两税法中的货币赋税原则，适应和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创了中国古代财政史上以货币缴纳田赋的新局面，开始了中国古代社会赋税征收形式从实物赋税到货币赋税的转移。

但是，两税法也有弊端。根据中央政府支出来决定征收数量的政策，与当时主要是农业经济的客观事实并不相称；不以谷物为税收主要来源，会导致朝廷的关键战略储备不足；更为重要的是，朝廷对最终控制分配土地的职责权力不再重视，这就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趋激烈。两税制中，税赋以资产而非人丁为准，于是农民日趋沦为依附于地主的佃农，地方财富日益集聚，导致了地方权力渐渐扩大，朝廷的权力逐渐弱小。

唐朝之后，中国一直采用这种根据支出来决定征收数量的收税模式，直到清朝康熙年间开始实行“摊丁入亩”，才改为赋税以占有土地的田亩数为征收依据，理论上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摊丁入亩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标志着中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丁税）的废除。但是，没有土地的农民照样没有维持生活的办法，因为不得不承受地主阶级转嫁的各种社会负担。一旦无法生存下去，他们就不得不进行反抗，打碎封建土地私有制，争取翻身求解放。

与小农经济的土地、户籍制度相契合，与中央集权统治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兵民制度。

在中国历史的早期，生产力还很不发达，武力征战是生存方式之一，人人都是兵士，生产和作战日常融合在一起。周朝有了常备军，实际是士兵与农民合一的“农兵”部队，一般兵器都是农具，平时的农事就是操练进攻防御。

春秋战国是大征战、大变革时期，在各国变法中，都把军事制度向着利于打胜仗的方向进行了改革。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彰显军事的重要，各个国家奖励和重用有军事才能的人，世袭贵族掌管兵权的局面日渐削弱。秦国实行凭借军事功劳获得官爵的制度，打破了贵族世袭制度，调动了新兴军事将领阶层带兵打仗的积极性，军队战斗力空前提高，为横扫六国、完成统一奠定了基础。

西汉虽然不再直接将军功与官爵绑定，但充分借鉴了秦朝的军事架构，首先是继续推行中央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军队的最高统治权在皇帝手中。西汉还承继了秦朝的部曲制组织形式。大将军统领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屯下有队，队下有什，什下有伍。一部辖数曲，一曲一般为1000人，各级将领战时领兵打仗，平时负责军事训练。

西汉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实行征兵制，劳役和兵役合起来称为“徭役”。为了保证兵力充足，汉武帝以后，在普遍征兵制同时，又另有招募士兵和发配罪犯去当兵的制度。

公元前169年开始，汉文帝招募民众迁徙到边郡去屯田，同时规定在边郡驻扎的士兵也从事农业生产，这就出现了屯田兵制。到汉武帝时，西北边区大量增设新郡，建立屯田管理系统，屯田兵有警则战、无事则耕，形成了制度完备的特种兵部队。至东汉末年，曹操在许都（今河南许昌）附近推行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对于民屯，农民不得随便离开屯田，后来规定为“军户”，形成了士家制度。魏晋乱世时，大批走投无路的百姓甘做军户，由此催生了世代为兵的世兵制，到了南北朝时，世兵制度已经成为各政权养兵的一种基本制度。

除了世兵制度外，南朝的政权还采用募兵制来组建一些短期部队补充兵源。而北朝中的西魏权臣与北周帝王宇文泰推行军事改革，推出了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历时约200年。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自备武器和马匹从军打仗，政府在各地设置“折冲府”负责府兵的选拔和训练。

唐朝时，先是主要实行府兵制。唐中期以后，政府对土地、户口的掌控权不断下降，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难以为继，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府兵制逐渐被募兵制取代。区别于架构简单的府兵制，募兵制下的部队建制走向精细。自从边镇实行募兵制，中央控制军队的优势转移到了节度使手中，终致唐朝亡于藩镇自重，五代十国乱世随之到来。

宋朝实行募兵制，招募对象多为灾荒饥民，或以罪犯充军，还鼓励营伍子弟接替父兄当兵。但是，宋朝重文轻武到了极致，造成了练兵和调兵不力，最终导致被蒙古族军队灭亡。

南宋灭亡后，元朝将蒙古军事制度在中原进行建构，军队分为三个部分：王牌禁军、侍卫亲军、地方镇戍军。蒙古原属军队保持部落军制，主要兵源采取了军户制。先进行人口调查，根据财产和劳动力情况，财产多、劳力强的是上等户，其次为中等户，贫困又缺乏劳力的则是下等户；一般在中等户中指定一部分军户，专门出人当兵，其赋役豁免但总额分摊给其他民户，这样既保障了兵力又不失财政来源。到了元朝后期，军户不堪兵役，往往雇人顶替或者直接逃亡，军户制走到尽头。

明朝兵制采取卫所制、募兵制、世兵制三种模式。其中，卫所制借鉴了蒙古的地方戍边军队架构，即各地都督府下辖了许多“卫”，卫之下统千户所或百户所，世代屯田为兵，兵农合一。世兵制则是将门制度，军官代际承继，统领招募的或卫所的士兵。到了明朝中后期，“逃户”越来越严重，军队主力只能靠招募。

清军入关之后，没有再建卫所，但也借鉴了中原军事制度经验。清朝最主要的军事体制为八旗军与绿营兵，采取了世兵制与募兵制融合的方式。八旗军是清军崛起时的兵制，分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个部分。满族八旗军和后来建立的蒙古八旗军、汉八旗军，平时生产，战时出征，是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世兵制。清军入关后收编明朝降军和各省改编的队伍，使用绿色军旗，称绿营兵。除去留足“禁卫军”外，八旗兵分别驻守在京城和各省城镇要地，世兵制的绿营兵配合驻防，二者互相穿插交错，在全国构成军事控制网。后来，八旗贵族兵居功自傲、享受特权，逐渐走向腐败，绿营军也战斗力日减，乾隆后期已经变得不堪一击。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并席卷大半个中国，汉族官僚采用募兵制编练的私兵和新军成为晚清主要军事力量。然而，即使晚清重臣们穿好盔甲、不惜一切代价上战场打仗，也没有阻止清朝渐渐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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