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口授田的土地制度

治国安邦必须控制国家的财经命脉。古代中国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经济制度。首先体现在坚持土地资源国有制方面，即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总的来看，君上皇帝，也就是国家，始终倾向于控制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通过井田制、均田制等土地制度，将土地分配给国民使用。对于耕种土地的农民，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一方面是为了便于管理，另一方面是作为租庸调等赋役制度的根本依据，并由此构成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一般说来，每当农民的负担没有妨碍正常的再生产时，社会就会顺利发展。如果越出这一界限，则必然产生农民反抗剥削压迫的社会危机。而最根本的社会危机源自遏制不住的贫富两极分化、土地渐趋集中。一旦土地过于集中，必然造成大地主和失地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严重时就会爆发农民起义，虽然直接的矛头针对的是多占地的地主，但最终的结局是埋葬整个王朝，达到改朝换代。

井田制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其实质是一种以国有为名的奴隶主贵族土地所有制。这一制度出现于夏商时期，成熟于西周时期，春秋时逐渐瓦解。

井田是把大片耕地划分为多块一定面积的方田，先规划好这些土地，然后投入劳动力进行耕种。比如一个人耕种大约100亩，这100亩就是一个方块，称为“一田”。甲骨文中的“田”字便是由此而来。而“井”的原型来自当时对田地的规划形式。在对土地进行规划的时候，很多地方不是采用现在的十进制，而是采取九进制。因为把9块方田摆在一起，恰好是一个“井”字形，也计量为一“井”，井田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一井的面积是方一里；100井是方十里，叫一“成”，可容纳900个劳动力；10000井是方百里，叫一“同”，可容纳90000个劳动力。在井田的田与田、里与里、成与成、同与同之间有疆界，用来作为区分：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叫遂、沟、洫、浍；与渠道平行，还有宽窄不同的人行通道，叫径、畛、途、道。各种渠道的大小、深浅和通道的宽窄，都有一定的规格。

周朝的井田制，不仅是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还作为对庶民进行控制管理的计算单位。周王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也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一切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属于周王所有。土地是周王分封给诸侯的资产，周王对所封土地的授予和剥夺的权力，恰好体现了周王的权威。受封者要向周王交纳贡赋，这是基本义务。诸侯受封土地后，可以分赐给卿大夫，卿大夫可以再把土地分赐给士。受封的各级贵族们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以不能转让与买卖，只能在同姓家族内依照宗法关系世代享用和继承。

从所有制上看，夏商周时期实行土地公有、共同劳动，井田制是典型体现，它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演变而来。夏、商、周三代井田制逐渐有了从公有向私有过渡的特征。西周中期，土地交易已在贵族之间展开，这意味着土地私有制在贵族之间出现了。自上而下，实际耕作者的土地私有制也在萌芽。春秋晚期，井田制逐渐瓦解。促成这一变革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标志就是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因为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方法的推广，人们便有更多的能力去开辟之前没有开发的山林，兴修大型水利工程。

井田制最终崩溃，表现在经济制度、生产制度的设置上。当时统治者把井田分为三类。其中，留给自己的往往是最好的部分，比如位于河流附近、日照充足的平整土地，称为“公田”或“大田”，驱使奴隶集体耕种。距城市较近的郊区土地，分给和统治者同族的“国人”——他们住在“国”（即城市）里——耕种。国人不负担租税，只负担军赋和兵役。庶人只能分到距离城市较远、位置偏僻、土质瘠薄的坏田。庶人一般只能住在野外，甚至被叫作“野人”。他们每年在耕种自己那块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土地之前，要先在领主的大田上劳作，给领主耕种井田和服杂役，他们承担着诸如此类的义务，却没有任何权利。

西周中期，为了榨取庶人额外的剩余劳动，一些贵族强迫他们开垦井田以外的空地。这样开垦出来的田地，既不方正，也不纳税，叫作私田。贵族们渴望开辟和耕种更多的私田，便需要更大批劳动力投入。然而，之前那种强迫劳动、剥削殆尽的办法不能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于是，为了招徕劳动人手、激发劳动活力，一些贵族顺应新形势，改变剥削方式，如齐国田氏向民众借贷粮食时用大斗，而向民众征收赋税时用小斗；晋国韩氏、魏氏、赵氏则扩大耕种土地的面积却不增税额，以此收买民心。于是，奴隶们纷纷从公室逃往私门。他们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可以独立经营农业及有关的副业，向地主缴纳租税，于是产生了封建依附关系。封建的租佃关系兴起，引发奴隶们纷纷从公田逃亡，国家的公田无人耕种而变成荒原，井田制自然无力维持了。

《春秋》一书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为了增加收入，实行“初税亩”，规定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收税。“初税亩”的出现，率先承认了农民开垦的荒地归私人所有，是土地私有合法化的开始。随后，楚国、郑国、晋国、秦国等国家也纷纷进行税制改革，承认土地归私人所有。很快，井田制作为基本土地制度走向分崩瓦解。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井田制象征着天下为公、共同劳作、公共生活的“制度图案”。从战国到清代的历史中，主张对其恢复实行或修正实行的人不胜枚举。人们对井田制如此长久的热衷追求，根源在于小生产者自发的发展必然出现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的过程伴随着土地兼并，最后就会形成围绕土地问题的尖锐阶级矛盾，走向极端就会爆发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恢复井田制被认为是抑制土地兼并、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为了解决土地问题，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一种名为“均田制”的土地制度，国家对其掌握的土地按人口分配给小农进行耕作，土地为国有，部分土地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耕作者所有，部分土地在耕作者死后还给官府。不过，地主阶级的土地并不属于均田范围。

当时，中国北方长期战乱，百姓流离失所，人户锐减，田地大量荒芜，富豪兼并土地的现象十分严重。加之北魏初年封建中央政府掌握的人口数很少，严重影响国家赋税的征收。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北魏孝文帝依照汉人李安世的建议，颁布均田令，按人口数来分配田地。从此，均田制开始实行。

按照北魏颁布实行的均田制规定，凡15岁以上的男子，每人授给无主荒地40亩，女子20亩。因考虑休耕轮作，故授田时一般还按照休耕的周期增加一两倍，也称“倍田”。而拥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可以额外获得土地。奴婢同普通农民一样受田，人数不限，土地归主人。这些田地不准买卖，待到受田之人年老身死的时候，再把田地交还给官府。此后，北齐及隋唐也继续推行均田制。

均田制一般是国家征收赋税的依据。百姓从政府那里接受田地便有交纳赋税的义务，唐朝的租庸调制便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施行的。唐朝能在隋末大乱、农业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很快恢复社会富足，均田制功不可没。均田制还是当时军事制度的基础。隋唐的府兵制其实就是均田制下的寓兵于农，受田农民为国家当兵，成为府兵，府兵要自备粮资和一些武器装备，这便减少了国家的养兵费用。

隋唐的均田制与以前的土地制度的差别主要在于授田的范围不同。北朝时人口偏少而土地偏多，所以，奴婢和耕牛都可以受田，以求通过均田增加生产的目的。到了隋朝，奴婢受田就有限制了，而耕牛受田则被取消了；大业元年（605年），政府免除了妇女和奴婢的租调等税赋，也取消了对他们授予土地。唐朝时，奴婢及耕牛都不能受田。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此时人口众多，政府田亩不足分配。国家占有的土地少了，但是土地买卖的范围扩大了。官僚的赐田和永业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有迁移他乡等情况的，也准许出卖永业田。

均田制在实行中并未强行征用地主的私有土地，而是将官田特别是新征土地分配给百姓，因为它始终容纳或者说尊重土地的地主阶级私有制。它建立了一套限额交付和接受的土地制度，协调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和了被统治者的反抗，使劳动力与土地结合，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证政府赋役来源；同时，通过奴婢、耕牛受田（隋以前）或依照官品授永业田（隋以后）等方式，保障了贵族官僚和地主的利益。实行均田制，最重要的条件是朝廷需要掌握大量的土地。北朝时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人口大批迁徙或减少，产生了大量荒弃田地，朝廷才能有比较充足的田地授予百姓。随着经济的发展，荒地越来越少，人口越来越多，朝廷可授之田的数量逐渐减少，以致武则天末年均田制难以实行下去，已经形同虚设。

从制度本身来说，唐朝的均田制比隋朝的均田制完备得多，但唐朝的实行效果并不理想，根本原因在于唐朝可授田的总量不多，农民均田受田，一开始就达不到应该享受的额度，分下来的很多田地再返还官府的也很少。随着人口的增多和贵族官僚地主土地私有合法，大量公田被他们占有，政府可支配的土地越来越少。

均田令虽然限制土地买卖、强调占田不能超过一定限度，但农民往往受田不足、家产薄弱、赋役沉重，一旦有天灾人祸，他们往往破产逃亡、出卖土地，而且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均田制往往实施不久就会遭受破坏。在隋朝之前，均田制都是在施行之后就被破坏。到唐王朝初年，由于战乱平息、人口减少、大片土地荒芜，均田令才重新得以推行。但是，不久历史就重演了，唐高宗以后，均田制又逐渐被破坏。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两税法颁布，以原有的地税和户税为额度征缴税收，不问土地授予和交还的情况，均田制实际上宣告终止。

对于均田制的评价，史学家对其正面的积极意义给予充分认可。钱穆先生说，“此田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平。”首先，均田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生产。它使大批无地的农民获得了无主的荒地，百姓有了安居乐业的基础，不再流离失所，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和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均田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均田制实际上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但它在不触动封建地主利益的前提下，使得农民摆脱了豪强大族的控制，直接编入朝廷的户口，大大增加了政府控制的自耕小农阶层的人数，保证了国家赋税和徭役，从根本上巩固了国家政权的统治。最后，均田制大大推进了当时各民族的大融合。特别是在北魏时期，那些内迁各族纷纷改变游牧生活方式，向农耕生活转变，得益于均田制度，他们有了持续安定的生产生活，民族大融合的高潮到来，这与实行均田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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