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威四海的外交制度

中国古人最初认为天下有华夏和蛮夷之分。在周朝，王室和它的分封国是华夏，除此以外都是四海的蛮夷。君主治理国家，就是要用先进的文明感化其他族群，让他们归附自己，只有蛮夷进犯作乱才征伐消灭他们。统一秦帝国的建立，奠定了与四海蛮夷来往的新秩序。

秦汉时期的中国是开放的。秦始皇到北方去征讨匈奴、巡游边疆，有寻找天下边界的企图。当时的中国深刻影响了今天朝鲜半岛的文明。日本列岛的百余个国家中，有30多个小国与汉朝有互派使者的关系，水稻、铁器、丝帛等传到日本，日本考古发现的一些工具、器皿的制作也同汉朝相似。越南与古代中国的关系更是紧密，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军征服南越，设立三郡，其中象郡就在越南北部。在汉朝，铁器、农耕技术、水利技术也传到今天的越南半岛。

秦汉时期，对外交往的盛举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辟。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率领100多人首次出使西域，初衷是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张骞还将其亲身游历葱岭、中亚、西亚，以及安息（伊朗高原古代国家）、印度诸国的地理和人文等情况向汉武帝作了说明，开阔了汉朝统治者的对外视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率300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数千万，牛羊万头，第二次出使西域。此行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带去了丝绸、瓷器、造铁等技术，西域各国的葡萄、石榴、胡麻、苜蓿等植物随之传入中国。各国从此经常互派使者，双方贸易得到发展，“丝绸之路”上出现了邮驿和商客繁忙的景象。

张骞通西域，印度的佛教获得传入中国的通道。汉朝统治者对异域文化并不排斥，有的还充满好奇。东汉明帝特派官员到天竺迎取佛经，在西域碰到了两位天竺高僧，就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洛阳。汉明帝隆重接待，专门下令“白马寺”作为译经僧院，在此译出了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

魏晋南北朝是战乱分裂时期，但海陆交通却有很大改善，对外交流更为发达和自由。东晋高僧法显在65岁高龄时从长安出发，经西域到天竺取经，历时14年归国，还将西行见闻写成了《佛国记》，第一次对信风和航船进行了详细描述记载，丰富了东汉与印度、波斯等国的海上贸易经历。

佛教作为异域文化传播到中国后，统治者的态度大都是宽容的，有的还予以支持，免除僧院赋税徭役，甚至引以为官方信仰。但是，历经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的“灭佛”运动，强化了佛教必须尊重皇权的政治原则。

隋唐时期对外交往活跃。唐太宗宣扬“四海一家”，打破了传统的“华夷分界”偏见，被尊称为“天可汗”。贞观元年（627年），唐僧玄奘西出玉门前往印度，到佛教中心那烂陀寺求取真经。17年后他回国，受到唐太宗的隆重接见。玄奘著成《大唐西域记》12卷，记述他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风土人情，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天宝元年（742年），日本僧人邀请唐僧鉴真到日本弘法，鉴真先后6次东渡，终于在天宝十三年（754年）到达日本，他带去了大量书籍文物，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宋朝文化高度繁荣，重文轻武。当时北方并存着强大的辽、金等政权，他们不断骚扰宋朝的边境。宋朝采取和、战、守的弹性外交，订立了自古以来最多的和约，规范外交礼仪，交换使节，在边界开设榷场贸易，保持着经济文化的开放性。

元朝对外文化交流呈现出新局面。大蒙古国地跨欧亚，许多外国商人和文化人来往频繁。其中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最为有名，《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朝奉行对外“不侵占”的和平外交政策，基本上也是开放的。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一方面显示国力强大，提高了明帝国的威望和地位；另一方面宣扬国家之间和睦相处，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郑和的船队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传到西方各国，而西方的大象、犀牛、长颈鹿、狮子和宝石、珊瑚、胡椒以及香料等物也随船队来到中国。

中国的闭关锁国源自倭寇侵略。倭寇是对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各地和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的泛称。元末明初，倭寇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中国采取了海禁政策。为防止沿海反叛势力与倭寇私通，明洪武帝颁布了“禁海令”。

清朝建立后延续禁海令。顺治十八年（1661年），朝廷进一步下达“迁海令”，强迫海岛和沿海居民内迁30至50里，并且设界，不得逾越，以保证“禁海令”的施行。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郑氏降清，次年康熙帝废止海禁，开放海上贸易，与日本以及东南亚的商贸往来逐渐增多。

顺治至康熙初年，欧洲的荷兰和英、法、葡萄牙等国，相继与清朝建立贡市贸易关系。但是，清政府担心外商贸易会危及沿海治安，所以乾隆帝时再次厉行限制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下令外国船只只能在广州收泊贸易，仅由广州十三行负责与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这是清廷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制订实施了《防范夷商规条》，规定了“防夷五事”，使闭关政策形成为国家制度。

清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同时面对着汉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随着统治日深，清朝最高统治者认为，儒学是“道”，西方科技是“术”，应崇尚“道”而不必重视“术”。乾隆时期，清朝统治集团彻底汉化。乾隆把“康乾盛世”推向顶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的自信也到达极致。在他的视野里，大清是世界的中心，所有的外国都是外族蛮夷，科学技术都是过于奇特巧妙而没有益处的技艺，不足以学习借鉴。文化的狭隘主义和封闭主义决定了清王朝必然与西方决一死战，其结果就是鸦片战争失败，中国有了一段被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奴役的悲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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