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到达中国的耶稣教士中代表人物有利玛窦。当时是公元十六世纪末叶。天主教会批准成立的耶稣会是天主教会中传播天主教的得力干将。他们之所以如此大力在海外进行传教活动，因为在西欧宗教改革运动中天主教会已处于难堪处境。借着地理大发现的机会，天主教穿洋渡海，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重振自己的声名，扩大自己的势力。

但中国的人文环境毕竟与信仰上帝的西方文化大异其趣，从一开始，利玛窦等传教士就对此异常清楚、警慎。耶稣会传教团的总策略是：首先赢得士大夫阶层的友谊以便最终打入宫廷，一旦皇帝承认，那么基督在中国立身便会成为现实。传教士们对中国社会的严重等级制度是很了解的。

尽管总策略定了下来，但传教士们一开始仍然走了些弯路。他们曾乔装佛教僧侣模样并采用和尚名字，期望用这种方法渗入中国，诱使中国人归化。但不久他们发现，和尚在中国的地位并没有教士在西方那样高，于是他们脱下僧衣改成士大夫阶层的扮相。

这种装扮使传教士们再也没有了宗教界人士的气味，更象西儒了，他们成了道德家、哲学家和学者。利玛窦不仅在外形上下功夫，他还请人给他讲说经史，并且对《四书》做了研究。利玛窦在众多传教士中声名最好，是因为他智慧过人，他能正确地说、写汉语，能够谙记“四书”，有着丰富的数学知识，对哲学、道德方面的问题有独到的理解。而利玛窦做的这一切都不过是在运用手段吸引人的注意、博得人的好感。

传教士们所采取的众多策略中，有一种是他们经常随身携带着一些新奇东西，如望远镜、翼琴、西洋画、自鸣钟等。这些东西让当时的中国人觉着他们不只是学者，而且是地理学家、天相家、画家、工程师或者是巫师术士。

这种种策略的确使中国当时相当部分士大夫对这批传教士怀有好感。但即使这样，传教士们仍然没有达到他们此行的目的，他们心中的基督仍然没有在中国人心中播下种子。

所以他们感到最棘手的并不是怕吸引不了中国人，而是以何种方式布道。最初，传教士们想在一个地方修建一座教堂，但后来他们放弃了这种想法，而采取十六世纪中国最流行的书院讲学形式，小心翼翼地在讲谈中流溢出一些基督的奥义，或者介绍性的讲一讲基督教基本教义。另外，利玛窦曾用极有文采的汉语写了本《天主实义》。这本书颇受中国士大夫们的好评。

利玛窦写这本书费了很多心思，他想方设法地引证中国典籍，来说明西人的上帝概念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尽管中国士大夫为此感到很惊喜，但他们理解的上帝毕竟不同于西人的基督。可利玛窦认为这是将中国人渐渐引向上帝的唯一办法。另外，在《天主实义》里，利玛窦攻击了佛教教义，这又恰恰投合了当时中国部分士大夫重事功、轻玄义的心理。

传教士们纷纷编写布道的小册子，对中国古代典籍生拉硬扯，说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全能上帝的教诲，是因为记录不全、流失不见，或是被秦始皇焚烧掉了。

这种种传布、说法尽管并没有赢得士大夫们的内心信服，但却获得了他们更深的好感。因为这些外国人毕竟了解自己熟读的古代经典呵。

但利玛窦等传教士的作法，在十七世纪初遭到了日本和中国教区天主教卡尔瓦罗的申斥。他认为利玛窦等人对中国人太过顺从，而主张加快传教进程，直接从底层做起。于是，传教士们便纷纷将力量转向底层平民，再也不谈哲学、道德，而大讲天堂地狱之说，这引得平民纷纷入教。这一现象引起了官僚们的不安，认为如此下去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十七世纪，士大夫阶层再也不对这批外国传教士有所好感了。他们认清了传教士们别有用心。从而在公元1617年对传教士采取了第一次迫害行动。

耶稣会士在中国的这次传教，尽管利用了很多策略，但最后的结果并不如人意。这次传教失败的原因复杂，难以尽述。但这次传教的意义却重大。这是中国同西方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这也是西方第一次稍微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经典文化，这对西方十七世纪的风尚、十八世纪的哲学都有较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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