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义，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党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较快地恢复工农业生产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各项工作都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历史发展有强烈的惯性)，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左”的错误，因此使拨乱反正的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直到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仍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进一步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和恢复老干部工作受到阻挠。面对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强烈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要求，华国锋等不是顺应民意，打破禁锢人们思想的左倾教条，反而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这个方针首先出现在1977年2月7日发表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谕地遵循。”在3月14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再次重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如果照这个坚持个人迷信的教条主义方针办理，拨乱反正的工作就会夭折，人们的思想得不到解放，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开创新局面。

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于1977年4月10日写信给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在5月24日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特主义的问题。”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新华社转发了此文;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全文转载，引发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虽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某些负责人对这一讨论“不表态”、“不介入”，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在一些场合指责这一讨论“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但是，他们的压制没能阻挡思想解放的洪流。邓小平(已于1977年7月恢复职务)、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党中央多数领导同志都支持这一讨论。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他再次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个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和主要负责人都发表文章或讲话，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全国报刊等传播媒介，除《红旗》杂志按兵不动外，都积极投入这一讨论，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这一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铺平了道路，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党中央领导人，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共210人。这次会义的原定议题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关于加快农业生产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中央政治局决定，会议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首先就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讨论。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同意果断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保证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批老同志在会上提出，要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指出，中央要考虑解决一些影响大、涉及面广的历史遗留问题。薄一波等61人被错定的“叛徒集团”应予平反;陶铸、王鹤寿等被错定的“叛徒”案件应予平反，不能留尾巴;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结束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的不正常现象;要肯定彭德怀对党的贡献，把他的骨灰移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是“伟大的群众运动”;康生的错误很严重，应该给以批评。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会议的广泛赞同，把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谭震林等提出为“二月逆流”、“右倾翻案风”等冤案平反。还有一些同志对谢富治的严重错误提出批评。会上，一些同志批评了华国锋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并对两年来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失误提出批评，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等问题提出建议。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讨论，会议决定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几个重大问题，如“天安门事件”、“右倾翻案风”、“二月逆流”、61人“叛徒集团”以及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人的问题，彻底平反，并撤销有关文件，决定对康生、谢富治进行审查。会议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事问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的意见，提请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会议讨论了农业必须纠正“左”的错误才能加快发展。会议讨论和修订了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在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于11月15日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邓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讲话谈了四个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纠正冤假错案，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华国锋在闭幕会的讲话中，对“两个凡是”问题检讨说：他在去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两个凡是”的话，说得绝对了，束缚了大家的思想。当时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12月18日到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了这次会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全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则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毅然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社会主义的“左”的方针，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立即行动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进行新的长征。

在经济建设上，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继续改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克服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严重缺点，有领导地实现权力下放;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他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和作用等。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问题，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全会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为必须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前的重大冤假错案，决定为“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平反，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这个任务要继续抓紧完成。会议认为，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的胜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集体领导，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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