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起义，这是中国人民一次自发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性斗争。

义和团原名“红拳会”、“义和拳”，是山东、河南一带农民长期进行反对清朝统治的一个秘密结社，又是江湖游民和贫苦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的互助团体。它是白莲教别派八卦教的一个小支派。乾隆中叶，八卦教的分支清水教就组织了义和拳武场。后来被清朝统治者视为“邪教”，严加禁止。但是，义和拳的反封建斗争并未因此停止。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义和拳从反清秘密结社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

1899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贤出示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同年10月后，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称它为义和团。随着反帝斗争日趋高涨，义和团的群众基础也迅速扩大。

义和团首先在冠县一带展开斗争。冠县梨园屯的天主教民在法国传教士的指使下，与村民争玉皇庙基，并于1897年春在旧庙基上重建教堂，结果激起众怒。村民阎书勤等人率众驱逐该村教民，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他们还邀请直鲁交界处的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1897年4月，赵三多率领拳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传教士要挟清政府切实镇压拳民。山东巡抚张汝梅愤恨教士持强相压，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1898年11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今属河北威县)竖起“助清灭洋”旗帜，率众直攻红桃园教堂，随即东撤临清，沿途发展到千余人。随后，队伍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等率领，活动在直鲁交界地区;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力量扩展到直隶南部。

此后不久，义和团很快又在茌平、平原、禹城一带活跃起来。仅茌平一县，“习拳者多至八百余处”。茌平拳民首领朱红灯、禹城拳民首领心诚和尚，在斗争中相互声援，使禹城、茌平、平原等地的义和拳联成一气。1899年秋，平原杠子李庄教民地主李金榜荒年存粮不借，并借故欺压拳民首领李长水，因而发生冲突。李金镑到平原县诬告群众“闹教”，知县蒋楷派差役到杠子李庄逮捕群众数人。李长水邀朱红灯相助。10月，朱红灯将蒋楷的马队击退，乘势攻打恩县的教堂，继而率队到达距离平原县城18里的森罗殿。蒋楷向毓贤告急。

毓贤于1899年3月升任山东巡抚，曾先后8次下令禁止义和团。但他充任山东地方官20多年，深知省内“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的真情。毓贤接到蒋楷的禀报后，立即派袁世敦等率兵来到平原，令其“出示开导，务期解散”。然而，袁世敦违令于18日晨追至森罗殿附近，开枪击杀群众多人。朱红灯指挥拳民冲出重围，转回茌平。他与心诚和尚等团民首领议定了大闹茌平、影响邻县的行动计划。当地官员多次禀报毓贤。

毓贤在处理平原事件的奏报中，建议清政府将镇压团民的蒋楷和袁世敦撤职，对义和团“善为安抚”，以“收为干城之用”。

因为毓贤对义和团采取了由“剿”变“抚”的策略，所以他后来被帝国主义指为纵容义和团的罪魁祸首。美、法等国驻华公使压迫清政府撤换毓贤。毓贤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899年11月派兵前往鲁西北保护教堂，逮捕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12月，清政府屈从帝国主义的意旨，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袁世凯本意是到任后即严厉镇压义和团。但就在袁的任命颁布不久，慈禧立端王载漪子溥隽为大阿哥，企图取代光绪。各国公使拒绝入宫庆祝，表示不予承认。慈禧十分不满，产生了利用义和团的想法，不希望袁世凯改变前任政策。因此，当袁世凯率领武卫右军到达山东后，清政府便接二连三地严颁谕旨，令他推行“以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的方针。

1900年1月，清政府发布一道上谕：它要地方官吏今后“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这道上谕，无异承认义和团是“自卫身家”、“互保间里”的合法团体。袁世凯刚到山东不久，脚跟还未站稳，又受到朝内一些主抚官员的弹劾，不敢违旨。但当他在1900年春初步稳住阵脚后，便不再顾及清廷的严令，吁请镇压团民。当时有人建议清政府把义和团改成团练。袁世凯坚决反对，极力向清政府强调义和团“止有拳会之名，本无乡团之目”，主张“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与此同时，袁世凯派兵围剿团民。各路团民死伤惨重，首领王立宫等人先后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人的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斗争。

正当山东义和团被袁世凯镇压的时候，直隶的义和团又掀起新的斗争。

直隶是清朝封建统治的中心，也是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强大的地区之一。天主教和耶酥教遍布全省城镇，共有大小教堂两千余所。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不断反抗教会欺压，参加的群众非常广泛。赵三多、阎书勤在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1898年冬，大名府枣强县就组织起义和团竖起“助清灭洋”旗帜，捣毁了县城北面的教堂。1899年河间府景县也出现了义和团，并攻打直隶南部朱家河天主教。1900年春天，山东少数团民转移到直隶南部，当地人民纷纷邀请他们前往设坛授拳。数旬之间遍地皆是。

直隶总督裕禄派统领梅东益率部前往镇压，并要求袁世凯派兵会剿。在裕禄和袁世凯的联合镇压下，这些地区义和团的实力大损。

1900年春天，义和团逐渐向直隶西南各州县发展。义和团还冲破种种障碍，向保定地区推进。从保定向北发展到新城、定兴、涿州一带，进入北京;向东发展到雄县、霸县、静海等地，进入天津;从而在京、津、保一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斗争中心。

在1900年初春，北京城内就有了义和团的活动，在东单附近的于谦祠堂，出现了北京义和团第一个坛口。从附近州县来到北京城的零星团民不断增加，北京居民参加义和团也日渐踊跃。

这时朝庭内部对义和团的态度分为两种：一种主张利用义和团对付外国侵略者，另一种是主张镇压义和团。这时的慈禧，即没有信心镇压义和团，又不敢利用义和团抵御外国，于是，决定用和平解散义和团的办法来阻止列强的武装侵略。于是，1900年6月5日，慈禧派人前往涿州等地劝说义和团解散，并严令清军“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6日，她又加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颁布上谕，宣布对拳民教民“一视同仁”。然而，刚毅想利用义和团，到涿州后不仅默许义和团合法存在，而且强令清军停止镇压，还撤走了正在与义和团作战的部分清军。慈禧策略上的转变和刚毅禁止镇压义和团的举动，使地方官员不得不相继停止军事行动，聚集在京郊各地的义和团趁势进入北京。6月中旬以后，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态度更加明朗，团民便得以大批进入北京。北京城内的广大手工业者、贫民及部分清军积极参加义和团。到6月下旬，全城坛口已有1000左右，人数逾10万。

义和团的武装斗争，阻碍了帝国主义集团对中国的侵略进程，他们的反抗斗争一直延续到1902年。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当时起了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本来列强已经把中国看做是任意宰割的对象。但是义和团运动却使他们看到，中国社会的底层竟然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认识到直接瓜分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当时面临的亡国危机，起了挽救作用，而且它又成为此后中国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直到完全胜利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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