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我国浩瀚的西部戈壁沙漠的上空，蓦地响起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接着一团团放射着灼人强光的蘑菇云腾空而起。这震撼世界的惊雷向人们宣告：中国人民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原子弹试爆炸成功的喜讯，周恩来总理首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参加《东方红革命舞蹈史诗》的全体演出人员宣布。大厅里立即回荡着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一阵又一阵的口号声。参加演出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学生们、文艺工作者们，欢呼啊，跳跃啊，眼泪涌出来了。国家万岁!民族万岁!
这颗蘑菇云，是怒放的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之花，是大团结协作技术攻关结下的硕果。中国科学院是科研战线的主力军，他们组织了30多个研究所，承担了400多个研究课题;一机部动员了200多家工厂、15万台设备和仪器、仪表。二机部动员全国直接、间接参加“596”计划的人数，多得恐怕难以计算出来。大协作、分秒必争、争质量、争效率，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中国人民的信念和力量。
核燃料精炼加工，是在苏联撤走专家缺少生产技术资料的情况下进行的。设计、科研、生产、土建、安装的工程技术人员紧密配合，群策群力，日夜奋战，两个月时间，就拿出比苏联原来设计方案少四分之三、节约投资一半的厂房，并仅用1年时间，就建成投产，生产出了合格的产品。
原子弹爆炸的成功，给几亿中国人和2千万海外炎黄子孙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和喜庆。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在他写的《旅美30多年的感受》一文中，曾经有这样一段质朴无华的描述：“消息传出的那天，我整天的生活和感情都被这个喜讯淹没了。我在家收听着所有的新闻报道。走在路上，更神经过敏的感到路人都因为这个新闻在注视我这个中国人。以前，我对这些美国人偶尔因为少见多怪对东方人报以好奇的眼光很有反感。那天却希望着被人另眼相看，为这种注视感到自豪。”旧中国贫弱，国际上没有什么地位。华侨在异国他乡漂泊，被人看不起，称为“三等公民”。新中国的崛起，原子弹的怒吼，给海外赤子送去了福音。
世界上有很多巧合的事情。在中国原子弹试爆的前一天——10月15日，在苏联，赫鲁晓夫这个显赫一时的政治巨头，戏剧性的被撵下了台。这又是一个爆炸性的政治新闻。
中国原子弹升空和赫鲁晓夫下台，这两件不同的事，被人硬扯在一起为“一个上天，一个下地”。赫鲁晓夫的“卡脖子”，对中国造出原子弹，从反面起了一些促进作用。毛泽东主席曾幽默地说：“给要赫鲁晓夫先生发一个1吨重的大勋章!”
我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大大地加强了国防力量，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是我国打破核垄断，粉碎核讹诈，保卫世界和平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我国一贯主张原子能要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为民造福，反对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战争和侵略政策。中国政府反复声明：“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
“……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要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
党中央和国务院把钱三强、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彭桓武等召来北京，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在中南海举行庆功宴会。军委副主席兼副总理陈毅、聂荣臻两位元帅作陪。周总理与他们一一握手、并举杯祝大家身体健康。
中国的核研制起步较晚。建国之初，面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军事讹诈和战争威胁，中国不得不花很大的力气研制自己的有效防卫手段。
1956年，根据周恩来总理主持制订的我国第一个科学规划，组建了空间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及建设试验基地，为空间技术发展开创了条件。
9月，李富春副总理应邀访问莫斯科时，向苏联政府提出有关核武器的技术援助问题。苏方拒绝了中方的要求，只答应为中国培训50名技术人员。
10月8日，国防部第5研究院成立，它是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中央军委任命归国不久的著名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教授为院长。
中国政府负责研制先进武器系统的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
聂荣臻元帅手下有一批国内的和建国后陆续回国的颇有才华的物理、力学、数学、化学、火箭等方面的专家，象钱三强、陈能宽、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华罗庚、钱学森、邓稼先、周光召等。他们是新中国火箭、核武器研制方面的骁将。
要生产原子弹。首先要解决原料问题.我国地质部门，在1955年就开始铀矿资源的勘探。被称做工业尖兵的地质工作者披荆斩棘出没在荒山野岭中，开始用比较落后的手段寻找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
1957年10月，由聂荣臻元帅，陈赓大将和宋任穷上将等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与苏联政府代表团举行关于在火箭、航空、原子弹制造等领域对中国援助的会谈。
经过35天谈判，会谈取得了成果。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苏方正式同意帮助中国发展尖端武器，答应在火箭、航空等技术方面援助我国，并向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但是，苏联提供的是一些过时的导弹和设备。中国科技人员发现，苏联卖给我们的两枚导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红军从德国人手中缴获的200枚V—2导弹中的两枚。地面设备也是他们淘汰的，不少是拆下来的旧设备重新上漆后卖给我们。
而中国向苏联提供的矿产品有：锂砂10万吨，铍砂3.4万吨，硼砂5.1万吨，钨砂27万吨，压电石英32.9吨，水银7730吨，钽铌砂39吨。这些矿产品中，许多是发展尖端科学、制造火箭和核武器必不可少的原料。
1958年初春，邓稼选被召进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办公室，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参加研制中国的第一枚原子弹。是年秋，中国筹建核武器研究设计院。邓稼先曾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普都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他从此“失踪”了。由于他太年轻，人们戏谑地称他为“娃娃博士”。他被破格任命为该院重要的理论部主任。他曾作为聂元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
邓稼先的当务之急，是要组织一支精悍的、能吃大苦耐大劳、不求名利、能打硬仗的队伍。这些条件过于苛刻了，个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在北京的60几所高等学校中挑选理想的毕业生，他为此花去了3个多月的宝贵时间。他的收获是相当可观的，筛选出28名比较理想的懂科学的年轻专家。这支科学攻关队伍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他们在邓稼先的指导下进行原子弹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边干边学，分成爆炸力学、中子运输、核反应、中子物理等若干小组进行协同攻关。高度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使他们早起晚睡，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投入到研究之中。院领导一项困难的任务是晚上催促同志们走出大楼回去信息。
邓稼先在接受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任务以后，他和他的战友们就在戈壁滩上，经历了多少个春秋、多少个寒暑，为了祖国的安危和国防建设，付出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从试验基地的建设到原子弹的理论计算，从试验材料的准备到各种数据的验证处理，从核装置的各种零部件的研制生产到核爆炸的数据测试，无一不倾注了邓稼先的心血。由于长期的紧张工作和辛苦，邓稼先的健康每况愈下，多次晕倒在试验现场。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绉纹，大戈壁的风霜雨雪，染白了他的鬓发……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可没有这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10年功夫完全可能。
1959年，我国科学家们把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计算的轮廓已初步勾画出来了。要制造原子弹，光靠理论设计是不够的，还要进行工程结构设计、加工组装、实验测试到定型生产、大气试验和地下试验等等诸多庞大复杂的工作。
1958年，中国的原子城在西北某地破土动工。中央调任祝麟芳担任厂长，1950年7月从美国回国的化学家姜圣阶担任总工程师。
同时，还组建核试验基地。聂元帅向中央军委推荐张蕴钰将军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
1958年8月，以常勇为政委、张志善为大队长的试验勘察部队开到甘肃敦煌，于11月中旬勘察完毕，按苏联专家的要求敲定了试验场区布局。
1958年11月21日，根据苏方建议，将试验中心区移到罗布泊地区，并派1万多官兵开进多年沉睡的荒漠，开始极为艰苦的基地建设。
中苏关系从赫鲁晓夫上台后，就日趋紧张。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地撒毁了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中苏关系急转直下，已面临全面分裂的局面。后来得知，当时苏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已将原子弹的样品包装好，正待运往中国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扣留这批武器。
中国有关部门已经为原子弹教学模型的阵列盖好了房子。他们不时派人去火车站，看看是不是已经运到。但是，他们一次次地失望，空手而回。
一天，二机部副部长刘杰把邓稼先找去吹风说：“你要有思想准备，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要自己干。”我们将要独立地进行大量的理论计算和各项实验工作。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险恶的国际环境，导弹、原子弹研制和试验要耗去国家的巨大财力。鉴于当时很糟的国民经济形势，国防科研经费要大量压缩。一些同志认为困难太多、太大，国防尖端技术发展应该放慢步伐，否则国家承爱不了。还有少数同志主张干脆停止搞尖端战略武器，只搞常规武器，多造一些飞机、坦克、大炮……1961年7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国防工业会议。研究以导弹、原子弹为主的国防尖端项目是“下马”还是“上马”。
8月的一天，党中央的领袖们来到中南海小会议厅开会。听取聂元帅关于北戴河国防工业会议上继续研制导弹、原子弹的汇报。上马意见首先得到了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陈毅元帅的强有力地支持。
陈毅曾多次幽默地讲，作为外交部长，他深感到后台不硬。如果中国能制造出导弹和原子弹，那么他就有了强大的后盾。他讲话也就更硬气多了。国际政治向来以实力为出发点，从某种意义讲，外交工作就是“实力外交”。
聂元帅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派张爱萍上将深入科研第一线调查研究。张爱萍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风餐露宿，跋涉在戈壁草原之中，有些地方比他当年走的长征路好不了多少。他从南到北出现在各个重要的国防科研基地，找领导和研科第一线的同志商量讨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在写给中央的调查报告中提出：只要中央下决心，我们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在较短的时间里造出原子弹。这篇报告太激动人心了。
在邓小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书记处会议上，书记处的同志们一致支持加快中国核研究步伐的决定，为核研制大开绿灯。邓小平对具体负责工作的同志说：“你们大胆去干，成功了是你们的，失败了是我们书记处的。”
经过两年的理论建设，在邓稼先的指挥下，用中国式的计算机模拟原子弹爆炸的全过程。当时，他们拥有的最先进的运算工具，要数新装备的乌拉尔电子计算机，每秒钟也只能运算几百次。
不久，邓稼先又组织了一次由8位科学家组成的研究班子。邓稼先任主任，著名科学家周兆召任第一副主任。
经过科学家们的艰苦努力，原子弹的研究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为了加强原子弹的研制进程，从组织上加强领导，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宣布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央15人委员会。周恩来立即命令张爱萍率一支专家小组，详细了解我国原子弹研制情况，并向中央上报实施方案和完成任务时间表。
1963年10月，由张爱萍和程开甲主持，在北京郊区进行了炸药化学爆炸，检验了全套测试监控设备。年底，邓稼先和朱光亚等人已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制。
在试验场上，张蕴钰指挥工兵团树起了103米高的铁塔。铁塔四周，设置了两个机场以及机群、坦克群、大炮阵地、房屋建筑、铁路桥梁等;在不同的距离，放置不同的飞禽、走兽，还安放了各种状态的完全暴露和半暴露的障碍物和简易工事;这些设置有的面向爆心，有的背向爆心。在铁塔周围200—2000米的范围内，各种“效应设施”应有尽有。试验场区内，各种指挥所、观测站，都已准备完毕，等待着起爆命令。
经毛泽东、周恩来的批准，起爆零时定在1964年10月16日15时。
现场总指挥张爱萍。指挥所设在孔雀河畔山丘上。一线指挥所由张震寰任指挥。
10月14日19时，组装好的原子弹吊在铁塔上。
16日凌晨6时30分，不必要的人员撤离现场。
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和李觉将军、工人赵维晋乘一辆吉普车来到铁塔下，把原子弹的心脏——xy小球接插上。
10时整，张蕴玉和李觉将军郑重地在操作规程表上签字。
气氛紧张。指挥所里的气氛似乎划火即可点燃。人们一边期待成功，一边又强烈的焦虑和不安。
总指挥张爱萍发出最后指令。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韩云梯按下启动电钮。
19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计数从10运转到0时，一声巨响震天撼地，刹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云蒸霞蔚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张爱萍的心简直要跳出胸膛，他高兴极了。总指挥拿起桌上的电话向几千公里之外报告：“报告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获得了约等于2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核裂变能量。中国仅用5年的时间，靠自力更生，以急速的步伐迈入“原子俱乐部”的大门。毛泽东东的科学预见再次被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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