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1937年4月，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检查官对沈钧儒等七人提起“公诉”，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他们投入监狱。这一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1937年6月25日，宋庆龄等十六人向上海新闻界发表书面谈话：“为了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七位先生这一案子，现在我们已向江苏高等法院进了状纸，准备随时进监狱去，我们并且发起了一个救国入狱运动。我们想用一切方法来争取救国无罪。”在发表谈话的同时，宋庆龄他们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我们准备去入狱，不是专为了营救沈先生等。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仅是沈先生等七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我们都为救国而入狱吧!中国人都有为救国而入狱的勇气，再不用害怕敌人，再不用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强烈的反响，全国各界纷纷响应，踊跃参加，视入狱如归。风起云涌的救国入狱运动，给予国民党反动派以更强大的政治压力，因为这一运动是宋庆龄所发起的，而且采取和平合法的斗争形式，国民党反动派也无可奈何，不敢公开干涉和镇压。7月5日，宋庆龄怀着愤怒的心情，带着简单的行装来苏州，要求江苏高等法院对她收押。同行的还有诸青来、彭文应、汪馥炎、张天翼、潘大逵、胡愈之、张定夫、张宗麟、沈兹九、陈波儿、胡子婴等十一人，也都带着行装，他们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发觉，在上海是分别进入车站上车的，上车后分散坐着，好象不认识的样子。到达苏州后，他们在宋庆龄率领下到江苏高等法院见院长。法院先由一庭庭长朱树声出面接待。宋庆龄指责说：“我们有事要找院长，他为什么不见?就是蒋委员长，我们要见也是可以的，他都要亲自出来，院长为什么不出来?”院长被迫出来相见。宋庆龄义正辞严地说：“如果他们七位因主张抗日救国有罪入狱，则我们十余人亦应共同负责，一同坐牢;如爱国无罪，则应同享自由，立即释放他们七位。”中外报刊都以很大版面报道了宋庆龄等赴苏州请求收押审讯的谋略和行动，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狼狈。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于7月31日释放了沈钧儒等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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