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提出来的。所谓“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标准的提出，是为了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全面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这是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谋略。早在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的谈话中就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979年10月30日，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又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和吸引力的不断增强，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标准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尽管生产力标准正式写进了党的十三大报告，但仍然有些人持怀疑态度。他们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的形势，顾虑重重，害怕“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迈不开步子。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于1992年春在巡视南方的谈话中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讲话，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应科学地掌握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如果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能够实现“三个有利于”，有什么理由说它姓“资”而不姓“社”呢?反之，如果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不能实现“三个有利于”，硬要给它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又有什么意义呢?邓小平关于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提出后，极大地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提高了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冲破了“左”的禁锢，进一步激发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逢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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