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逐步建立的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及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影响，使农村经济体制存在许多弊端：管理高度集中，农民没有自主权。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体制，把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为一体，政企不分，追求公社的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管理高度集中，其次，搞“以粮为纲”，单一经营。种什么作物，都要自上而下地层层下达具有指令性计划，生产单位和农民无权自主安排。在收益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严重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不能充分调动起来，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慢，发展收入增长不快，直到1978年，全国仍有一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生活非常困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开始了对农村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主要改革：

第一，改革生产经营体制，普遍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联产承包制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是联系生产的最终成果——产量或产值，来考核生产者的工作，并依此支付劳动报酬。从1978年以后，农村的联产承包制经历了联产到组、联产到劳、联产到户(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四个阶段，约四年至五年的时间。包干到户，就是农户的劳动成果在完成国家税收和收购任务，上交集体提留及其他费用后，全部归自己所有，不再经生产队分配。这使责任更明确，利益更直接，方法更简便;使农民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而且是一个经营单位，因而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解决因联产承包而造成的土地分割过于零散等弊病，政府又因势利导地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应向种田能手集中土地，逐渐形成适度规模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不断完善家庭经营。为稳定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政府多次强调，农民家庭经营长期不变。同时规定，可以延长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允许承包地有偿转让，鼓励农民增加土地投资以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

第二，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设。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设的改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各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改为乡，实行党政分工、政企分工。首先建立乡党委。乡党委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负责对全乡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其次是把人民公社中的政权职能分离出来，建立乡人民政府。乡政府是农村的基层国家行政机关，领导全乡的经济工作。这包括：督促经济建设规划的实施，落实上级政府下达的生产计划和交售任务，保证各项税收任务的完成，管理乡级财政等。再是改革农村干部制度。首先确立了有利于工作、少而精，减轻群众负担的原则，调整干部队伍结构，把一批思想好，有能力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具体是把干部委任制改为选聘制。农村党、政等干部全部实行民主选举和招聘，任职期间发给干部津贴，原是农村人口的不转为城市户口。落选和解聘的干部，仍回原单位，取消干部“终身制”，打破“铁饭碗”，使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另外党政干部实行岗位责任制，按照各项工作的任务和要求，检查干部工作的完成情况，并依次给予奖罚。三是对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有经济组织结构进行改革。将乡(公社)、村(大队)、生产队都改变为相对独立的合作经营组织。乡一级经济组织兼有企业经营和经济管理两种职能;村经济联合组织是全村范围的经济合作体，同样既是经济单位又是管理机构;有的将生产队撤掉，没撤掉的将其改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三级合作经济组织在生产管理、经营规模、收益分配、人事安排等方面，都享有自主权，不受上级经济组织的干预;相互间经济往来遵循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的原则。

第三，改革农村流通体制。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副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从1986年开始，将以往对农产品统购，改为对粮食、食用油等的合同定购。二是供销合作社体制的改革。1982年中央和国务院确立了对供销社体制的改革，一是增强“三性”，即增强供销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其次是开展联营，如购销联营：供销社与农户签订合同，负责收购和推销产品等。三是发展集市贸易。恢复农村集市贸易。

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村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强了农民商品经济的观念，调整了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而加速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乡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82%下降至1988年的48.7%，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基本上解决了10亿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广泛而深入地推进，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十四大以后改革的步伐更加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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