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时期形成和确立起来的城市经济体制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弊端：在国家与生产单位的关系上，经济管理权集中于国家，生产单位缺乏必要的自主权;在工业管理体制上，切断了城市内部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内在的经济联系;在分配体制上，严重存在“大锅饭”的情况，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计划体制上，过分强调统一的指令性计划，忽视和排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经济领导体制上，国家政权机关取代经济组织，直接指挥企业的经济活动，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长官意志和瞎指挥等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迅猛发展的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由1978到1984年的酝酿、准备、试验、探索，逐步发展到1986年的全面展开阶段。《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所谓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改革城市经济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方面和环节，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经济体制，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除了重点对企业进行改革外，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发展横向经济联系，促进横向经济联合。强调横向经济联合必须在自愿的基础上遵循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联合的重点是企业之间的联合，提倡以大中型企业为骨干，以优质名牌产品为龙头，组织生产与流通、生产与科技、军用与民用、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在人才、资源、资金、技术、商品购销等方面的横向联合。

第二，在计划体制上，进一步缩小了生产、流通领域的指令性计划的范围，下放了计划管理权限。除了在工业方面，国家减少指令性计划产品品种外，在流通方面，统配物资占社会总资源的比重也逐渐下降，市场调节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商业方面，国家直接管理的消费品品种减少。在投资体制上，下放了投资审批权限。对一些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以及一些企业集团实行计划单列。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促进了中心城市作用的发挥。

第三，改革价格体制。1985年在城市放开蔬菜、肉类、禽蛋、水产品等主要副食品的价格，由市场进行调节。在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方面，几年来先后提高了煤炭、生铁、木材、水泥等生产资料的价格，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资料采用了双轨过渡的价格形式，超产部分或计划外部分实行浮动价格、议价或市场价格，从而为开放生产资料市场创造了条件。

第四，改革财政体制。1985年3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新的财政体制的主要做法是：第一，基本上按照第二步利改税以后的税种设置各级财政收入;第二，按隶属关系划分财政支出。

第五，改革投资制度。从1985年起，凡是由国家预算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简称拨改贷)，投资主体发生了明显变化，国家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980年的81.9%下降到1986年的65.5%，城乡、集体、个人投资率不断上升，各级地方及企业自筹投资、银行贷款、利用外资，已成为主要的投资资金来源。

第六，改革金融体制，建立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在金融改革的试点城市，普遍开展了金融机构同业拆借业务，促进了资金流通，打破了资金纵向分配的办法。同时加强了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第七，改革科技体制。科技体制的改革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开拓技术市场，发展科技与生产的联合，增强企业的技术吸引和开发能力;制订和实施“墨水计划”;改变拨款制度;建立自然科学基金制;扩大研究机构自主权，改革科技人员管理制度等。

第八，改革劳动工资制度。国家对企业的工资，实行分级管理的体制，即国家负责核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的企业的工资总额，及其随同经济效益浮动的比例。每个企业的工资总额和浮动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国家核定的范围内逐级核定。同时规定，企业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和工资调整脱钩。企业职工工资的增长应该依靠本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国家不再统一安排企业职工的工资改革和工资调整。1986年在工资分配上又进行了新的改革，在国家规定的工资总额和政策范围内，把职工的工资、奖金分配权交给企业，由企业自主决定分配形式和方法。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从1985年开始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

第九，在劳动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是对新招收的职工开始实行合同制。二是实行了待业社会保险。三是企业可以辞退违纪职工。四是颁布了《企业破产法》等等。

第十，改革旅游体制。1985年1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旅游局《关于当前旅游体制改革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要从只抓国际旅游转变为国际、国内一起抓;从主要搞旅游接待转变为开发、建设旅游资源与接待并举;从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旅游基地设施转变为国家、地方、部门、集体、个人一起上，自力更生与利用外资一起上。各旅游单位实行企业化经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农、轻、重的关系由过去的那种畸轻畸重的状况逐渐趋于协调，经济持续稳定增长，1979——1986年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0.1%。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党的十四大以后，城市改革正迈出新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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