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左权，黄埔一期毕业，两次参加东征，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是一位既有军事理论修养，又有战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长征中他多次带领部队攻坚啃硬，为红军主力北进，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任八路军副参谋长，部署作战，细致周密，协助朱德、彭德怀等筹划指挥了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为华北抗战立下不朽功勋。1942年5月，在掩护北方局和总部突围的战斗中光荣殉国。
一
左权，原名左纪权，号叔仁，乳名自林，1905年3月15日诞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侨乡黄茅岭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岁半丧父。
左权8岁启蒙，几次辍学，17岁时才在叔父左铭三等资助下，考进县立中学。在县中，他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阅读了《新青年》、《向导》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逐渐认识到改造社会的责任。他曾邀集进步同学，积极参加了抵制洋货和反对教会的斗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讲述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经过。左权听罢，怒不可遏，即席挥毫，写下“毋忘五九国耻”六个大字，抒发自己立志救国的胸怀。
1924年农历正月，左权与张际春、蔡升熙等，离乡背井，奔赴广州报考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被录取编入第一队。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熏陶下，左权积极要求进步，同年7月与蔡升熙、陈启科等20余人，组织了革命群众团体——莲社。该社的宗旨是实行“三民主义”、“兵工政策”。定名莲者，寓意着对腐恶社会的憎恨，立志出污泥而不染。左权勤学苦练，教官所讲示的各种军事动作，都做得准确娴熟，每逢操练，区队长常指定他作示范演习，受到同学们赞扬。
10月，左权参加平定商团叛乱，在军事上受到了一次实际锻炼。 11月，陆军讲武学校一、二队学员并入黄埔军校，编为第一期第六队。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对左权进行了严格政治审查，并指导他进一步学习马列著作。由第三队学员陈赓引见，他结识了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询问他的家庭情况，了解他的政治观点，鼓励他努力进步。在党的教育下，左权从信仰三民主义到信仰共产主义。1925年1月，由陈赓、周逸群介绍，他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亲自主持入党仪式。
[1] 从此，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他以后近20年政治生活的准绳”
[2]。在黄埔军校，他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和蒋先云等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同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1925年2月，左权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由于他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很快由排长擢升为营长。6月，回师广州，参加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随后，左权调到以程潜为司令、林伯渠为党代表的攻鄂军，在司令部卫队营任连长。不久，他又参加了第二次东征。
同年10月，左权被组织选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于年底抵莫，和邓小平、俞秀松、李卓然、朱瑞等同编入中山大学第一期第七班，即当时中大的“理论班”。在中大，他刻苦攻读俄语，努力钻研各种必修课程，如《列宁主义基础》、《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革命运动史》、《军事学》等。
[1]1927年，左权在中大毕业，遵照党组织指示，9月又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他对军事理论有浓厚兴趣，“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常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
[2] 每次战术作业，他一丝不苟，自觉地培养军人应有的严谨作风，受到战术指导员的器重。
左权身在海外，深切思念祖国，渴望投身国内革命战争。他与同学们交谈时常说：“要革命，就要抓住枪杆子，光有叶挺、贺龙远远不够，党要多培养军事人才。回国后，要实干，不怕死。”
[3]1930年6月，左权奉命同刘伯承、刘云、陈启科等一道从苏联回国。到达上海后，中央决定派他到闽赣革命根据地。离沪前夕，他给家里写信：“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养赡，托于长兄，我将全力贡献革命。”9月，左权经厦门到达中共闽西特委所在地龙岩。
二
左权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闽西分校）教育长。他热情给学员讲授军事知识、介绍苏联革命。不久，党派他改编闽西的部队。11月，成立了工农革命委员会，左权被选为常委。12月红二十军、二十一军合编为新十二军，左权任军长。
1931年1月，第一次反“围剿”结束时，左权被调到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任参谋，5月底代理一方面军参谋处长，被补选为总直委员，随即任参谋处长，并以总部特派员名义被派到后方处置伤员、俘虏、枪械问题及指导地方武装的组织与训练。7月1日，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为避开强敌，掩护我军主力向兴国转移，左权遵照毛泽东的命令，率红三十四师、红十师东向闽西，造成红军主力转移的假象，迷惑敌人。左权率部完成任务后，仍回兴国。
12月，宁都起义的前两三天，朱德主持召开了有刘伯坚、王稼祥、左权等参加的军委会议，部署策应宁都起义事宜。
[1] 会议除决定派出红四军予以协助外，并派刘伯坚、王稼祥和左权作为中央军委代表，携带电台到宁都、石城交界的固厚，负责联络指挥。起义成功后，刘伯坚、左权等又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迎接宁都起义的部队。
[2] 左权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讲话，给起义官兵以很大鼓舞。
宁都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左权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他坚决贯彻中央精神，抓紧党的建设，在瑞金县城附近九堡一带，经过严格考察，和刘伯坚一起，介绍副团长苏进加入共产党。他在同苏进谈话时指出：“从今以后，你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伍里的一员了，你要始终牢牢记住，任何关系都不能超过党的关系”
[3] 左权还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书赠给苏进，勉励他很好地学习，争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后来，苏进回忆：这次谈话是“雪里送炭，使我如获至宝，激动不已”。
1932年3月，红十五军拨归红一军团。3月底4月初，由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自赣南进入闽西，经长汀、上杭的白沙，向龙岩前进。黄中岳、左权率红十五军担任前锋，先消灭了小池的少量敌人，随后与红四军配合，消灭了龙岩外围的要点考塘之敌的一个团和一个补充营，于4月10日解放了龙岩，打开了东征漳州的大门。这时，敌人退守南靖、天宝山一带，妄图凭借天宝山和芗江作天然障碍，保住漳州。红四军主攻敌人的天宝阵地，红十五军助攻宝林到南靖一线。在黄中岳、左权指挥下，红十五军佯攻宝林桥，强渡芗江，配合主攻部队，将沿途各点的敌人歼灭或击溃，并乘胜攻取了南靖。这一战役消灭了张贞主力部队王祖清旅、杨逢年旅大部。4月20日，红军解放了闽南重镇漳州。
[4]随后，左权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在他的领导下，各师划分区域，负责战后检查；教育与指导干部，进行社会调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款、运输、侦察敌情、维持革命秩序。他还给官兵作报告，讲解我党政策。通过这些活动，逐渐把这支由旧营垒中起义过来的军队，改造成为一支军政素质很强的革命武装。
东路军胜利完成东征漳州的战略任务后，回师赣州。王明等人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就实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此时，他们捕风捉影，诬陷左权有托派嫌疑，错误地撤销了他的军职，给予留党察看处分，调到红军学校任教官。
1933年初，左权被调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委会第一局（作战局）任参谋。2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他奉中央军委之命，参与了军团作战指挥，和师、团长研究作战方案，并一起到登仙桥、大龙坪、蛟湖、霍源一带的崇山密林中勘察地形，确定伏击阵地，部署兵力、火力。骄横、愚蠢的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先后钻进我预先设置的“口袋”里。“这一仗，歼灭了敌人两个师，活捉敌师长李明和陈时骥。”
[1]12月，经毛泽东等建议，军委任命左权为红一军团参谋长。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部队作战频繁，斗争极为艰苦。左权每晚都睡得很迟，集中全副精力工作，“就在日夜不断的战斗与行动中，就在几天几夜不合眼的疲劳中，他从来没有表现过倦怠、疏忽、放任与暴躁。”
[2] 有时过分疲劳，他说梦话也在打电话和吩咐工作。
三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红一军团为前驱，左权常随先头部队指挥战斗。是年冬，中央红军向贵州施秉方向前进时，因林彪、聂荣臻尚未到达，军委指示施秉城战斗由左权统一指挥。当部队到达剑河时，大部分指战员的脚都磨起了血泡，行进艰难。12月25日，夜幕刚临，部队便宿营了，侦察科长刘忠刚刚入睡，又被通讯员请到一军团临时指挥部驻地受命。左权对刘忠说：“你们很辛苦，应该睡一觉。但现在还不能休息，因为施秉城的敌情还没有弄清楚，你们应连夜出发，天亮前占领施秉城的东山，首先弄清情况，立即报告我，并相机占领施秉城。”
[1] 刘忠看到部队已经很疲劳，请示休息两个小时后再走。“不行，要马上出发! 如果我们的指战员稍有一时的疏忽，就会无益地丧失成千上万的生命，就会放过消灭敌人的良机。刘忠同志，你也懂得，‘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是有关全军行动的问题。”
[2] 刘忠看着左权身上披挂着潮湿的灰军装，眼里布满着血丝，更觉得自己不该犹豫。随即，他率领一个侦察排和便衣班冒雨出发，摸清了施秉城的敌情，并相机袭击了敌人。将近拂晓，残敌逃窜，26日占领了施秉城，保证了大部队顺利通过。
1935年5月20日，我前锋到达泸沽，迎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对岸有国民党杨森等部坚守，蒋介石又命令薛岳、周浑元部衔尾猛追。此时，军委决定由左权率红二师第五团一部和军团侦察连向大树堡前进，担任佯攻，钳制和吸引富林之敌，以保证我军主力经冕宁北进，在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左权率部从泸沽急行军，直指小相岭，在高耸的群山中神出鬼没，终于在通向大渡河的主要隘口小相岭消灭了全部守敌。接着，攻取越西县城，打开监狱，将关在国民党县衙门里的几百个作为人质的彝民统统释放。这次行动对中央红军顺利地通过彝族区很有帮助。之后，左权带领部队日行一百四五十里路赶到海棠，追歼两个连的逃敌，并在彝民的配合下，活捉了敌县长。然后，翻过晒经关，攻占了大树堡渡口，一方面掩护我军右侧翼，一方面在那里佯渡，借以转移敌人对安顺场方向的注意力，
[3] 策应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师胜利地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随后，部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直奔泸定桥。
5月底，毛泽东、周恩来带领的中央红军大部队，从泸定桥上渡过，把尾追的国民党中央军全甩掉了。
6月，红军指战员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道路险峻的夹金山。这时，左权、聂荣臻虽然患病，却常常把骡马让给别的同志用，自己随大队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上爬，终于爬上了夹金山首峰——海拔5002米的大哇梁子山顶。聂荣臻望着一片茫茫云海说：四川这地方多美呵! 左权插上说：“夹金山可能是四川的一块宝地。全国胜利后，我一定再带队伍来挖它!”
7月，部队到达毛儿盖。驻守在这里的胡宗南的一个营被我前卫部队全歼后，反动土司和头人又胁迫藏民把粮食埋藏起来，纷纷逃离家乡，使红军指战员几乎天天要为粮食问题发愁。左权一面让同志们遵照总政治部的规定，采取非常措施，统一筹粮，统一分配；一面和炊事员商量，发动部队，并亲自带头采集野菜、野草作代食品，终于渡过了难关。
草地千里沼泽，气候变化无常。部队通过时，宿营找不到有点树丛的地方，又没有东西遮盖；雨淋在身上，浑身哆嗦。一军团司令部仅一幅帐篷，是专供首长用的，可每次宿营，左权总是把身边的指战员叫去，让他们躺下来把头往帐篷里挤。同志们很感动，打心眼里称赞：“我们的参谋长真好。”9月17日，中央红军到达腊子口，左权和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视察，与红二师首长共同制定了腊子口作战方案，指挥部队消灭守敌甘肃军阀鲁大昌所部，胜利地攻克了天险腊子口。
[1]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党中央、毛泽东决定，在直罗镇一带，迎头痛击敌人。战前，左权和中央红军及十五军团首长都亲自察看了地形。之后，左权用手杖指着北方高山下的一个山坡，向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萧锋说：“主席在那个山坡上，你记下我的话立即去向主席报告。我们一军团于五点半钟已经在直罗镇东北、正北和西北方向全部展开。十三团在直罗镇东北协同十五军团的部队拦头阻击，一团在直罗镇西北大山上……一切都按照主席的指示作了布置。军团的指挥所随二师后尾跟进。请问主席有什么指示。你快去快回，到南山坡找我们。”
[2]战斗打响后，敌人一片混乱，溃败下来。忽然，一股敌人向军团指挥所的山头冲来，企图从这里逃跑。军团首长立即决定把后边的侦察连、工兵连调上来。同时，左权还命令军团直属队所有人员都拿枪进入阵地，命令萧锋指挥警卫连守住指挥所附近的7个山头，决不能让这些“瓮中之鳖”逃掉。经过两个小时激战，将敌牛元峰的一○九师和董英斌的一○六师一个团合围全歼，师长牛元峰被活捉；其余的敌人或退回到甘肃的合水，或龟缩鄜县。直罗镇一仗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3]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1935年12月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1936年2月中旬，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左权为先锋军前敌指挥部成员，参与指挥关上村、兑九峪等战斗，并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部队开展各种抗日宣传，在山西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5月初，红军回师陕北，在延川县城西的文安驿一带，稍事休整，又挥戈西征，以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二、四方面军。这时，中央任命左权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西征开始，一军团为左路军，由左权、聂荣臻率领。执行西征第一战役的目的，是经吴起镇，夺取陇东的曲子镇、环县，扩大苏区，配合右路军十五军团钳击盘踞在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和宁夏一线的敌人。曲子镇是庆阳通宁夏的要隘，是西征军和宁夏军阀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必争之地。6月初，前卫部队红二师攻打曲子镇，很快冲进城堡，但被敌一○五师骑兵旅旅长治成章的警卫部队又打出来了。这时，左权、聂荣臻亲自到阵地察看，发现红军攻击的方法不对头。他们一方面组织部队坚决守住突破口，同时把其他部队撤下来，在城墙隐蔽处进行整顿，改进进攻战术。这样，这座土城终于被我二师二团一个连攻破。曲子镇战斗不仅为西征之首胜，而且打开了继续西进的大门。打下曲子镇的第二天，红军就向庆阳方向前进。庆阳守敌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6月3日，红军在阜城附近击溃了马鸿宾来驰援曲子镇的6个营敌军，被俘敌逾千。获胜后，红军继续向庆阳前进，吓得马鸿宾的那个骑兵团突围逃跑。经过这两仗，红军的军威大振，向西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一军团先后占领了木钵、环县、洪德等城镇。
西征中，红军对国民党东北军进行了大量的争取工作。红一军团曾和敌东北军骑六师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停战协定。从此，两军对峙，绵长数十里的清水河，成了一条奇特的战线，名义上是敌对的双方，实际上是抗日救亡的朋友。这时，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还提出，愿意支援我方一批军用物资。经过协商，东北军派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为代表，红军派左权为代表，共同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
东征、西征，尽管战事极为紧张，左权总是善于利用空隙，召集指战员蹲在战壕边开检讨会，解剖麻雀，利用战场，学习战争。在研究过程中，如遇疑难，他总是细心地作出种种揣摩，并拿起树枝在地上圈圈点点，进行图解，以印证他所说的“我们一定能战胜敌人”。
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1936年8月底，左权、聂荣臻率红一军团由预旺堡附近出动，分左、右两个纵队向南推进，越过六盘山，抵达界石铺，9月中旬至10月初，控制了静宁到会宁这段西（安）兰（州）公路，进一步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左权还组织指战员为兄弟部队准备了大量粮食、布匹、羊皮、现金，给二、四方面军送去了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温暖。
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为了停止内战，会师后，红军主力撤出会、静地区，向海原、打拉池一带转移。途中，敌军又紧紧尾随不放。11月初，左权、聂荣臻指挥红一师协同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在陇东固原附近的何家堡消灭敌人两个团，俘敌逾千。
何家堡战斗刚刚结束，胡宗南命令三个师追赶上来。红军转移到山城堡南北地区隐蔽待机。左权、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与十五军团一部，于11月21日，向已侵占山城堡之敌七十八师突然发起猛攻。激烈的战斗从当天黄昏打到第二天上午，将敌二三二旅及二三四旅的两个团全部消灭。与此同时，胡宗南派向盐池方向进攻的另外几个师，也被我击溃，并缴获了大量弹药，解决了部队的急需。这一仗，把陕北的局面稳定下来了，使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从此更坚定了与红军携手抗日的信心。11月23日，在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左权讲了山城堡战斗的战略意义及形势发展趋势。他说：“东北军、西北军都不愿意打红军，形成了对我们有利的条件。我们只打击胡宗南部队，教育了张、杨二将军，这对加快统一战线工作的步伐起了很大作用。不久，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抗日高潮，代替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高潮的局面。”
[1]山城堡战斗的胜利，体现了左权作战部署的深谋远虑和军事指挥的机智、果断，这正如刘伯承指出的：“左权同志部署作战，是细致周密的，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夜的陕北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
[2]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恳请红军和他们靠拢。一军团遂奉命向西安前进。部队到达庆阳县城时，召开了团以上军政领导干部会议，左权在会上说：“周副主席已经率中央代表团到西安，我军要利用这个机会，分散开展群众工作，发展党的地方组织。我们要扩大红军，壮大自己的实力，要以战斗的姿态，配合张、杨粉碎国民党对西安发动的进攻，要保卫西安。”
[1] 由于形势变化很快，遵照党组织指示，左权旋即抵西安。杨虎城在他的客厅里会见了左权，并嘱咐旅长孔从洲说：“双十二事变后，南京方面何应钦积极布置军事进攻，我们要做好防守西安的准备，更必须保障中共中央代表团的绝对安全，这些都是你的责任。为防有失，我请左军团长来视察城防部署和保卫工作，你要很好地听他指导。”
[2] 左权在孔从洲陪同下，乘车巡视了西安城防情况，回来后，向孔从洲要了一份西安市地图，并详细地询问了孔所指挥的兵力、装备及设防情况，审查修改了防卫计划。后来他们向杨虎城报告时，杨很满意，一再向左权表示感谢。关于对中共代表团的保卫计划，也经左权帮助，作了更周密的部署。
五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改编后，部队随即由陕西出发，9月15日，到达韩城县芝川镇。左权和八路军总指挥朱德、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舟渡过黄河，辗转进入太行山区。途中，左权投书叔父，表达自己对祖国命运的关注，抒发为中国人民“自卫应战”的崇高抱负。他在信中说：“我军已准备着以最大的艰苦斗争来与日本周旋”，因为，“没有坚强的持久艰苦斗争的精神，抗日胜利是无保障的。”
[3]不久，彭德怀和左权、聂荣臻等前往太原，向周恩来汇报并一起研究我军行动计划。10月底，八路军总部深入太行腹地晋东南。太原陷落后，国民党溃军纷纷向汾河等处逃遁。从此，八路军由配合国民党部队抗战，转为单独向日寇作战。
11月，左权出席朱德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的干部会议，部署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会议决定八路军三个师除一小部分留晋察冀坚持战斗，其他分别转移到汾河流域、晋南、晋西北开展游击战争。
12月初，左权在洪洞县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叙述日寇的滔天罪行：“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表示“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1] 国难当头，他希望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家乡父老兄弟，迅速觉醒，为民族解放和自由而战。
1938年2月，日寇四万兵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分三路进犯临汾。当时，周恩来正在临汾八路军办事处，那里又有大批军需物资尚未运走。21日，朱德、左权从临汾率部奔府城( 即安泽县)，准备向上党盆地进发，创建与巩固太行山根据地。25日，敌苫米地旅团占领屯留县城后直犯府城。左权向朱德说：我们“如果避而不战，总部是可以安全转移，避免危险；但是，如果能阻止敌人前进，就可以使临汾的军需物资运走，总部背后的友军可以安全转移……这一仗，看来非打不可! 一定要拖住它!”
[2] 朱德同意左权的分析，当机立断，部署兵力迎击敌人。刚交战，我失利，敌人沿着山路直扑府城。朱德、左权迅速赶到府城左侧山头，从容指挥我部继续顽强阻击，掩护群众转移。从朱德安全考虑，左权指示作战科长跟随朱德转到20里外的刘垣村去；他坚持战斗在最前沿，直到夜11时许，才最后离开山头，拂晓到达总部，向朱德报告战情。朱德把手中刚收到的某部急电递给左权说：“需要派人去指挥作战。”他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命令，带着一个骑兵班立即出发。在一个三岔路口，左权下马向乡亲询问关于府城敌情，突然，一伙敌骑兵迎面袭来。这时，我骑兵骤然惊散，警卫速去驭马，形势一发千钧。左权从容自若地拔出左轮手枪，喊了声：“冲啊!”惊散的骑兵使劲朝他紧靠，在坳口卧倒，奋力抵抗。一名骑兵担心左权的安全，请求“首长赶快撤退”。“不行，往哪儿退! 我们还要去执行任务哩!”话音刚落，我后续部队赶到。在左权沉着指挥下，终于打退了敌人接连不断的冲锋。
这次临汾遭遇战，歼敌二百余人，并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同时，由于我奋力阻击三天三夜，争取了时间，使周恩来在临汾的工作得以顺利结束，并保证了府城至临汾四五十个村庄的群众安然脱险，国民党在临汾、洪洞的军政机关基本撤退完毕，我囤积在临汾的军需物资全部转运。罗瑞卿在评述这次战斗时说：“1938年春，日寇进犯临汾，与我总部遭遇，左参谋长躬身前哨侦察，侧击致胜，迄今军中称道不已。”
[1]3月初，临汾失陷后，国民党绝大部分高级官员和机关人员争先恐后抢渡黄河，向陕西境内逃窜。是渡河逃窜，还是在山西坚持敌后抗战? 成为当时二战区统一战线内部各派势力之间激烈争论的焦点。根据中共中央“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精神，4月24日，朱德以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在长治县城附近八路军总部召开了第二战区东、南两路军将领会议。在会上，朱德、彭德怀、左权都讲了形势，讲了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意义，对稳定友军情绪，坚定他们抗日的信心和搞好统一战线，起了很大的作用。会后，八路军总部举办政治训练班和游击战术训练班，吸收友军军官学习。左权向学员多次讲解我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阐明我党坚持抗日的正确主张。他还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接触他们，包括国民党联络官陈荣揖和高级参议萧御寰等。在共产党正确政策感召下，他们中不少人的思想有所变化，能和八路军并肩作战。
4月初，日寇以一○八师团为主力共3万多人，从晋东南根据地周围的博爱、邯郸、长治等地，分九路向我军进行围攻，妄图在武乡、辽县、榆社地区消灭一二九师主力，并“围歼”八路军总部，摧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这时，朱德、彭德怀和左权等制定作战计划，决心以一部兵力和游击队在内线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消耗疲惫各路进犯之敌；主力跳出合围圈，转至外线涉县以北地区，待机歼敌。左权按总部统一部署，将我主力部队迅速调集武乡，以急袭手段、打击敌之主要一路。他说：“只要咱们歼灭了他这股主力，鬼子的九路围攻就会像癞皮狗打断脊梁骨一样。”15日黄昏，光复武乡县城。16日拂晓，又在长乐村一带咬住了南窜之敌。长乐村有个长长的沙石滩。敌人进滩即如同钻进了一个天然的“口袋”。八路军以猛虎下山之势，在狭窄河滩将敌切为数段，血战一天，全歼该敌。17日凌晨，日本苫米地旅团长带领一股援军从辽县赶来，企图挽回败局，但大势已去。战斗结束后，左权说：“我们打了胜仗，现在大家准备好，把司令部的牲口牵出来，去运伤员和胜利品。”
[2] 长乐村战斗，共消灭敌军4000余人，收复辽县、黎城等18座县城，使我上百万人民群众从敌人极端残暴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它是“全国闻名的急击战斗……晋冀鲁豫抗日解放区，从这一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左权高兴地说，咱们军队和人民好比两个拳头，只要配合得好，日本鬼子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愁不打它个稀巴烂!
粉碎敌人九路围攻不久，朱德、彭德怀赴延安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左权留晋东南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这时，各式各样的杂色武装在敌后出现。如屯留县有支自发的武装，虽有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但动辄就向群众勒索，抢掠、胁迫群众的事情也时有所闻，群众意见很大。左权根据党的改造杂色武装的政策收编他们。他指示参谋部四科科长林海云执行这项任务，并向林海云交代了步骤、方法及注意事项。经过党的争取、教育，很快就顺利地把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收编过来，改造成了英勇抗日的八路军部队。
12月，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宣称要建立“东亚新秩序”。侵华日军接着叫嚷“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
[2]。面对严重局势，党中央十分强调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12月中旬在潞城北村，左权主持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会议，总结了我军司令部工作的经验，从当时部队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参照苏军参谋业务，起草了八路军军、师、旅、团各级司令部暂行工作条例，建立和健全司令部各业务部门，明确职责，提出要求，制订规划，总结推广。左权十分重视作战经验的总结。他根据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中央有关指示，结合我军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实践，先后总结、发表了《论坚持华北抗战》等军事论文
[3]，从各个不同角度缜密地论述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战术原则。他用大量事实论证日寇侵占华北并非它的最终目的，占领华北，是作为进攻西北、中原以至达到灭亡全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坚持华北抗战，不断争取大大小小的胜利，便可以“推动全国抗战，缩短转入反攻时期”，“并使华北成为我之生息力量，成为通向全国抗战胜利之途的‘前进阵地’。”
左权还科学地分析了今后华北战局的变化发展，其形势是：敌围攻、“扫荡”和我反围攻、反“扫荡”的军事斗争更趋激烈，随着敌人军事、政治的进攻，他们各种破坏活动会更加猖獗，包括加剧经济上的阴谋破坏，紊乱我们的财政政策。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八路军在粉碎敌人各种残酷的进攻中，力量日渐壮大，更加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这是有利的一面。另方面，对各种可能出现的艰难困苦都要充分准备，这样，“我之长期坚持华北抗战，争取华北抗战胜利，是完全可能的”。
1939年底，国民党密令部队向八路军进攻，使我军处于国民党、日军和伪军三面夹击之中。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向部队发出整军训令，指出“以一切力量努力巩固与扩大加强我军抗战力量是目前全军最严重的任务”。要求部队再整训两期，每期4个月，共整训50个团。
1940年2月下旬，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带着一伙骑兵，到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寻衅，要从共产党和八路军手里“收复失地”。对其无理要求，朱德当场予以严厉驳斥。左权也极其气愤地指出：“抗战以来，八路军以国家民族为重，为了顾全大局，不惜委曲求全，一再忍让，总部曾不断电请制止反共摩擦，可是你们对于这些劝阻，置若罔闻，而且认贼作父，与日寇勾勾搭搭。你们若一意孤行，是绝没有好下场的!”理屈词穷的朱怀冰，自恃有蒋介石的密令，由王家峪返回驻地后即将他的部队和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副总司令石友三的部队一起，在日寇紧密配合下，直向以八路军总部为中心的太行区猛扑。这时，八路军总部为统一太南、豫北作战指挥，成立了以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的八路军二纵队，奋起自卫。总部还选定左权担任歼击朱怀冰部的前敌指挥。3月初，在平汉路东、西两侧，分别进行了反击石友三和朱怀冰的战役。经过四昼夜激战，击溃石部，全歼朱怀冰两个师、侯如墉旅和张荫梧一个纵队共十个团。这一仗不仅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扭转了敌、伪、顽对八路军三面夹击的严重局面，而且巩固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4月，为加强冀鲁豫边区的对敌斗争和武装建设，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令第二纵队从太行山区开赴冀鲁豫地区。左权因肩负总部重任不能远离，他特地写信托政委黄克诚带给新任司令员杨得志，叙述了自己在二纵工作的体会和存在的问题，并恳切地鼓励杨得志好好担负起党分配的新任务。这封信使杨得志深深感到“同志间友爱的温暖和领导对自己的关怀”
[1]。
左权满腔热情地扶持和信任干部，尤其重视在实践当中培养考察干部。有的人在机关呆久了，就派到游击区，接受新的锻炼；长期战斗在前线的同志，则有计划地抽调他们到根据地学习。总部参谋何廷一去延安学习前夕，左权对他说：“你门门都懂一点，但门门不通，你应该精通一门，为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多做贡献。”如今，何廷一回味40年前的谈话，“言犹在耳，记忆常新”
[1]。总部四科科长林海云从1937年至 1940年都和左权朝夕相处，因形势发展，组织决定调他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去做经济工作，他思想不通。左权找他谈心说：“我们活着的人想起死去了的先烈，心里就难过。你我都一样，没有权利对党交给的任务挑挑剔剔。作为一名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时刻准备着，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直到自己停止呼吸。”林海云经过左权的耐心帮助，思想疙瘩解开了，诚恳表示：“愿意到地方上去做经济工作。”
[2]六
为打击敌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破坏敌进攻西安计划，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八路军总部设想趁青纱帐和雨季对华北敌军展开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和反“扫荡”作战。早在1940年春天，彭德怀、左权在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就和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一起酝酿过正太路破袭战的问题。7月，左权曾带着总部的初步设想，由武乡王家峪沿清漳河到一二九师师部。他对刘伯承、邓小平等人说：彭总设想，这次破袭战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而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除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部队外，一二○师和豫、绥、热的八路军、决死队都将参加作战。刘伯承、邓小平听罢，表示赞同。大家一致认为，这个战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切断日军的交通动脉，华北敌后的局面才能改观；也只有狠狠痛击日军，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阴谋才能有所收敛。
[3]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署名，发出了上报中央军委，下达一二○师、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的《战役预备命令》。8月20日晚，全线发起攻击。左权根据实际参战部队约数，始称此次战役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最高指挥所，设在武乡县王家峪村。1/5的军用地图，把左权住处的一方墙壁严严实实给覆盖了。他全部精神都沉浸于这一伟大战役的计划中。刘志兰回忆说：“8月20日午夜，你虽有着胜利的把握，也仍为行将发生的战役焦急着，没有睡眠，在屋内和院中徘徊，等到捷报像雪片一样传来，你更忙碌的研究战况，阻止敌人的增援，扩大战果。”
[1] 那几个月的每一个晚上，左权都端着蜡烛，面对地图凝思，周密考虑战斗部署。凡属我军的进军路线，消灭敌人的箭标，以及摧毁敌人控制的铁路、隧道、车站、水塔、桥梁、碉堡等，都深深反映在他的脑海中。正是运筹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连北平日军发言人也不得不公开承认：“此次华军出动之情形，实有精密之组织。”
[2]经过二十多天的奋战，破袭正太路的任务全部完成。与此同时，平汉路、同蒲路北段，以及德石路、北宁路和其他主要公路均被破坏或切断，使华北之敌各交通线陷于瘫痪，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左权在极其繁忙的日子里，撰写了《论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
[3] 指出：“这次敌寇在交通线上所受的打击，将不仅仅是交通上的损失，而是敌寇在华北整个战争中极重大的损失。”他还说：“百团大战尚在向前发展之中，但是只就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就足够证明下列真理：‘证明了共产党与八路军真正忠诚于国家民族，而且为国家民族建树了不少成绩。’‘证明了共产党与八路军的抗战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只有坚持以游击战为主，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敌后抗战的方针，才能得到这样的胜利。’‘证明了华北的八路军已经成长发展起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成为华北抗战的主要支柱。他不仅在反对敌寇的扫荡中表示他的英勇，而且也在开展对敌进攻的战斗中表示了他的英勇。’”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主要进行的榆（社）辽（县）和涞（源）灵（丘）等战役，同样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记录记载说：“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4]在以反击敌人对我根据地疯狂报复“扫荡”为中心内容的第三阶段作战中，左权协助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分四路把日军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500余人团团包围在关家垴和柳树垴一带。经多次反复短兵肉搏，终将敌大部歼灭。在关家垴战斗中，彭德怀、左权的指挥所离前沿阵地很近。危急关头，左权请彭德怀转移到安全地带，自己留下守候在电话机旁，临危不惧。当他正在阅读作战参谋送来的情报时，敌机从头上呼啸而过，炸弹爆破，将指挥所的古庙后墙震塌，强大的气浪还把庙顶掀掉一角。警卫员建议将指挥所后撤，左权扫视了一下刚被炸弹揭开的古庙“天窗”，俯身抓起一件衣服包住电话机命令说：“指挥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进，犹豫等于死亡!”然后他再回过头来严肃地告诫警卫员：“一个指挥员怎么能考虑个人安危，战士们离不开我们，他们在浴血苦战呵!”
[1]战斗结束后，我伤病员被抢运下来，左权表彰他们杀敌英勇，从思想上、精神上给予安慰鼓励，还亲手喂水、喂饭，把党的温暖送到负伤同志们的心坎上。后来，左权为《新华日报》（华北版）撰写的社论《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新胜利》
[2] 一文，就从正太破袭战谈到关家垴歼灭战。百团大战雄辩地证明了敌寇“扫荡”华北所采取的基本手段“囚笼政策”与堡垒主义，是能击破的。
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半月，我全体指战员充分发挥了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李达回忆说：“我亲眼看到左权副参谋长，时常废寝忘食，运筹帷幄；冒着枪林弹雨，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部队勇猛杀敌。为了胜利，历尽千辛万苦，使我永生难忘。”
[3]在华北敌后，左权经常调查敌人的军事实力，研究敌人的战略战术，做到知己知彼。他的调查纲目非常清晰，粗的如日军有多少个联队? 每个联队又各含多少中队、分队? 细的如日军每个高级指挥官的用兵特点和性格特征。他不但掌握大量的敌方情况，对自己的部队更是了如指掌。八路军总部警备连200多人的姓名、籍贯、爱好、特点，他心里都有一本账。有一次，连队晚上紧急集合，连长唐万成训斥战士赵晓云迟到、身上披挂不齐，这件事在战士们当中引起了议论。左权了解了事情真相后，找连长谈心，他问：“宁都起义到现在多少年了?”连长略微想了想，回答说：“11年。”“哦，11年已经不算短了，可是你怎么没把一个头号敌人打倒呢!?”这个“头号敌人”指的是军阀主义，是左权在担任红十五军政委时提出的口号，所有参加宁都起义的同志都知道。此时，他又说：“小赵拉了三天肚子，晚上还发高烧，这些你了解吗?”“做工作能单凭想象吗?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在左权耐心帮助下，唐万成作了自我批评。
左权艰苦经营太行山制造兵器的设施，也是从调查研究入手的。他和军工部部长刘鼎等顶风冒雪，披荆斩棘，进行详细的调查勘测，确定在太行山黄崖洞建立兵工厂，并对在哪里建厂房、设仓库和修筑明暗火力点，哪里要断溪堑壕或设交通连接的环形防御地等，都反复从军事角度加以细心比较，还将所有构筑的大小工事编成号码，绘成平面图。在建厂过程中，左权带头参加劳动，同工人们滚在一起。由于总部高度重视和广大军民艰苦奋斗，一年后，初具规模的黄崖洞兵工厂拔地而起，年产可装备16个团，是华北抗日前线我军武器主要来源之一，正如刘伯承所指出的：“为了适应极端缺乏时之急需，左权同志曾艰苦经营太行山制造兵器的设施起了相当的作用。”
[2]随着我兵工厂的建立、发展，黄崖洞成了日寇重点进攻的目标。为了再挫顽敌，左权亲自决定，将总部特务团90% 的兵力驻守水腰，对工厂倍加保护。
1941年11月，日寇第三十六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共7000人，从黎城向黄崖洞疯狂袭来。总部命令守卫黄崖洞的特务团严加戒备。左权在电话中询问欧致富团长：“板垣师团找上门来了，冤家对头碰上了，你们能顶得住吗?”“请首长放心，如果板垣师团还没有尝够挨打的滋味，那就让它来领教一番吧!”欧致富答得很干脆。“当然喽，我们相信欧团全体指战员是知道应该怎样教训这些强盗的。不过，这次战斗，你们一定要抓住一个‘稳’字，坚持不骄不躁，不惶不恐，以守为攻，以静制动的原则。”接着，左权又指示了一些应当注意的战术原则和其他有关问题，最后他问：“你们可以坚持多久?”“至少能打五天。”“好吧，那就以五天为期，只许多，不许少。望你们在五天以内，一定要把兵工厂的机器设备、产品和其他物资掩埋好，让工人都安全转移，并随时和总部联系。”
[3]11日凌晨，敌人主力占领赤峪，企图首先突破南口，三次偷袭未遂，便施放大量毒气。这时，特务团的指战员始终按左权电告坚守阵地，沉着地组织反击，并及时抢救了所有中毒人员。敌人几次碰壁后，改变了策略。企图利用我赤峪山东侧的悬崖，打我防守薄弱环节。敌人阴谋如果得逞，便可居高临下，对我极为不利。左权指示：“待机行动，以变应变。”据此，特务团重新布置了防御力量。
黄崖洞保卫战的最后一次战斗在三十亩、曹庄一线，八路军在这里设伏。19日，敌人沿此线退却。那天，风雪交加，漫天皆白，伏兵与山石共一色，敌人未能发现，11时许全部陷入我军伏击圈内。在我军枪林弹雨夹击下，敌阵顿时混乱，狼狈不堪地朝黎城方向溃逃。我军乘胜追击，21日收复黎城。此役共歼灭日寇主力近2000人，敌我伤亡六与一之比，“开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纪录”。
[1] 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以“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光荣称号。中央军委评价这次战斗，是“最成功的一次，不仅我军受到损失少，同时给了敌人数倍杀伤，应作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2]左权所以能胜利地指挥部队，不断取得胜利，也是和他的军事理论修养分不开的。不管军务多么繁忙，他总是挤时间读书，十余年如一日。
他阅读的范围很广，除党中央、毛泽东等的文电指示和著作外，还有俄文版《列宁全集》、《苏联红军丛书》、德国的《论新战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伏龙芝军事著作等。对曾国藩、左宗棠的文集，他亦经常阅读、研究。由于他知识渊博，在观察与分析形势时，能高屋建瓴。给干部讲课、作报告，能旁征博引，谈笑风生，引人入胜。他曾与刘伯承合译了《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1941年《前线》杂志曾连续刊登其第一部。1942年，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发布命令，将此译著作为步兵战术教育的基本教材，指出“今后本军关于现代步兵战术的研究，均应以此为蓝本”。
[3]左权军事理论根基深厚，但从不好为人师。“曾以译文嘱伯承核对，偶有改动处，必细心研究之。其诲人不倦与自修虚心如此!”
[4] 刘伯承经常向在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在语文上有两位老师，中文请教小平同志，俄文请教左权同志。”
[5]左权在华北敌后五年，用极高的政治热情，惊人的革命毅力，著译 20余万字，为八路军军事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我党当之无愧的“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1]七
1942年1月13日，左权在辽县麻田召开警备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作《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他掰着指头从衣服、鞋子算到小米、萝卜、山药蛋，从枪炮、子弹算到铅笔、茶叶、纸张。他说，这些开支都是老百姓给我们解决的，老百姓也很穷，每一点东西都来之不易。我们今日的形势是：胜利日益接近，光明在望；环境艰苦，困难更多。这就需要我们咬紧牙关，克服困难，迎接新的胜利。
早在1941年夏天，左权就率领一支部队进驻漳河两岸的荒滩。他们从河滩运走沙石，又从山上抬回泥土。在数百亩新河床里种上了秋季作物。在庆祝开辟沙滩胜利的联欢晚会上，左权说：“鬼子想把我们困死在太行山，可是八路军神通广大，把荒山荒滩荒洼洼，都变成了宝地。群众也开展了生产救灾运动。人民是水，我们是鱼，水多了，鱼也活跃了。抗战，抗它个十年八年，只要日本鬼子愿意，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2]1942年2月，总部决定从麻田转移。左权将文件收拾停当，打电话把警备连长唐万成请来交代任务。左权说：“你们连都是老红军，我很放心；但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日本鬼子是很狡猾的。”
唐万成刚走，通讯员跑来报告：“敌人已到了下麻田，请首长快走!”左权口里答应，但仍不慌不忙地看军事地图。一会，另一位通讯员又来催，左权仍从容自若地和彭德怀商谈。他一面向通讯员说：“我们就走。”一面却聚精会神地翻阅他手上那一叠电报。
警备连对来敌抵挡了一阵，唐万成决定按左权指示的第二步行动，“把部队拉到天主教堂后边的山头上，把住沟口，该拼就拼”。唐万成刚走到山腰，看见左权站在沟口一棵大槐树下，举起望远镜向沟外观察。他急速跑过去问：“首长，你怎么还……”“彭总、罗主任已经走了。我也马上走，不要紧。”左权一面鼓励唐万成说他们打得好，一面指着山头说：“那里有老百姓，敌人不上来便罢，要是上来搜，你们就展开麻雀战，绝不能让鬼子糟害老百姓。”
敌人合击总部的阴谋没有得逞，于是架起炮，向山上猛打。两架敌机，擦着树梢盘旋，掩护敌兵冲锋。但是一次一次的冲锋都被我守军压下去了。堵在下面的日军上不来，又担心天黑，遭我军袭击，只好气急败坏地朝桐峪方向缩回。
日军的2月“扫荡”被击破以后，经过两个月苦心拼凑，在晋东南周围又集结了3万多兵力，采用远距离奔袭和“铁壁合围”战术，发动了空前残酷的5月大“扫荡”。战前，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等连日开会，作出部署。左权分析了敌我态势后，给一二九师和警备连布置了战斗任务。他说：“从局部来看，我们是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但是，从全局来看，敌人又是在我们军队和人民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为了吸引敌人，配合我们跳到外线去的主力行动，我们目前的处境是相当艰苦的。北方局、总部党校和整个后方机关都在我们周围，几千同志的生命都担在我们肩上，我们一定要掩护他们安全转移，跳出敌人的合围。”
[1] 出发前，他给远在延安的妻子刘志兰写了最后一封家书，表示“愿在党的整顿三风下各自努力求进步，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由于后勤部门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致使几千人马阻滞在山西、河北交界的十字岭一线，暴露了目标。25日中午，一位参谋和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都赶来向左权报告周围敌情严重。左权根据早晨首长们召开的紧急会议精神，命令作战科长王政柱和警备连长唐万成想尽一切办法，立即把彭总安全地护送出去。彭德怀推辞，左权劝说：“你的转移，事关重大。”彭总走后，数倍于我的敌人，更加紧缩了对十字岭的包围圈，敌机也在头上不停地扫射、轰炸。这时，左权仍一个劲地指挥同志们突围，并提醒大家：“不要怕飞机，冲出山口就是胜利。”
唐万成护送彭德怀到安全地区后，又转回来向左权苦苦请求：“参谋长，你走吧，这里丢下我来管。”可是左权无论如何不同意自己先走。当队伍冲向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时，左权判定这是敌人火力网的集中点，招呼同志们：“赶快卧倒!”“赶快卧倒!”战士们应声扑倒在地，就在这一瞬间，一颗炮弹在左权跟前爆炸。我党优秀党员、我军卓越将领左权，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光荣殉国。
噩耗传开，举国同哀。朱德撰文追述左权一生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高贵品质和光辉业绩，并赋挽诗赠烈士遗孀。周恩来指出：“左权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尤其是对于十八集团军和敌后人民，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
[1]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颁发《关于追悼左权同志的决定》，号召全军将士继承左权遗志，坚持华北敌后更加艰苦的斗争，直到抗战的最后胜利。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涉县石门修建了左权陵墓和纪念塔，塔身镌刻着彭德怀撰书的《左权同志碑志》。太行人民为永远怀念将军，将辽县易名左权县，并谱写了一曲脍炙人口的《左权将军之歌》。“将星悲陨落，楷模千古垂。”
[2]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左权灵柩自涉县石门山麓移葬于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供全国人民参谒。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由南方视察回京途中，专程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在左权将军墓前脱帽致哀。
矗立陵园气郁苍，
英名长与日争光。
河山已复将军死，
肸享千秋土亦香。[3][1] 苏文钦1983年9月给广州军区党史办公室的信。
[2] 周恩来：《左权同志精神不死》，1942年6月23日《新华日报》。
[1]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73—76页。
[2] 刘伯承、邓小平：《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1942年7月7日《新华日报》华北版。
[3] 1981年10月13日访问师哲谈话记录。
[1] 袁血卒：《忆宁都兵暴》，《回忆宁都起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2] 苏进：《从黑暗走向光明》，《回忆宁都起义》，第89页。
[3] 《回忆宁都起义》，第97—98页。
[4] 聂荣臻：《攻克漳州》，《党史通讯》总第59期。
[1] 耿飙：《光照日月浩气长存》，1982年5月25日《人民日报》；杨成武1983年9月17日给广州军区党史办公室的信。
[2] 朱德：《悼左权同志》。
[1] 刘忠：《回忆左权同志》，《怀念左权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解放军将领传》第1集，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2] 刘忠：《回忆左权同志》，《怀念左权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解放军将领传》第1集，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3]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1] 杨成武：《关于腊子口战斗的史实》，1979年2月8日《人民日报》。
[2] 萧锋：《十年百战亲历记》，第220页。
[3] 《毛泽东选集》，第136页。
[1] 萧锋：《十年百战亲历记》第267页。
[2] 刘伯承：《纪念左权同志》，1950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
[1] 萧锋：《十年百战亲历记》第272—273页。
[2] 孔从洲：《回忆杨虎城将军》，《红旗飘飘》第27集第89页。
[3] 《革命烈士书信》，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页。
[1] 《革命烈士书信》，第139页。
[2] 王照骞：《左权将军在太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1] 罗瑞卿：《纪念左权同志》，此文镌刻于河北省涉县石门村左权纪念塔。
[2] 李树槐：《跟随朱总司令》，《红旗飘飘》，第11集第61页。
[1] 《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4—46页。
[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
[3] 左权这一时期发表的军事论文，除《论坚持华北抗战》外，还有《论敌人大举围攻晋察冀边区及晋察冀边区反对敌人大举围攻斗争中之经验教训》、《埋伏战术》等，1939年 2月和3月出版的《前线》第2、3期。
[1] 杨得志：《和左权相处的日子》，《红旗飘飘》第5集，第123页。
[1] 何廷一：《忆左权同志》，《星火燎原》1982年第2集，第73页。
[2] 1979年11月26日访问林海云谈话记录。
[3] 李达：《百团大战——中外战史上光辉的一页》，《星火燎原》( 选编之五) 第316页。
[1] 刘志兰：《为了永恒的记忆》，1942年7月10日《解放日报》。
[2] 《力报》1940年9月12日社评，《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页。
[3] 1940年9月5日《新华日报》（华北版）。
[4] 《华北治安战》（上），第296页。
[1] 《解放军将领传》第1集，第101页。
[2] 1940年11月15日《新华日报》华北版。
[3] 李达：《百团大战——中外战史上光辉的一页》。
[1] 唐万成：《太行浩气传千古》，《星火燎原》选编之六，第298页；1979年11月5日访问唐万成谈话记录。
[2] 刘伯承：《纪念左权同志》。
[3] 欧致富：《永远活着的人》，《怀念左权同志》第28页。
[1] 《八路军黄崖洞大捷经过》，《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年，第3卷，第11期。
[2] 中央军委：《一九四一年战役综合研究》。
[3] 河北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左权纪念馆陈列。
[4] 刘伯承、邓小平：《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
[5] 杨国宇等：《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第172页。
[1] 周恩来：《左权同志精神不死》。
[2] 唐万成：《太行浩气传千古》。
[1] 王照骞：《左权将军在太行》，第158页。
[1] 周恩来：《左权同志精神不死》。
[2] 陆定一诗：山西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陈列。
[3] 谢觉哉：《为邯郸烈士陵园题》，《怀念左权同志》第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