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6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词中曾把“克服个人主义，服膺集团主义”列作三大纲领之一（其他两项是实现民族解放，铲除封建残余）。他在这时写道：

民族未解放，个人何以获得自由？个人不是做集团的斗士的一员，何从争自由？个人离开了集团的斗争，何从有力量争自由？以个人的利害做中心，以个人的利润为背景，又怎能团结大众共同奋斗来争自由？所以我们要应现代中国的大众需要，就必须克服个人主义，服膺集团主义。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认真地抛弃个人主义，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觉悟。就邹韬奋的情形来看，是他又向无产阶级立场迈进了一大步。

《大众生活》鲜明地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的主张，迎接了由“一二· 九”学生运动开始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这个刊物深受读者欢迎，销数很快就达到20万份。邹韬奋在刊物上坚持革命立场，十分成功地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走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敌人害怕《大众生活》的巨大影响，曾经禁止它从邮局里邮寄，不准它在各地发售，还放出许多流言飞语，对邹韬奋进行无耻的诽谤中伤。如同过去一样，邹韬奋蔑视敌人的迫害，坚守岗位，坚持战斗。

敌人的诽谤、恫吓无效，又派两个特务头子到上海找邹韬奋“谈话”。这两个人，一个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一个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中统”特务头目张道藩。他们见到邹韬奋，开口就逼迫他停止抗日活动，并且向他吹嘘了一道荒谬的“领袖脑壳论”，说是一切国家大事只能由蒋介石的“脑壳”决定，人民群众根本无权过问。刘健群还拿死来威胁他：“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产生什么问题!”邹韬奋听了，异常愤慨，干脆回答说：“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

这两个特务头子悻悻然回南京后，对邹韬奋仍不放松，又唆使上海的大流氓头子杜月笙出面“担保”，诱骗邹韬奋到南京和蒋介石“当面一谈”。邹韬奋当即和救国会几位负责人商谈，认为去南京凶多吉少，是会发生意外的。事后他有次碰见张群，张群透露说：“那次蒋先生约你赴南京面谈，就因为陈布雷太忙，要请你留在南京帮帮布雷先生的忙。”足见他不去南京的决定是正确的。

邹韬奋把他拒绝前往南京的决定告诉杜月笙的时候，在座的一个和蒋介石有交情的“老资格银行家”说：“你不知道老蒋的脾气，你这次要不往南京一行，就只有再度流亡海外，国内是休想驻足的!”

对于他来说，这种威胁当然完全无用。这样一来，“就只有再度流亡”。邹韬奋从海外回来不过半年，欠的债尚未还清，无力远行，决定出走香港。

1936年2月，《大众生活》出到第16期，便同《生活》、《新生》一样，又被查封。邹韬奋愈战斗愈坚强，并不因此而消极。在《大众生活》被封后，仅隔了一周时间，生活书店就又创办《永生》周刊，由邹韬奋的战友金仲华任主编。1936年6月，《永生》刚出到第17期又被查封。这时他已经又在香港创办了《生活日报》和《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邹韬奋这时所创办的《大众生活》和《生活日报》等报刊，比他前期主办的《生活》周刊，表现了很大的进步。他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直接联系，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1936年潘汉年从延安到了上海，同救国会诸领袖联系，邹韬奋便在这时和党派到上海去的代表开始有了直接的联系。当时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对党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表示衷心的景仰，他的政治态度和党的主张没有隔阂。他不但遇事和党组织商量，诚恳地听取党的主张，并且努力使党的主张变成自己的实践，严格地用革命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在有关个人的事业和个人的去留问题上，也总是和他所能接触到的党组织商量。至于他平日的言论，尤其是他主编刊物每一期的社论和主要论文，凡是属于原则问题的，他没有不征求党的意见的。

邹韬奋在敌人面前是充分地表现着正当的高傲，对于革命组织却十分谦虚。他不但尊重共产党的负责同志，也尊重党的基层组织和一般党员。他和共产党员生活在一块儿的时候，是极为友爱的。在他主持的新闻出版事业里面，有不少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国民党特务经常向他提出警告，有时提出名单来恐吓他。他不仅没有被吓倒，而且想尽各种方法保护他们，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候，他就赶快把受到逮捕威胁的同事偷偷地送走。当时他对在生活书店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所表现的深厚友谊，所流露的亲如手足般的真挚感情，令人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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