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暑假，邹韬奋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他想从事新闻工作，一时却得不到机会。在校拖欠的一身债急需偿还，眼前的生活问题也得解决，使他在职业上不得不暂时“走曲线”。有相当长的时候，他在上海工商企业和教育机关中任职，所接触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环境。他是一个踏实的人，那些琐屑的无兴趣的事务工作，虽然不合他的心意，他却十分尽职，从中养成了细针密缕的工作作风和惊人的实际精神。

不久，邹韬奋进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和职业教育丛书；他还参与“职业指导运动”，到好几个省份里去宣传过。1926年10月，他担任了《生活》周刊主编。这是邹韬奋正式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开始。

邹韬奋热爱工作、全力以赴的事业精神和实事求是、为群众服务的优良作风，在办《生活》周刊的过程中曾充分地表现出来。他主持《生活》将近7年，由于国民党的政治摧残和经济上的困难，经历过无数辛酸、困难的日子，但他排除阻力，克服困难，百折不回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费尽心血把自己的事业维持和发展下去。他在接办这个刊物以后，从看稿、编辑到跑印刷所、看清样、封面设计以至广告、发行工作和处理读者来信，都采取严肃态度，亲自动手。每期刊物付印的前一天，他都留在印刷所里监督拼版，校样都要亲自仔细地看三次，尽力不让刊物上出现一个错字。这个刊物由他负责的七年当中，从来未发生过脱期的事故，每期都准时地送到读者手里，他为刊物写的文章，也从未曾有过一次“脱班”。

《生活》周刊创刊于1925年10月。一年以后邹韬奋初接办的时候，连他在内总共只有两个半职员（三人中有一人还在别处兼职），又因稿费过低，约稿不易，每期稿件大半都得自己撰写，曾用过六七个笔名轮流撰写各式各样的文章；还要做收发，看信复信。他因日夜伏案，劳累成疾，发生胸部剧痛，疼痛时坐卧不安，医生束手无束，缠绵数年方渐痊愈。

他一接手，就对《生活》的内容进行革新，根据社会和读者的需要，改变编辑方针，使它从单纯谈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1931年“九一八”以后，它全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逐步转向为劳苦大众的利益而奋斗的立场。

邹韬奋主编的刊物，具有鲜明的个性。他所写的文章，也有独特的风格。1927年，他任主编不久，就宣布说，《生活》“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在这个方针下，《生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它有报纸的长处，又有杂志的优点。里面充满各种体裁的有趣文章，字数大多在一两千字左右，很少长篇大论，既不是空洞的议论，也不是繁琐的叙述，很少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

他在写作和编辑工作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把自己的言论和人民的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写的文章随时注意广大读者所关心、所急切要求解答的问题，反映出当时苦难重重的人民群众的情绪和愿望。当时《生活》周刊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文化水平不很高的知识青年，如小市民、小职员、小学教员和中学生等，他们既没有很多时间，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因此，写给他们看的文章，既要具体生动，富有说服力；又要短小精悍，浅易近人。他这时期的经验证明：越是以人们日常关切的具体问题进行宣传，就越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并能产生唤起群众觉醒、鼓舞群众进步的巨大作用。

邹韬奋从事新闻工作的初期，就重视跟群众取得联系，特别注意读者来信工作。《生活》从第二卷开始就设立《读者信箱》，选刊读者关于各种问题的来信，并且给予简短的答复；大量的来信，分别回信答复。7年中间，阅读、答复读者来信的工作，耗费了他无数心血与宝贵时光。到了后期，每年收信总在两三万封以上，最多时每天收三四百封。来信内容形形色色，无所不包。其中许多青年男女，时常把一些连自己父母都不愿意告诉的“秘密”，提出来跟他商量，邹韬奋异常感动。他把“读者的事情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他“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也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他在复信里面，对广大读者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切，在思想上给予他们很大的帮助，在求学就业以及社会活动各方面给予指导，其同情的深厚，关切的周到，谋划的细致，如今读起来还是生气勃勃，令人感动不已。

《生活》，这个本来不大被人注意的小刊物，经过邹韬奋尽心经营，接办不到三年，每期销数便由2千份增至4万份；“九一八”事变后，更跃至12万份。那时，《生活》风行海内外，不仅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城市可以随处见到，就是内地穷乡僻壤及远在异域的华侨所在地，也随处可以见到它。甚至在订户中还有“传代”的：父亲死了，儿子还要接订下去。不久，它的销路达到15.5万份，打破了当时中国杂志界的发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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