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上海重新经过诊断，证明确是癌症，必须开刀。当时国内很少有人能够施行这个手术。正在着急，忽然听说北平有个外国医师，施行这个手术最有把握，中共华中局就准备去请。可是很快又知道这位医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已被日军逮捕。后又听到他有一个中国助手，也能开刀，华中局立即派人秘密到北平去请。这人应允前来上海，却索取治疗费20万元。为了治好邹韬奋的病，立刻答应了他。不幸在这位中国医生行将动身的时候，又被日本军队逮捕了。于是，只好就地另请名医开刀。

邹韬奋由于身体孱弱，由他胞妹照料两个来月，到5月才施行手术。他的病经常发作，疼痛难忍，坐卧不安，须连续注射麻醉性药针，才能减轻一些痛苦。

不久，他的病又转重，到9月间已不能起床。10月间，他听到国民党调集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消息，愤不可抑，于23日口述由友人笔录下来，成《对国事的呼吁》一文，严词斥责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这时他的病情突然变化，医生判断，很难拖过10月。上海党的组织，专门派人到苏北向华中局汇报他的病情。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对邹韬奋都很关怀，特地打电报给华中局，要华中局马上派人专程去上海探望邹韬奋的病情，向他表示慰问并致赠医药费用。华中局马上派了一位同志前来上海探望邹韬奋。他很感动，特地写信给陈毅等道谢。信中说：“我死也要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1944年春天，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华中局得知，特地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他的治疗问题，并且再次派人携款前来，代表华中局看望他；和他的亲属及生活书店在上海的同事商量他的后事。

党的关怀使邹韬奋倍增和疾病搏斗的力量。不久病情稍趋平定，他便决心将他一生在患难中所经历的未曾公开的事情，写成一部《患难余生记》。这本著作，全是他忍着病痛，坐在床上写的，个把月光景，就写了5万多字。不幸第三章还没有写完，便因病势加重不能再写下去了。

他在上海就医的一年当中，为免遭敌人的暗算，前后用过四个假名——邹恒逊、李晋卿、季晋卿、沈白甫，调换了五家医院——红十字医院、剑桥医院、瞿直夫医院、德济医院、上海医院。风声特别紧张的时候，还到新闸路一个老同事家里躲了一个多月。他怕连累住处的同事，又嘱家人将他送入医院。这时除了夫人和他妹妹在身边，三个孩子中也有两个来到身边。

1944年6月1日深夜3时左右，邹韬奋突然昏厥数分钟。他怕病情突变，2日就召来在上海的亲友，预嘱了后事处置，并且口授遗嘱：

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二十余年来追随诸先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睹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但四五年来，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能自由，最近更不幸卧床经年，呻吟床褥，竟至不起。但我心怀祖国，倦念同胞，愿以最深痛的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我死后，希能将遗体先行解剖，或可对医学上有所贡献，然后举行火葬，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我妻沈粹缜女士可参加社会工作，大儿嘉骅专攻机械工程，次子嘉骝研习医学，幼女嘉骊爱好文学，均望予以深造机会，俾可贡献于伟大的革命事业。

1944年7月24日早晨7时20分，民主战士邹邹韬奋与世长逝!邹韬奋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哀悼，在成长中受到他影响的广大青年莫不异常悲痛。9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他的家属吊唁，对于韬奋一生的事业加以热烈的赞扬，并且追认他入党。唁电写道：

邹韬奋先生家属礼鉴：

　　惊闻韬奋先生病逝，使我们十分悲悼；接读先生遗嘱，更增加我们的感奋。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韬奋先生长逝了，愿中国人民齐颂先生最后呼吁，为坚持团结抗战，实行真正民主，建设独立自由、繁荣、和平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到底。谨此电唁，更望家属诸位节哀承志，遵守先生遗嘱于永久。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亲题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这是对邹韬奋毕生斗争历史的最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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