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一直注视着香港战局的发展，关怀着香港文化界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的安全。这个时候，南方工作委员会收到党中央的紧急指示：为了保护我国革命文化界的精华，必须立即动员一切力量，把全部旅港的抗日文化工作者抢救出来。

南方委员会接到中央的电报，马上召集东江纵队和十八集团军驻粤港办事处的负责同志开会，经过周密研究，拟定了抢救计划，即由东江纵队派出部队负责沿途的护送、接待工作。在香港市区，地下党设立起一个偷渡指挥部，专办营救进步人士偷渡到九龙去的组织工作。他们派了一个秘密使者到灯笼街贫民窟中，把党的抢救计划一一告诉邹韬奋，征求他的意见。邹韬奋非常高兴，望着对方频频点头。末了郑重地说：“应付这样的局面，我自己是没有经验的，你们告诉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当时他的子女都还年幼，考虑到沿途的艰难、复杂情况，他决定要夫人和三个孩子暂时留在香港，托请朋友们照料，等到局势平定了，再设法回到内地去。

1942年1月9日，邹韬奋穿上法蓝绒的“唐装”，由交通员带领着偷渡到九龙。之后，他背着简单的行李，和一批文化界的朋友离开九龙，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五次流亡。他们徒步翻过崎岖的山路，冲破敌人的几道封锁线，通过一些“绿林好汉”控制的区域，最后来到东江纵队司令部驻地白石龙。

邹韬奋在白石龙受到曾生司令员和尹林平政委的热烈欢迎。他们还转达了党中央对邹韬奋一行的亲切慰问。当天晚上，就留邹韬奋等在司令部驻的楼房里过夜。到2月底，留港的一千多名抗日文化工作者和各阶层知名人物、民主人士以及国际友人，经过党的营救都脱离了虎口。在此期间，东江纵队还在惠阳、宝安的广九铁路沿线设立施粥站，接待了几万名离港过境的难胞，使他们顺利地回到安全地带。

邹韬奋原来打算经由东江前往桂林、重庆，但是国民党仍然不放松他，密令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和搜索他的行踪，准备在任何地方捉到他的时候，“就地惩办，格杀勿论”。结果逼得他只有继续流亡，暂时留在东江游击队参观考察。

当时东江纵队的部队不多，活动地区不大，又常处在日本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中。尽管主人殷勤款待，生活仍然是艰苦的，还得随时跟着游击队移动。邹韬奋居住东江的两个月中，多次随军在深山密林中行动，有时在黑暗里摸索，有时要冒着倾盆大雨走路。有一段时间，他同由香港来的朋友住在阳台山上的茅寮里面。那是在很高的山顶上，经常被蒙在浓密的云雾中。在这些草棚里，铺的是稻草，四面通风；吃的是大灶上烧的大锅饭菜。这对从未经历过战斗生活的人，确实是非常困苦的。但他始终显得精神愉快，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兴奋。他把游击区看作是接近工农兵和锻炼自己的机会。他常不顾劳累，应部队的要求给战士们讲话，为部队报纸撰写文章，领导同来的文化界人士进行政治和学术上的讨论。他在这时充分表现出一个革命战士的高尚品格。

1942年3月，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东江游击区，情况紧急。地方党组织帮邹韬奋离开东江游击区，来到梅县畲坑圩附近的江头村。他在这里扮作一个商人，化名李尚清，隐居在归国华侨陈炳传家里。

但不久国民党特务已经发现邹韬奋在粤东乡下，蒋介石加紧缉捕并下令在沿途的重要关卡张贴悬赏捉拿他的文告。这时他的战友专程从桂林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些情况。周恩来建议他考虑是否前往苏北根据地，从那里转赴延安。到了9月，党便派来一位生活书店工作人员接送韬奋。他知道在这里再住下去无益，又恐连累了好客的主人，当即准备经由上海前往华中解放区访问。他打算从苏北解放区开始，遍访中国各解放区，然后根据考察所得写一本书：《民主在中国》。

9月23日，中秋节刚过，邹韬奋换上香港穿出来的那套唐装，继续扮作商人模样，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流亡。他从梅县到上海，经过曲江、武汉等地，曾遭遇到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的多次盘查。由于他和同伴的机警应付，安然度过了这些险关。他在汉口发现右耳淌黄水，因为时间匆促，无法医治。10月初到上海，那里正处在极端恐怖的时刻。邹韬奋隐蔽在辣斐德路（现为复兴中路）东升里一位老同事家里。等到上海地下党和华中解放区取得联系，决定了上路的日子，才找来一位医生诊治，结果没有诊断清楚，说他患的是中耳炎。由于环境险恶，未及治疗就带病走了。

邹韬奋渡过长江，进入苏中解放区，受到新四军第一师粟裕师长的热情款待。

他在苏中解放区各地参观一个多月，准备照原计划去苏北盐（城）阜（宁）区新四军军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已经转移到洪泽湖以南的苏皖边境。苏中区党委接到华中局的电报，欢迎邹韬奋仍然到盐阜区去参观考察，然后视情况从那里经由海道去山东解放区，再经晋冀鲁豫和晋绥解放区前往延安。

1942年12月中旬，邹韬奋辞别了粟裕、陈丕显等，由第一师师部派人护送前往苏北解放区。离开苏中解放区前，邹韬奋曾向陪同他在各地考察的刘季平郑重提出要求入党的问题。他恳切地说：“我曾经向周恩来同志提出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同志回答说，你现在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同国民党斗争，比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作用更大。现在我已经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露面，这样的时期已经过去。我希望同意我入党。”刘季平回答说，他会立即向苏中区党委汇报，并向华中局报告邹韬奋的要求。

邹韬奋进入盐阜区的时候，首先见到第三师黄克诚师长和其他领导同志，受到热烈的欢迎。这时敌人正在根据地四周纠集日伪军，准备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新的“扫荡”，形势十分紧张，部队行动频繁。他同部队一起行动，一面了解部队作战、生产的情况，一面到处参观抗日民主政府的工作，考察解放区的民主设施。虽然十分艰苦，他却异常兴奋。

不幸的是，他的耳病突然转趋严重，右耳到右颊，常常隐隐刺痛。痛得厉害的时候，口角向右歪，右颊有些牵动；最严重的时候，里面像有虫蚁咬啮。这时邹韬奋到达苏北的消息已经传开，许多人热烈希望听到他的声音。临近新年时，苏北文化界请他对群众作一次公开讲演，一家报馆也请他写一篇新年献词，要求他在讲演前一天能连夜赶出来。刚巧他在这时发病，头部像有几十根烧红了的钢针在扎刺。他极力忍着疼痛，提笔疾书，痛得眼里涌出泪水，右颊涨红着，不时用手抚着痛处，一会儿起来在屋里走动，一会儿又坐下去继续撰写。一位同志劝他不要写了，他却无论如何不肯放下笔来。他说许多人想知道他的言论，他不能使他们失望。就这样，他在同病痛搏斗中写完了文章。第二天又准时来到讲演地点，向从四面八方来的几千名听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听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新年刚过，敌人拼凑了日伪军五万多人，开始一次规模空前的残酷“扫荡”。因他病重不便行动，组织上决定请他在苏北边缘地区阜宁的八滩隐蔽下来。这时他已不能骑马，只能躺在一把藤靠椅上，由战士们轮流抬着走。到了八滩，民主政府把他安顿在一位民主人士家里。他在这里饱受战争的风险，又要和日益恶化的疾病斗争，但是他的情绪始终很好。

经过二十多天的激烈战斗，敌人的“扫荡”被彻底粉碎。他在这里亲眼看到新四军英勇杀敌，取得反“扫荡”的胜利，更密切地体会到人民力量的伟大，党领导的正确。这个时候，他的行止更加为解放区各界人士所关怀。新华社记者特地来访问他，谈到对根据地的印象，邹韬奋说：“我到根据地来是我平生最兴奋的事情，在这里我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一是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忠实而充分地照顾各阶层的利益，使全根据地的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二是民主政治的实现，根据地内人民普遍参加政治生活，热烈拥护政府的情形，使我十余年来为民主政治而奔走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邹韬奋十分景仰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不但衷心感佩他在军事上杰出的指挥才能，而且非常喜爱他那豪气磅礴的诗文。至今还能看到他在苏北书写陈毅诗词的墨迹。这次刚一进入苏中解放区，他就受到华中局和陈毅的欢迎和关怀。12月间，他从苏中进入苏北，已经进入严冬，陈毅特地叫人缝制了一件崭新的羊皮袍子送给邹韬奋。遗憾的是，他在苏北始终未能见到陈毅。当时军部已经不在盐阜区，陈毅正去安徽第四师视察。这个期间，邹韬奋曾经写过几封信给陈毅，热烈地祝贺新四军的战斗胜利，赞扬华中解放区的建设成就。对于工作中的缺点，也都爽直地提出来。在苏北解放区参观的时候，邹韬奋带病行动，备历艰辛。但他不顾疲劳，不管病痛，到处参观、访问，日夜找干部和群众谈话，一面谈，一面从怀里掏出笔记本来不停地写，而且问得那么仔细，态度那样虚心。同时每到一个地方，当地干部和群众都热烈地欢迎他讲演。他在这里，精神焕发，到处讲演，热情洋溢地赞扬解放区的光明，深恶痛绝地揭露国民党反对统治的罪恶。他和广大群众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本身也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教育。他从解放区民主建设的蓬勃发展，看到祖国的光明前途；他更进一步从中国共产党身上，从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伟大斗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邹韬奋的精神很好，他的耳病却日益严重起来。三天两头儿发病一次，饮食难以下咽，夜间无法安眠。疼痛得不能抑制的时候，竟在地下打滚。本来，他已决定要去向往已久的延安，苏北党政领导机关已经帮他准备停当。这时经过诊断，他的病并不是中耳炎而是耳癌。这病在正进行着艰苦战争的解放区根本没有办法，只得送他回上海去医治。邹韬奋靠着一群勇敢的海员负责护送，终又到了日军魔爪下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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