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邹韬奋的转变而来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办的这个刊物，是处在帝国主义所控制的租界里的，经常受到国民党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刊物内容有时触犯了帝国主义，这一期刊物就不能在租界内发卖；有些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罪恶，这一期刊物便会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禁止。特别是在它打出抗日的鲜明旗帜以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就越发不择手段地来迫害它。

邹韬奋和他主持的事业所受到的压迫、摧残是多方面的。1932年初，邹韬奋发表反对剥削制度、赞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一文不久，反动军官胡宗南马上来“访”。胡宗南花了整整四个钟头，未能使邹韬奋的政治观点有任何改变。这年7月，国民党政府加给《生活》“以言论反动，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邮递；同时对邹韬奋散布流言蜚语，中伤、威胁。这年10月，邹韬奋自料《生活》被封已不可免，预先写好了《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重申“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决不为不义屈”的决心。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一时人心浮动，邹韬奋也被列入“黑名单”中。但他毅然前往万国殡仪馆杨氏灵前致敬。此后他常受特务盯梢。朋友们担心他的安全，都劝他出国暂避，遂不得已而出国流亡。

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离开上海，经三万里海程，8月7日到达意大利威尼斯。继又转到罗马、日内瓦、巴黎，9月底到伦敦。以后他又遍历德、比、荷等西欧各国、苏联和美国。前后历时两年多，足迹遍世界。

邹韬奋自谓这次出国的目的，是在观察“世界大势怎样？”“中国民族的出路怎样？”为此，他一面在各国实地考察，一面利用一切机会学习革命理论。他在伦敦住过14个半月，除了参观和写文章，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大英博物馆攻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后到苏联，又刻苦地学习了革命理论，加上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实地考察，使他在思想上有了飞跃进步，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都开始有所改变。从他写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看，他的观察是敏锐的，能够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和里面”，看到“华美窗帷的后面”乃是“大规模的贫民窟”，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的前景。针对国民党报刊大肆吹嘘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宣传，他把法西斯“领袖政治”的虚弱和罪恶，揭露得体无完肤。他写了二十来万字的文章，如实地报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当时还存在着的缺点。他在苏联参观以后，就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死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从此又肯定了中国发展的方向，认识到在中国应该走的道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国内应当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领袖，在国际上应当以社会主义的苏联为盟友。

以后到了美国，他和美国工人有过密切的接触，还曾在美国南方黑人区域参加过美国共产党地下支部的秘密会议。他在国内的时候，对于美国原是有好感的。但他亲眼目睹美国南方那种露骨的贫困、凶残、压迫，以及黑人与白人革命者的艰苦工作，坚决奋斗，更深刻地体会到资本主义世界的腐朽没落，这时对于资本主义的幻想已经一扫而光。

在纽约，邹韬奋曾向留美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问题。他这种衷心倾慕、靠近共产党的心情，在他当时写的许多文章中都是随处可见的。

1935年8月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已完全摆脱了出国时的苦闷情绪，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全身带着鼓舞的力量。在他回国后追叙他的国外见闻的文章中，已经坚定地站到革命的立场上。他说：

中立的态度就等于参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挣扎，在形式上尽管好像你是中立，实际上还是助桀为一恶，时代巨浪一天天更猛烈地向前推进，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两条路线，没有什么中立余地。

这次环绕世界的旅行，实是邹韬奋思想转变的重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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