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邹韬奋冲破重重困难，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与《生活日报星期增刊》。

想要创办一种合乎人民大众需要的日报，是邹韬奋“梦回已久”的心愿。早在1932年，他就曾与新闻界的朋友共同发起由读者集资创办《生活日报》，登报公开招募股款，很快由读者认股16万元。但因遭到国民党的阻挠破坏，他不愿意拿着两千多个读者热情凑集的股本作孤注一掷的冒险，遂在当年10月宣布《生活日报》停办，将已收的股款连同利息照数发还入股的读者。

这次在香港出版的《生活日报》，仍旧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创办的，因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报馆不得不设立在香港的贫民窟中，印刷条件也很困难。而在香港办报遇到的最大困难，则是英国统治者的政治压迫。费了很多周折方才解决了登记问题，每天又要遇到严格的“新闻检查”。香港的殖民者就像秃头佬害怕人家说“亮”一样，连“帝国主义”这个名词都不准用。光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到邹韬奋这一代报人的痛苦有多么大!

在邹韬奋流亡到香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已收到了巨大的效果，促成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邹韬奋在《生活日报》时期的全部言论，十分成功地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他曾一再撰文，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既抨击狭隘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倾向，又责斥妥协屈服的投降主义。对于国际帝国主义走狗托洛斯基派的“左”的破坏统一战线的无耻伎俩，更不断地加以揭露。邹韬奋根据党的政策，为了实现团结抗日的方针所作的斗争是坚决的。

这时在白区工作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密切注视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热情关怀各地宣传抗日救亡主张的进步报刊。对于站在抗日斗争前列的邹韬奋，对于他在抗日救亡旗帜下面举办的出版事业，给予特殊的关怀和热情的支持。1936年5月24日，刘少奇听到《生活日报》行将出版的消息，就写了一封长信给韬奋，详细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信的结尾写道：“我认为贵刊应成为救国人民阵线的指导者与组织者，成为千千万万各种各色群众的权威的刊物。”邹韬奋收到这封署名莫文华的信，就在这年6月7日出版的《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一号上，以《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为题全文发表；同年6月9日，刘少奇又写了第二封信：《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发表在7月12日出版的该刊第六号上。这两封信，并不是普通的“读者来信”，而是刘少奇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通过邹韬奋主办的在国内外最有影响的报刊，向共产党员发出的公开指示，进行的公开号召。莫文华是谁，当时邹韬奋可能还不知道；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从信中的内容自然不难理解。当时他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公开发表这些使用“赤色语言”写成的宣传我党统一战线主张的信件，是承担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那个时候，正当《大众生活》刚被查封，他再度被迫流亡避难到香港。但是，他不但发表了这些信件，还在《生活日报· 创刊词》中接受了党的这些主张并且加以阐述，号召广大读者响应这些主张。尤其难能可贵的，韬奋身体力行，还把这些主张化为自己的行动。7月15日，他与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积极地推动救国会的工作。

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出版的《生活日报》，对于报纸的编辑业务作了许多大胆的改革和尝试，从形式到内容都创造了独特的风格。

首先，这个报纸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所表现的人民立场和进步思想。这一点，是继承和发扬了邹韬奋历来所办刊物的光荣传统。第二，特别注意评论工作，主张“每天除了正确精警的一篇社论外，还要有两篇以上的很有精彩有关各种专门问题的论文”。第三，当时一般报纸在版面上很不统一，各版往往自成一个“独立王国”。《生活日报》独创一格，一方面力求避免那种分裂不统一的倾向；另一方面，尽量做到内容的广泛性。第四，那时供应报纸采用的国内新闻，都是经由国民党官办的中央社发布的；国际新闻则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的通讯社所垄断。这些新闻稿的观点自然大成问题，它的文字风格也不合人民大众的胃口。因为这些新闻都是用文言文写的，掺杂许多半文不白的语句，“佶屈聱牙”，十分难懂。《生活日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人民大众的需要，对收到的电讯原稿，用白话文加以重写改编，对编排的生动活泼，版面的大方美观，也很注意。

这个报纸也和邹韬奋办的所有刊物一样，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报纸出版不久，就和读者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对于报纸所遇到的种种困难，邹韬奋总是依靠群众的帮助来解决的。他以多年来的切身经验深信，“只要人民大众都赞成本报的主张，同情本报的态度，以集体的力量扶持本报，任何客观上的困难，没有不能克服的”。

旧中国报纸的经营方法，都是从资本主义各国学来的，“洋场恶少”加上封建余孽——很受“才子+ 游氓”式的影响。非科学的笼统和专制主义的专断，与美国黄色新闻传染过来的色情和恶意宣传相结合，造成了旧中国新闻界特有的恶毒、残忍、低级趣味与不精密、不确实的格调。邹韬奋唾弃这种风行一时的作风，在报纸经营以至广告的选择上，也能一反旧式报纸的传统，显示自己独具的特色。他认为，“报纸上面登载广告，不应该专为了报纸的营业收入，而应该同时顾到多数读者的利益。”“凡是骗人害人的广告，一概拒绝不登。换句话说，本报对于所登载的广告，也和言论新闻一样，是要向读者负责”。

《生活日报》出版时间不长，却有力地推动了西南的救亡运动。但是香港究竟不宜于办全国性的报纸。因为香港地理位置偏于南部，新闻采访和报纸的推广发行，都有种种不便。读者纷纷来信，要求迁至旧中国新闻事业中心的上海出版。这时国内局势有了新的变化，救亡运动很需要邹韬奋回上海工作。《生活日报》出到7月31日即自动停刊，宣告从8月1日起移上海筹备出版。但因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破坏，这个报纸终未能再和读者见面。

邹韬奋是一个决心要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的人，并且向来怀有要办一份人民报纸的志愿。由于遭受国民党的压迫，除掉在香港这55天，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来重新实现他的这个心愿。这是邹韬奋终生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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