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决定出走香港，并不是要消极地逃避强暴，而是为了到那里去更有力更有效地从事民主运动和进步的文化工作。他的这次行动是曾经征求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赞同的。在皖南事变以后这一个时期，在周恩来任书记的南方局的策划和领导之下，有相当数量的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愈来愈严重的重庆疏散出去，建立分散的文化据点。党很赞同邹韬奋和其他一些人到香港去，以他为中心在那里办报办刊物。

1941年2月25日拂晓，邹韬奋乘坐福建省公路局的一辆客车，悄然离开重庆。他弄到了重庆一家汽车公司顾问的身份证明书，临行时脱下多年习惯穿着的西服，换上一件古铜色的呢袍子，戴了一顶黑呢帽，活像一个商人的样子。一路上，曾有两次受到了严格盘问。3月4日晚间，他到达桂林。

国民党反动派发现邹韬奋出走，表面假惺惺地用国民参政会主席团名义电桂林“挽留”，暗中却密令桂林国民党特务“探询”他的踪迹，准备把他扣押起来。这些电报在3月5日下午4、5点钟到达桂林，恰好他乘坐的飞机已在当天上午起飞去香港了。邹韬奋到达香港不久，他的夫人不堪特务的烦扰，也带着三个孩子赶来。

邹韬奋初到香港，在廖承志为他举行的欢迎便宴上，就曾表示，为了尽快给国民党反动派以反击，他已决定先把《大众生活》复刊。经过短时间的筹备，这年5月17日，《大众生活》就在香港复刊。这是邹韬奋生前主编的最后一个刊物，也是他一生所办刊物里面最好的一个。同时，他又在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参加了创办《华商报》的筹备工作。从这年4月8日这个报纸创刊号起，他就撰写《抗战以来》为题的长篇回忆录在这个报纸上连载。他根据切身经历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残害人民的一切倒行逆施，作了无情的揭露。此外，他还为《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与救国会同仁办的《救国丛刊》经常撰稿。他在香港这个时期的言论，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言论的精华。他把国民党反动派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因为被迫抗日所积蓄起来的一些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彻底加以清算，还它一个法西斯的本来面目。

这个时候，邹韬奋和党的关系已经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他的精神，他的意志，早已和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真正做到了与党共患难，共甘苦，共战斗，共呼吸。这样，他就经常感觉到自己有力量，有智慧，有依靠，有前途，能够坚决无情地解剖自己，在党的教育、帮助下，认真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

这年6月间，苏德战争爆发，邹韬奋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随时驳斥国民党“官报”、“准官报”的反苏滥调和他们那种无耻的幸灾乐祸的态度。到了秋天，希特勒的军队迫近了莫斯科。这时候，永远常驻在他脸上的笑容消逝了，他变得又憔悴，又焦急，时常在一张苏德战争的大地图前面徘徊，也常常在深夜打电话到报社去打听前线的消息。直到11月7日，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演说，他笑了，兴奋地拉着朋友们到街上去散步，满怀信心地说：“我定心了。”

邹韬奋到香港以后，根据救国会领导机关的决定，成立了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组成包括邹韬奋、杨东莼、范长江、张友渔、于毅夫、金仲华、韩幽桐七人的常务干事会，由邹韬奋、杨东莼负总责，领导开展救国会在海外各地的工作。这年5月29日，他和茅盾等九名救国会留港代表发表《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侵略者的妥协投降倾向和对进步文化事业的摧残。这年9月18日，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创办的《光明报》出版；10月10日，公告同盟的成立，并发表了十大政纲，邹韬奋曾予以积极支持。救国会这时虽然未加入民主政团同盟，但邹韬奋和金仲华、张友渔三人署名发表宣言，响应同盟的主张，保证完全同它合作。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从中国大陆上沿着广九铁路进攻香港。这时邹韬奋住在九龙的弥敦道尖沙嘴口30号四楼，他和一些朋友商讨港九战局，估计英军守九龙难以持久，当天下午就搬到香港去。

九龙那边的战局不断恶化，敌探特务在香港大肆活动。朋友们为防万一，便劝邹韬奋暂时和眷属分开，隐蔽起来。12月12日，九龙全部陷落。此后由留港的共产党人帮助，他曾经辗转搬家，先后在坚尼道、永安街、湾仔、云咸街等许多地方住过。最后，在铜锣湾灯笼街的贫民窟里找到一张“碌架床”。

这时邹韬奋只和夫人同住，把孩子们安置在另外一个地方，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所贫民窟是在灯笼街一家小照相馆的二层楼上，有楼梯直达街道。这一带贫民窟的房子都是很龌龊的，房东把一间房隔成很多铺位，每个铺位都住着一户人家，饮食、坐卧、工作、休息都在这张狭小的铺位上。铺位之间只用一条白布帘隔开，实际上仍和同住一室没有两样。住在这个地方的客户，不用说都是些“鸠形鹄面”的贫民。房东白天在街边摆摊出售小鱼和咸菜，晚上把摊子收回家里，隔着布帘飘过来的咸鱼臭味，令人欲呕。邹韬奋夫妇初次经历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每天不分昼夜地躺在这种“碌架床”上，从早到晚听着满楼噪杂不堪的人声，乍上来是非常不习惯的。但他既不叫苦，也不厌烦，反倒觉得这对自己是最好的锻炼。他很快就能适应贫民窟的环境，一切生活上的事情都亲自动手，还帮助他的夫人劈柴、烧火。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把笔杆放下，拿起柴刀劈柴。他却很愉快地劳动着。

12月25日，香港沦陷。这天下午6时，香港的英国总督挂出了屈辱的白旗，野兽一样残暴的日军，冲进创痕斑斑的街道。从此，香港成了“日本仔”和“烂仔”（流氓）横行的世界。这时候，不但香港人民的生活和原来的市容有了巨大的变化，在人物和事业方面也有了重大的变化。汉奸报纸都出笼了，原属国民党开办的几家反动报纸也都跟着出版。邹韬奋等一向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怕被这班新闻界败类告密、迫害，都在设法争取能够尽早地离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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