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扩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觉醒，邹韬奋才逐渐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邹韬奋的思想转变过程，可以从他所主编的《生活》周刊找出鲜明的痕迹。

《生活》周刊创办的时候，是想着重传播职业教育消息，进行职业指导的，不过第一卷中也反映了各种“小人物”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曾以较多篇幅暴露了学徒生活的痛苦和他们的要求。但据编者声明：暴露这些“小人物”生活的痛苦，并非它的宗旨。《生活》周刊的宗旨原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涵义比较含糊。直到邹韬奋在第2卷第21期写的《本刊与民众》中，才明确提出新的方针：“本刊的动机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可是他提出的政治纲领，还是“力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认为这是全国大多数民族的利益之所在。实际上，这些要求只是一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他对于阶级的观点还是模糊的，文中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虐待职工不顾人道的残酷的资本家”和“优待职工热心群众利益的实业家”；对前者表示痛恨，对后者表示赞同。

因此，在相当时间以内，《生活》未能表现出很大的进步。从第2卷到第5卷，它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总表现着摇摆不定的态度。邹韬奋在5卷上发表过一些评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文章，对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的腐朽黑暗统治深表不满，但还不能提出根本性的问题。他还继续鼓吹“振兴实业”，认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有三件东西，一是统一，二是生产，三是国防。”这些主张并不同国民党反动统治秩序根本对立，依旧是倾向于不必根本改变这种统治秩序，而使中国按资本主义方向前进的改良主义的幻想。

邹韬奋和这个刊物在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从“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情况。抵抗日本的进攻成为全国人民紧急的任务和普遍要求。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因受民族危机的刺激，已逐渐改变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开始要求蒋介石改变政策；一般没有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原来主要是苦于个人的出路问题，这时更不能不警觉到个人的出路和整个民族的出路之间的关系。

还在“九一八”事变以前，《生活》就对日本准备大举侵略东北的迹象不断地加以揭露，表示极大的愤怒。“九一八”事变后，它就把抗日救国作为中心内容，并且逐渐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直到它被查封之前，始终高举着抗日救国的大旗前进。

邹韬奋和《生活》在中国民族危急关头所发生的剧烈变化，正是当时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化的集中反映之一。邹韬奋曾就这一转变过程写道：

《生活》周刊既一天天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以个人主义做出发点；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较量个人的问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1]。

自然，跟通常所见的情况一样，邹韬奋思想上的转变并不是直线向前，而是经过一段长远、曲折而艰辛的探索过程。在“九一八”后的初期他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还常残留着前期思想的烙印。当时他的有些政治主张，仍然带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色彩，例如他对国民党政权还是采取希望它改善的态度，仍旧是不主张革它的命。这是因为，他曾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可是，冷酷的现实使他的幻想全部破灭。“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义愤填膺，蒋介石却命令东北军“不抵抗”。蒋介石继续坚持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卖国政策，散播失败主义，镇压抗日运动，宣称“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在这种情形下，邹韬奋对国民党反动集团已经完全失望。可是，中国的希望究竟何在？暂时他还彷徨歧途，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

在这以后，他的思想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而前进。这种变化，从1932年和1933年出版《生活》第7、8卷来看，十分明显。首先是在抗日问题上，把希望寄托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坚决主张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运动。

他对国民党反动政权本质的认识，以及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有了根本的改变：主张“把国家从少数压迫阶级手中夺回来还给全国民众”；认识到“民权之获得保障，决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恩赐，乃全由民众努力奋斗争取得来的”。同时在党派观念上，他已不是否定一切党派，而是完全肯定为大众谋福利的党派的必要性。在实际行动上，他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为实现这一主张而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鼓动工作。这个时期，他还通过《生活》，对被日本军阀捧为“中国现代思想界之泰斗”的胡适进行了斗争。

1932年冬天，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和鲁迅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与鲁迅等同被推举为执行委员，和他素所尊敬的鲁迅先生有较多的接触，对于鲁迅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的文化“围剿”当中，他所主持的生活书店，此刻正在逐渐成为革命阵营在文化战线上反“围剿”斗争的坚强堡垒之一。鲁迅对他所主持的进步文化事业给了最大的关怀和帮助。生活书店所出版的进步刊物如《文学》杂志、《译文》月刊、《太白》半月刊和《世界文库》等，都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和投稿；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俄国爱罗先珂着）、《小约翰》（丹麦F· 望· 蔼覃着）、《表》（苏联L· 班台莱耶夫着）等书，都交由生活书店出版。1933年5月，邹韬奋编译了一本传记《革命文豪高尔基》。鲁迅听到这部书脱稿的消息，就把自己保存的有关高尔基生平事变的图片送给他作插图，还亲自翻译了说明文字；出版后，鲁迅又向青年推荐。这种真挚的关怀，深深地鼓舞了邹韬奋。

邹韬奋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这本书，也曾引起当时在上海和鲁迅比邻而居、朝夕晤面的瞿秋白的注意和赞赏。他在这年11月间，接连写了两篇评介文章：《关于高尔基的书》和《“非政治化”的高尔基》。这是两篇写得很出色的书评，实事求是地肯定这本书的优点，也指出它的缺点和错误。对于瞿秋白的批评，邹韬奋非常重视；并且根据这些意见，在这本书第六版付印前作了认真的修改。高尔基一生的革命事迹也使邹韬奋深受感动，有力地推动了他的革命思想的发展。

[1]　这是韬奋在《经历》中的话。本文以下凡是引用韬奋的话，均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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