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邓演达从国外回到上海，进行反蒋活动，并与宋庆龄一起发起组织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朱蕴山担任中央干事。

翌年2月，蒋介石幽禁胡汉民，举国哗然，引起了宁粤分裂。国民党中不少不愿与南京蒋介石合作的中委，都纷纷去广州，决定另组国民党政府。邓演达准备去江西陈诚第十军驻地临川、清江一带指挥起义。临行前，他到朱蕴山住所话别。当时朱蕴山正患严重的胃溃疡，吐血不止，卧病在床。邓演达走近床边说：“我要穿草鞋去行动了，请你留守上海代我负责。”^[2] 朱蕴山对他说：“外边风声很紧，你要警惕，倘有失处，瓦解全局。”^[3] 邓演达说：“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4] 朱蕴山允诺负责留守，邓演达嘱咐他好好养病旋即离去。邓演达不幸被捕以后，朱蕴山与季方商量后，找了黄琪翔等筹措了五万元，其中三万元作为营救邓演达的士兵眷属的移家费用，一部分钱作为邓脱险后去香港和宣传、发布新闻等费用。当一切准备就绪时，不料蒋介石又把邓演达移解到紫金山麓的荒屋内，营救计划落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朱蕴山从国家民族存亡的大局出发，拒绝了有人提出建立新党的提议。他提出联共抗日反蒋的主张，并与徐谦合作，推动李济深组织“革命军人抗日联合会”，李济深为主席，徐谦任秘书，朱蕴山任组织委员；还秘密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反蒋抗日。

1932年，日军又进犯淞沪，十九路军奋起抗击。朱蕴山和许沅圃团长于除夕赶到杭州，鼓动国民党八十七、八十八师奔赴前线，与十九路军共同抗战。

第二年，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为挽救抗日精英十九路军，朱蕴山三赴香港传递信息，商谈十九路军与红军联合抗日事宜。朱蕴山又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联系，参与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活动。虽然在国民党和日军联合进攻下，同盟军两次举事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开创了与国民党人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对于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1934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朱蕴山又一次赴香港，与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发起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朱蕴山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于是到天津担任“大同盟”北方组织——“华北民族革命同盟”主任。在北方，他与吉鸿昌等人合作，并往返两广、晋、绥等地，秘密联络各界人士，开展抗日反蒋活动。

为推动山西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朱蕴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以“华北民族革命同盟”主任身份，四赴太原。第一次，朱蕴山先邀请曾任阎锡山的参谋长澹台敬修到天津具体谈谈山西和阎锡山的情况。然后，一起到太原会晤阎锡山，希望阎与李济深及十九路军合作，并说明只有恢复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团结抗日，中国才能得救。阎表示愿意考虑。第二次到太原与阎秘密会谈多次，分析全国和华北的形势，动员阎参加民族革命大同盟。第三次，朱蕴山转达了共产党愿意与阎锡山联合抗日的意见，阎锡山在几经犹豫之后，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并明确表示取消以反共为宗旨的“公道团”；取消对陕西红军的封锁；成立以抗日为宗旨的群众团体。第四次，朱蕴山偕同中共中央代表南汉宸、彭雪枫，带着毛泽东主席给阎锡山的亲笔密函，秘密会见阎锡山，具体洽商联合抗日事宜。自此，山西形成了国共合作的局面，抗日救亡运动得以深入发展。

七七事变发生后，朱蕴山在北京协和医院做手术出院，与香港记者三人到南京中共办事处，会见董必武和叶剑英。叶剑英指示朱蕴山迅速赶回安徽，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朱蕴山会见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将军，并说：“值此国难日深，欲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业，必须恢复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发动群众，组织总动员委员会，集中人力物力，实行全面抗战，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1] 李宗仁深表同意，请朱蕴山邀请著名人士共同筹建。

经过朱蕴山等人的具体筹划，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于1938年 2月23日在六安宣布成立，主任委员由李宗仁兼任，章乃器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朱蕴山任总务部长。不久，章乃器调任财政厅厅长，由朱蕴山主持动委会工作。

当时，动委会名义上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举办，但在抗战初期实际成了一个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各部的总干事、主任干事等，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和靠近共产党的爱国进步分子。全省有40个县成立了县动委会。

朱蕴山在各项工作中，遵照共产党的要求，与党内同志亲密合作，对于有关人事安排，他总是先请地下党负责人张劲夫等开列名单，再由自己提名报请省政府任用。因此，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入桂系统治区的各县地方行政部门工作。当时的庐江、无为、怀宁、舒城、寿县、太湖、巢县、六安等县县长都是这样任命的。在朱蕴山的“内心深处，是把地下党的意见，当作他理所当然要执行的革命任务”。^[2] 张劲夫说：在动委会期间，朱蕴山“做了大量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3]

1938年6月，朱蕴山赴武汉，向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领导同志汇报大别山动员群众抗日的情况；并向王明提出关于扩大武装民众的计划。但因王明怕有碍于同国民党的合作，未予允许。

为了抗战，无论大事小事，朱蕴山都亲自去做。有一次，他筹集 500担大米慰问新四军。新四军部队当时缺盐，彭康请朱蕴山帮助解决，朱蕴山欣然应允，去请省政府代主席朱佛定批发食盐。朱佛定不敢做主，要朱蕴山在文件上签字后才予批发。朱蕴山毫不犹豫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解决了抗日部队的困难。

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朱蕴山对此十分气愤，辞去省动委职务，前往重庆。途中，他还到襄樊会见过李宗仁，商谈恢复团结抗日局面，掩护革命进步力量等很多问题。

[2]　朱蕴山：《纪念亡友邓演达》，《纪念朱蕴山文集》第128页。
[3]　朱蕴山：《纪念亡友邓演达》，《纪念朱蕴山文集》第128页。
[4]　朱蕴山：《纪念亡友邓演达》，《纪念朱蕴山文集》第128页。
[1]　《动委会在皖西》，《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30页。
[2]　张劲夫：《忆念朱蕴山先生》，《纪念朱蕴山文集》第18页。
[3]　张劲夫：《忆念朱蕴山先生》，《纪念朱蕴山文集》第18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zhonggong/20221214583.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