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后，根据革命形势需要，中共中央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办事处人员相继撤回延安。董必武离开南京时，让朱蕴山转告李济深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同志，多注意政治旗帜，做好反蒋反内战工作。

李济深、冯玉祥等国民党内的革命民主人士经过商量、探讨，产生了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想法，推朱蕴山负责具体筹备工作。朱蕴山积极往返于上海、香港之间，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交换意见，并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同志进行联系。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讨论、协商，大家的思想比较统一了，筹划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何香凝、李济深在一块巴掌大的白色绸巾上亲笔署名，写了一封密信，称“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2]。信中所说“蕴兄”，就是朱蕴山。

1948年1月1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朱蕴山等16人为常务委员，公推冯玉祥为政治委员会主任，因冯玉祥当时在国外，由朱蕴山负责代理。

同年5月，朱蕴山与其他著名民主人士一起，联合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拥护“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当年冬，李济深、朱蕴山等21人冲破各种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于12月26日乘船秘密离开香港，1949年元月7日，抵达大连，中共中央派林伯渠、李富春等在码头迎接。

1月22日，李济深、朱蕴山等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的声明，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

与此同时，毛泽东、周恩来派朱蕴山、李民欣、刘仲容、刘子毅去南京做李宗仁等人的工作。周恩来对他们四人说：“你们去，总的原则是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要对他们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就无依无靠，广大人民站在我们这一边，群众是拥护我们的。”^[1]由于刘仲容长期跟随白崇禧，颇受白的信任，周恩来副主席还交待刘仲容一项任务：到了南京，要照料好朱老和李民欣的生活，保证他们的安全。

4月5日下午，朱蕴山等四人乘飞机到达南京，程思远到机场迎接。他们这次南京之行是秘密的。但是，一下飞机，还是被敏感的记者发现，在明故宫机场，上海《申报》记者缠着问刘仲容是不是刘仲华先生，刘仲容将错就错地点了点头。记者又缠着朱蕴山等三人探问姓名，他们都装着没有听见，不作答复。第二天，上海《申报》头版头条登出独家新闻，大字标题为“刘仲容由北平飞抵首都，同来三人坚不露姓名”，报道4月5日从北平来了四位“神秘客”，“他们之来与和谈有关”，还特别提到“其中一位，留有仁丹胡子，着蓝布长袍，中等身材，年龄50左右（按：实为62岁），双目炯然，执仗而行，精神极佳”。其实这就是朱蕴山。

在那敏感的时刻，这则报道震动了当时的新闻界。南京、上海的记者，接连好几天，到处打听“神密客”是什么人，寻找“仁丹胡子”在哪里。幸而朱蕴山等人住在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公馆里，白崇禧嘱咐警卫小心保护，没有发生任何安全问题。

朱蕴山等四人深居简出，分别会见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于右任等少数人。

朱蕴山看和谈无望，便以李济深名义，说：“看在老朋友份上，在这最后关头还是要拉李宗仁一把”，“最好是签字，如果不签只要留在南京不走也可以。”希望他“不要去重庆和广州，千万不要去台湾。”^[1]

[1]　朱蕴山:《宿柳州南站》，《朱蕴山纪事诗词选》第142页。
[2]　这封密信，解放前藏在柳亚子家的一个镜框里，现收藏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档案室。
[1]　《朱蕴山》第129页。
[1]　何尚：《黎明之前会见神秘客》，《纪念朱蕴山文集》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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