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朱蕴山两次到重庆接受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他们决定让朱蕴山到李济深处，推动西南上层军政界人士团结抗日。李济深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他到桂林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蕴山也同去。当时朱蕴山肩负联络各党派、广泛团结爱国人士的任务，往返于湘、粤、赣、川之间，与沈钧儒、张澜、李章达、蒋光鼐、萧云帆、焦达梯等人联系。

经请示周恩来、董必武，朱蕴山与有关人员秘密酝酿成立“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名民主同盟）。朱蕴山担任中央常委兼国内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不仅李济深、张澜、沈钧儒这样的爱国民主人士集结于反蒋抗日旗帜之下，而且像刘文辉、龙云这些川、滇、康的地方实力派，也逐渐走上亲共反蒋的道路。

朱蕴山与刘文辉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刘文辉在蒋介石消灭杂牌军的攻势中遇到困难时，朱蕴山及时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领导同志及民盟主席张澜的意见转告他，帮助他分析形势，出主意，要他看清蒋介石集团外强中干的本性。刘文辉受到鼓舞，立即采取强硬措施，蒋介石看到“木已成舟”，只好承认既成事实，电复：“准如所请”，并把其爪牙曾鲁调离西康^[1]。

蒋介石命令刘文辉二十四军出兵进藏，另派两师中央军进驻西康接防。在朱蕴山的协助策划下，刘文辉表面欣然接受，并将计就计，拟定一个对藏进军计划，计划中提出要装备、要经费、要物资、要扩大编制，补充实力，而且派参谋长在重庆坐催。刘文辉越是起劲，蒋越是被动。刘文辉坚持抗日反蒋，后来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委，于1948年又被任命为民革川康分会主委。朱蕴山专门写信，派人辗转数月，将任命通知送到刘文辉手中，这对于后来坚定刘文辉起义的决心和促进川康地区的和平解放，起到了一定作用。

龙云与朱蕴山首次交谈，双方就很坦率和投机。朱蕴山介绍了自己同周恩来、张澜、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等商谈的结果：一致认为抗战局面十分严重，大家必须团结起来救国；并且要靠枪杆子，还应当注意发动民主运动。

1943年，朱蕴山“受周恩来同志面托”^[1]，携带李济深给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的信去柳州。李济深与张发奎有师生之谊，这次写信是要求张发奎保护胡志明。早在1942年，胡志明准备去重庆会见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并继续开办战区特别班( 对内称“越南革命青年班”)。在中越边界的足荣乡，被乡警拘留，后被当作政治嫌疑犯押至柳州第四战区政治部。周恩来特请朱蕴山利用他和李济深、张发奎的老关系，到柳州找张发奎，使胡志明获得自由和受到保护，以便胡志明在柳州训练干部的工作得以继续顺利进行。朱蕴山抵达柳州后，通过各种关系保释了胡志明。

1944年1月，朱蕴山由昆明去桂林，密切了李济深与龙云的联系，嗣后又专程去长沙访薛岳，去湖南东安访唐生智；还和李济深一起与杜斌丞等秘密商谈西北与西南民主爱国运动的联合。此外，为防止蒋介石破坏民主抗日局面，缓和龙云与杜聿明之间矛盾的发展，朱蕴山还专程再去昆明，介绍与杜聿明有很深的师生关系、又是本家的杜斌丞协助龙云开展工作。

[1]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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