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范与邓发返回重庆时，政治协商会议即将闭幕，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蓬蓬勃勃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朱学范在国外多次同邓发交换中国劳动协会在民主运动中的趋向和意见，认为劳动协会应该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对时局的态度和战后工人运动的要求。朱学范一回到重庆，就同易礼容商量要以邓发的战后中国工运的八项主张为基础，起草一份表明劳动协会政治主张的文件，易礼容完全赞成。朱学范将《中国劳动协会二十三条政治主张》初稿一方面送邓发征求意见，一方面在一些进步同志中进行了讨论，随后，送重庆《新华日报》，于2月1日全文发表。《二十三条政治主张》在政治方面要求彻底保障人民身体、信仰、言论、集会、结社、居住、通信等基本自由；在民选的国民大会中，工人应有规定名额；扩大政府基础；实现军队国家化；严惩贪官污吏、汉奸等。在经济方面要求保护民营工业，反对官僚资本；解决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在工会和工人基本权利方面，要求工人有组织工会的自由；组织全国工会联合会；工人有罢工、游行、请愿和签订团体契约的权利；国营工厂工人有参加管理的权利；协调劳资关系；工人有工作的权利；规定最低工资率，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改善工人福利，例行工矿检查制度；保护童工女工，反对包工及包身工制度；规定一周48小时制及休息休假办法；反对学徒制度；举办年老、伤害、健康等劳动保险；辅助失业工人转业就业；奖励与褒恤对抗战有功与受伤工人及殉职工人遗属。《二十三条政治主张》发表后，上海工人刊物《生活知识》周刊立即转载，广大工人群众和一些国民党控制的工会纷纷向劳动协会发来函电表示赞同，民主人士章乃器也发表谈话热烈赞扬。国民党顽固派震惊，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写信给朱学范，信中说对朱此举，“沪渝同志均深感不安”，并警告朱要“慎重行事”。朱学范早有思想准备，不予理睬。
为了庆祝政协会议成功，促使政协五项协议实现。中国劳动协会、民主建国会、全国邮务总工会、育才学校等23个团体发起筹备于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在开会的前一天，朱学范收到陈立夫派秘书彭尔康送来的信，陈立夫在信中不许朱学范和劳动协会参加庆祝会，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彼此之间的政治关系。朱学范接信后立即与易礼容商量，给陈立夫回信表示：政治协商会议是蒋主席主持的，劳动协会是参加庆祝大会的一员，2月10日的会不能不去。
2月10日，劳动协会从重庆的南岸、江北、沙磁区组织了500多名工人，编成三队，劳动协会干部参加到工人队伍中去，打着中国劳动协会的横幅，来到较场口会场。大会筹备会议确定劳动协会的任务是：动员工人群众参加大会，在会场保护政协代表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劳动协会的队伍原定在主席台前正中的地方，已被不明身份的人占据，只好改在主席台的右前方。育才学校的队伍在左前方，这两支队伍被隔断了。朱学范向邮政局借了一辆小汽车，先去接邵力子，邵对他说，要稍晚些才去。朱学范赶到会场时，主席台上已到了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沈钧儒、施复亮、章乃器等。有一个穿黑长袍、歪戴呢帽的人，把持着台口，将到九点钟的时候，此人就大声叫了起来：“到时候了，为什么不开会？”台上有人回答：“有几位政协委员未到，等邵力子委员到了就开会。”穿黑长袍的大声喊：“不行！不行！我们推举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会代表刘野樵先生为总主席，现在开会！”刘野樵抢过话筒，宣布开会、奏乐、唱国歌。大会总指挥李公朴上前拦阻，刚走近扩音器，台下有人立刻叫出“打！打！”一片吼叫。排在台前正中心的人群中，一些人跳上台去，一些人就转向劳动协会和育才学校的队伍冲打。这些人是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早就安排的打手。在台上，那个穿黑长袍的拉住李公朴的胡子，一边拖，一边打，一直拖打到台下。郭沫若上前去保护，左额挨了一拳，眼镜也被打落在地。施复亮在台上大喊“不要打人！”话音未落，已挨了几拳，跌在台下。主席台上的人被打散了，朱学范正在往外走，看见沈钧儒怒气冲冲地在一群青年的保护下也正在往外走，朱学范把沈拉进汽车送回家。就在这时，朱学范碰见周恩来和邓发、王若飞、廖承志、叶挺、陈家康等往会场里走。朱学范陪着周恩来一行到一家小铺里找到满面血迹的施复亮。周恩来用自己的汽车将施送进医院。劳动协会的队伍在保护章乃器、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的时候被暴徒打伤了不少人。较场口事件的第二天，朱学范同李德全、阎宝航到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党部向秘书长吴铁城强烈抗议破坏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的暴行。国民党当局为了掩盖较场口流血暴行，指使刘野樵于10日下午在百龄餐厅招待记者，诬陷劳动协会是破坏会场的“暴徒”、“打手”，朱学范、易礼容是指挥者，要求政府惩办。接着又指使刘野樵一伙向重庆地方法院控告李公朴、章乃器、朱学范、陶行知、施复亮五人，“公然聚众强暴胁迫扰乱集会并伤害他人身体。”朱学范聘请史良、林亨元、林仲易为辩护律师。法院开庭那天，旁听席上挤满了工人和各界人士，在法庭上，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陈培志、梁永思用事实对刘野樵一伙反动分子的暴行进行有力的控诉，刘野樵强词夺理，十分狼狈，引起群众哄笑。庭长审不下去，只好休庭，这一幕恶人先告状的丑剧不得不收场。
在较场口事件中，重庆各区工人组成了“二一○血案后援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工人座谈会，揭露特务暴行。较场口事件在国民党统治区激起了强大的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浪潮。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等人从重庆返延安途中，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难。朱学范闻讯后，深切怀念邓发与他在国外朝夕相处几个月的情谊，念念不忘王若飞在重庆与他几次会晤中得到的教益。4月中旬，朱学范接到世界工联在莫斯科举行执行委员会会议的通知，就去见周恩来请问解放区工会由谁来接替邓发的遗缺，前去参加莫斯科会议。4月17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建议派刘宁一接替邓发参加世界工联执委会议。18日清晨，刘少奇通知刘宁一“要在20分钟之内作好一切准备，前往机场乘接运邓发等烈士遗体的飞机，前往重庆，一切具体情况，到重庆后由恩来同志和你谈。”^[1] 刘宁一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同他作了长谈，要他对朱学范做耐心的工作，“总有一天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为“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工运统一的前途问题”^[2]。6月，刘宁一办完了出国手续，到上海与朱学范一同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会议。
1946年7月间，朱学范同刘宁一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这时，国内局势日益紧张。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同时在各地镇压民主和平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对劳动协会策划了一系列的迫害事件。早在6月间，指使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案，以“煽动工潮、危害治安、侵占美国捐款”为由，呈报重庆市政府，要对劳动协会“迅作紧急处置”。8月3日，重庆市政府批准了市总工会接收劳协在重庆的机构设施。与此同时，重庆市国民党党团军政联席会议对劳动协会作出决定，打电报向陈立夫和谷正纲请示：“一、以该会违背政府法令，情节重大，请中央即日明令将该会解散，对其首要分子，分别拘捕，予以严惩，该会在重庆部分之产业，交由重庆市总工会接收；二、如中央不便出面处理时，请授权地方政府，对该会在重庆之活动，相机予以适当之措处。”^[1]
8月6日清晨6时半，在国民党当局指使下，重庆市总工会分五路在警察局刑警队的配合下“接收”重庆工人福利社、劳动协会分会以及小龙坎、猫儿石和化猫区的工人福利社。逮捕福利社主任周颖等38人。第二天将其中的22人移送重庆地方法院看守所关押，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八·六事件”。
事件发生后，重庆《新华日报》、《民主报》等进步报纸即时报道，揭露国民党的暴行。消息传到上海后，朱学范召集在沪理事举行临时会议，商量了四条要求：一、立即释放被捕人员；二、查办此次不法行为的主犯；三、退出被动力强占的机构；四、保障工作人员安全，制止发生同类事件。理事会向世界工联、各国总工会，特别是美国劳联和产联发电报，说明事实真相。会上还推派朱学范、陶百川、周学湘三人去南京进行交涉。
8月8日，朱学范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事件经过，公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项要求。还请美国工界援华基金监事会秘书章元善出席作证，说明劳动协会一切账目都经过会议事务所审核后报监事会核销，并在《中央日报》、《大公报》上公布，用事实戳穿了国民党当局捏造的劳动协会贪污美国工会捐款的诬陷。
这次记者招待会影响很大。《新华日报》发表《声援朱学范先生的呼吁》的社论。上海市一百多个工会组织的代表到劳动协会总部慰问。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区产业和职业工会以及基层工会等40个工会，汉口市总工会，四川、成都、杭州等地的邮务工会纷纷给劳动协会发来函电声援。8月14日，朱学范和顾锡章代表《中国工人》周刊社举行文化界招待会，熊佛西、安娥、臧克家、冯雪峰等60多人出席。当晚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周建人、许广平、田汉等68位文化界著名人士送来慰问信。
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八·六事件”，在国际上也受到严厉谴责。世界工联、英国工会大会、法国总工会、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纷纷来电声援。美国劳联执委会要求美国国务院调查事实真相。美国产联来电慰问，并向美国国务院责问此事。美国工人还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国民党认真解决劳动协会问题，否则要求美国政府考虑是否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
国际国内舆论对“八·六事件”反映之强烈，大大出乎国民党政府的意料之外。8月18日，陆京士给朱学范送来一封信，要他“即速再电国外有关团体说明此事系重庆总工会之纠纷，现中央已派员彻查依法处理中”。企图为国民党政府推卸责任，以蒙蔽国际舆论。还要他在三天内将劳动协会内部的“左倾分子立即停职”。“今后勿再有宣传工作”，企图阻止劳动协会揭露国民党政府摧残民主工运的政治斗争活动。还要他在9月份“召集全体理监事联席会议，商讨调整内部及改选办法。”朱学范对陆京士这种咄咄逼人的无理要求，没有理睬。过了两天，陆京士派包华国送一份给国外工会团体的声明稿给朱学范，要朱签名发出，被朱当面拒绝。这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就美国工会对“八·六事件”的强烈反应给外交部电报中特别指出，“美国产联除电请美国国务院调查并准予派员赴华调查外，应转请贵国政府返还被封所址，释放被拘人员，并将本案查明见复”，“查美产业工会联合会会员六百余万，其所属之政治行动委员会有左右政治之势力，不可漠视……”顾维钧这封急电，使国民党政府受到很大震动。世界工联将于9月16日开会，可能提出讨论劳动协会问题，这使国民党当局大伤脑筋，要赶紧在会期之前采取弥补遮盖措施。9月6日，朱学范接到吴开先的电话通知：蒋介石要在庐山召见。次日，吴开先陪他上庐山。10日上午，由沈昌焕陪朱学范去见蒋介石。他向蒋简要陈述了“八·六事件”经过，特别强调劳动协会福利机构是美国工会捐款办的，美国人对此非常关切。朱向蒋提出释放被捕员工，退还被占机构，以后不要再发生此类事件三项要求。蒋介石听了“嗯”了几声，然后说“好吧，可以”。又以严肃的口气对朱说：“他们出来后，你一定要管住，要他们老实一点！”朱学范走出蒋介石会客室时碰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马歇尔在客厅里等着，互相打招呼。朱学范当时意识到蒋介石的态度同美国的压力有关。
蒋介石召见之后，吴开先对朱学范说，陈立夫、谷正纲同重庆党团负责人共同商定，并且呈报蒋介石同意，要他回上海后发表宣言表明政治态度，将解放区工会排斥出劳动协会；立即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进行彻底改组；重庆的福利机构由劳动协会和重庆市总工会共同组织。朱学范想，在当时的情势下，如果完全拒绝，国民党当局不会放他下庐山回上海，就对吴说：好吧，我回去考虑考虑怎么办吧。
当天下午，蒋介石给重庆市长张笃伦发去密电：“关于劳动协会事，希依陈部长等五人佳电即速处理，闻世界劳协（按：即世界工联）将于16日开会，必须如期办理完毕，具报为要。”重庆地方法院在9月15日前匆匆忙忙地允许劳动协会被捕人员陆续取保释放，但仍对朱学范、易礼容、周颖等人提起“公诉”。国民党当局保留这一手，准备在朱学范不愿俯首屈服时可以随时依“法”拘捕他到重庆候审。由于朱学范采取敷衍推脱的办法，到9月30日，吴开先、陆京士给他转来了陈立夫、谷正纲从南京发给他们的两封密电^[1]。说：“劳协改组事应照牯岭商定办法扫除共产党参加，并由劳协发表宣言公告社会”。此事“务须绝对办到”。“劳协彻底改组”，“其公开反共宣言务必发表”。吴开先在附信中要朱学范“即来商洽”。朱学范没有去找吴开先，吴又送来一信，对他下了最后通牒：“劳协改组办法及发表宣言事弟决请兄务必履行诺言，如兄认为与兄之立场有关，只能请兄让出劳协理事长之职，请他人暂行出面来做此事，二者之间请兄自择决定之为要。”正当陈立夫、谷正纲、陆京士、吴开先不断加紧逼迫朱学范公开发表反共声明时，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当日下令召开“国民大会”。朱学范又面临着一个难题，他是劳工界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对它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当时，吴开先又催促朱学范去南京出席“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振纷纷表示反对国民党召开“国大”，指责国民党违反政协精神。他的英文秘书俞志英把香港《解放周刊》上刊登的共产党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大会”的文章的内容告诉了他。朱学范经过认真考虑，决定不参加“国民大会”。但是，以后怎么办呢？朱对俞说，我想找刘宁一，并请他问问周恩来副主席，听听他们的意见。朱学范与刘宁一商谈后，决定不参加“国民大会”。刘宁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议朱学范速离上海，将劳动协会总部迁到香港。在离开上海之前，发表一个声明，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朱学范对这关系今后前途大事，经过再三考虑，于11月10日晚，他与刘宁一会面，郑重地对刘说：“我已经下了决心，立即离开上海，去香港”。当晚商量声明的内容，由俞志英记录下来，他逐字逐句地斟酌了一遍，表示同意。声明全文如下：

“由于政府企图不断地摧毁劳工界之统一，强迫中国劳动协会排斥解放区工会于其组织之外，并强迫中国劳动协会公开反共，而本会认为无此必要，本人为此只有离开中国。政府强迫本人参加非法的一党国民大会，而此一党国民大会本人决不承认其为能代表全国人民之愿望也。政府对此举不满，想造罪名，立即将本人予以逮捕。政府又图假借中国劳动协会名义发表一公告，反对共产党及民盟，但此决非中国劳动协会所同意，也决非工人阶级能允可。本人离沪赴港，因局势危殆，难以在沪继续活动，但本人奋斗仍将努力不懈。”

翌日，朱学范乘飞机到了香港。11月18日，上海《联合晚报》刊登了朱学范的声明。
国民党当局企图迫使朱学范公开发表一个反共声明，妄图排斥解放区工会以分裂工人运动，而朱学范却反其道而行之，给了国民党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国民党当局便采取卑劣的手段对付朱学范。1946年11月25日午后3时，朱学范从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家中出来，乘人力车回住处，途经庄士顿道英国海军俱乐部门前，一辆神秘的汽车突然从后面撞来，将他从车上甩出一丈多远，倒在路旁，昏迷过去。香港当局把他送进玛丽医院，经医生检查，诊断右肩骨受伤折断，需住院治疗，并采取了保护措施。
香港《华商报》把他被撞伤的消息传播后，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十分愤慨，慰问电报从国内外纷纷发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华商报》以及上海、重庆的进步报纸都刊登了向国民党政府抗议、向他慰问的社论和文章。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从巴黎来电慰问。国民党统治区的不少工会也来电慰问。英国政府殖民地部部长克拉泼斯夫人适在香港，特由香港官员陪同到医院慰问。刘少奇和解放区工会发来了慰问电，周恩来派刘宁一代表中共中央和解放区工会从上海到香港玛丽医院看望他，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慰问，并带来了解放区工会缴纳劳动协会的会费，支持劳协在香港开展工作^[1]。朱学范非常激动地对刘宁一说：“谢谢党中央，谢谢毛主席、周副主席、少奇同志，谢谢同志们！”他同刘宁一商量了去欧洲共同开展国际活动的事情。
朱学范在玛丽医院养伤期间，1947年1月初，革命前辈何香凝到医院来慰问，朱学范十分感动。何香凝带给朱学范两份香港《华商报》，一份是1946年12月1日，何香凝与彭泽民等六十余人联名致朱德的贺电，祝贺他六十寿诞。一份是报导何香凝与彭泽民等九位民主人士的四篇文章，其中一篇是致宋庆龄、毛泽东、张澜、李济深、马叙伦、陈嘉庚等暨全国同胞的电文，公开反对国民党一党“国大”通过的“宪法”，表示誓不承认，并号召海外侨胞群起而反对之。朱学范看到何香凝在新年前后做了这么多工作，甚为钦佩。何香凝临行前问朱学范今后的打算。朱说，伤愈后准备出国参加国际会议。
朱学范出院不久，看到1947年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的《对时局的意见》，其中提出“恢复孙总理革命精神，改造中国国民党”。他对此深为赞同。4月底，朱学范拜访李济深，李拿出刚收到冯玉祥于1947年4月27日托人从美国带来的亲笔信。信中迫切希望李在此历史的关头联络各方，团结反蒋。李济深对朱学范说：冯将军的信上最后着重提到“我们该当怎样联络起来”，这绝不仅仅是要求通信联络而已，而是希望我们回答他的是怎样联络一切国民党内渴望民主和平的人士团结反蒋，促其停火的问题。李接着问朱在劳工方面将作何种打算？朱答道：劳工方面也是主张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李与朱相互交换意见后一致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劳工方面与国民党左派也要联合起来，群策群力，共同挽救时局^[1]。李留朱共进晚餐，并将最近作的《抵港抒怀》一诗赠送朱学范。诗曰：“匡时无计漫呼天，策短徒悲马不前。莫道人心同此理，雄风今已靡前贤。”此诗表达了李这次从上海到香港，卖掉了他在南京的房产作为经费，来联合国民党内和各方爱国人士，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开展民主进步活动的心情。朱学范见到李济深后产生了一种新想法。在坚持与解放区工会联合贯彻二十三政治主张的同时，再利用自己在国民党统治区劳工运动方面的影响，追随李济深、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进行倒蒋斗争^[2]。
朱学范在会晤李济深后的第三天下午，应李济深之邀同往何香凝家中。三人一致认为内战形势已到最后决战阶段，决定即日开始筹备，尽快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为推翻蒋政权发挥一个方面的作用。何香凝急切地说：“刻不容缓，立即行动！要相信国民党军政界中有很多人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争取一个就少一个内战因素，多一份和平力量。”何香凝问朱学范何时出国。朱说，最迟在5月下旬。李济深和何香凝嘱朱学范乘出国之便，绕道纽约，一定要见到冯玉祥将军，把当天三人会谈的情况和主张讲给他听，并征求他的意见；取得他的支持。朱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5月4日，李济深邀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陈其瑗、李章达、邓福民、陈此生和朱学范到他家中聚会，商定由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邀请在上海的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到香港共商成立新的革命组织的大计。由朱学范赴美征求冯玉祥的意见。李济深宣布：“今天是新组织筹备会的成立之日，从今天起大家要用实际行动，投入筹备工作。”
5月8日，朱学范从香港前往布拉格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朱学范在会议上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压迫工人群众、破坏工会组织、迫害工会领导人的罪行。6月，朱学范到日内瓦出席国际劳工局理事会会议，揭露国民党当局迫害中国劳工运动的暴行。7月，朱学范前往华盛顿与美国工会领导人会晤，于纽约在美国劳工通讯社社长爱泼斯坦的协助下，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当局迫害中国劳动协会和他本人的暴行，得到了新闻界的同情。《纽约时报》为此发表短评，谴责国民党政府破坏劳工运动的暴行。
同月，朱学范绕道旧金山看望冯玉祥。朱向冯汇报了李济深、何香凝和他在香港商议尽快成立一个国民党的革命组织，联络一切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团结反蒋介石政权的主张。冯听后痛快地表示：“成立组织，推翻蒋政权，我赞成。”两人畅谈了三天。冯认为在香港只搞政治影响，造造舆论，在一定范围内，英国人是不会过于干涉的，如果超出范围，公然提出推翻蒋政权，恐怕他们是要不客气的。当前要多做准备工作，等待时机，革命组织的成立不妨略迟一些。朱学范透露了李济深想敦请冯出来领导这场斗争。冯玉祥则认为现在要联合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组成革命组织推翻蒋政权，应请李济深出来主持工作最为合适。冯玉祥写了一封信，托朱学范带给李济深。朱学范告别时，冯对他说：“我们的革命组织一旦在香港成立，他就赶来参加。”朱学范没有料到，他与冯玉祥的这次长谈，竟成永诀。
8月底，朱学范从美国回香港后，与梅龚彬、陈此生一道向李济深、何香凝等汇报。李、何看了冯玉祥的信，对所谈各节均表示赞同，唯独李济深对要他领导一节，仍希望大家审慎考虑。10月初，柳亚子到达香港，带来了上海方面（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意见，他们同意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并提议这个组织定名为“国民党民主派同盟。”李济深即召集朱学范和蔡廷锴等筹备小组成员专门讨论柳亚子带来的意见，不少人认为“国民党民主派同盟”这个名称可以考虑。于是李济深立即分别征求宋庆龄、冯玉祥的意见。10月16日，冯玉祥复信表示赞同。不久宋庆龄从上海捎回口信给何香凝说：“早年我与邓演达、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莫斯科宣言》（即《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后来，我曾想过，‘临时行动委员会’之下一步，可以改为‘革命委员会’，建议考虑。”何香凝即倡议这个革命组织可以称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当时，除了李济深、朱学范几个人外，都不知道内幕，认为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建议，是何香凝提出来的。
11月30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筹备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定李济深、何香凝为召集人，柳亚子、蔡廷锴、王葆真、邓福民、张文、梅龚彬、朱蕴山、陈此生和朱学范为委员，柳亚子兼秘书长，讨论通过了上书孙夫人，盼望她“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12月初，得到孙夫人的复信，表示赞成和支持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她认为以不来香港为好，可请何香凝参加。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举行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朱学范当选为中央常委兼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学范因参加世界工联在巴黎举行的执行局会议，已于1947年11月25日离开香港，没有出席成立大会，因为他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所以提前一个月在成立大会签到簿上签了名。

[1]　刘宁一：《历史回忆》，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第69页。
[2]　《历史回忆》第76页。
[1]　会议记录藏重庆市档案馆。
[1]　申俭、申艳两电文藏重庆市档案馆。
[1]　刘宁一：《历史回忆》第297页。
[1]　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16页。
[2]　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16页。
[1]　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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