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朱学范出席巴黎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会后他到了伦敦。不久，刘宁一和俞志英也一起来到伦敦。刘宁一对朱学范说：“中共中央邀请你去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参加解放区工会大会，我陪同你去。”朱学范笑着说：“有你这个解放区的主人陪我前去，事情就好办啦！”
朱学范为这一历史性的重要行动，写了一个声明，俞志英把声明翻译成英文并打印六份，送给朱学范逐份签了字。这就是1948年1月8日在伦敦发表的《朱学范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说：“我们生长在国民党区的每个工人都遭受着蒋政权的特务残酷压迫和美帝国主义的无情蹂躏，我们工人的生活深深地陷入于饥饿恐怖的深渊。这种情况我们工人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宣言》指出：

“由于中国人民力量日益强大，我们深信蒋政权在不久将来一定崩溃，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化中国的阴谋一定失败。处在目前的局势中，只要敢于斗争，我们工人的光明前途一定能够达到。因此，我们以万分热忱号召全国工人采取有效的行动！（一）拥护消灭蒋政权的民主革命运动。（二）拥护及帮助全国农民实行土地改革，彻底铲除封建制度。（三）拥护一切为民主而斗争的政治力量，来造成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四）反对魏德迈及马歇尔计划。按照这条道路斗争下去，我们就能有解放中国工人的伟业及获得最后胜利。”^[1]

1月12日，朱学范还以中国劳动协会的名义给世界工联执行局写了一份提案，要求世界工联采取措施反对马歇尔计划。
2月中旬，朱学范、刘宁一和俞志英先后到了布拉格。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经过苏联前往东北解放区。
1948年2月28日，朱学范一行到了哈尔滨，受到了东北解放区和哈尔滨市总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29日，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满腔的激情致电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学范已和宁一兄到了哈尔滨，在巴黎时，看到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范完全同意并竭诚拥护这一彻底粉碎蒋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完成独立民主和平的革命事业的英明主张，所以范决心到了解放区参加这一历史的斗争。范深知这一行动，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更相信还有不少真正孙中山信徒和广大爱国人士，都要向这一方向前进，并肩作战，在你们的领导下，斗争到底，获得最后胜利。

3月4日，朱学范接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复电。复电对朱学范的革命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2]。
复电给了朱学范极大的鼓舞。他决心同解放区人民一道为推翻蒋政权、解放全中国而奋斗到底。
为了了解解放区，为了从已经翻身当新社会的主人的工农大众身上汲取力量，朱学范向李立三提出到农村、工厂、煤矿参观、学习一段时间。李立三很赞成他的想法，派了一位秘书陪他前往绥化县双合区刘家乡住了10天，又到了佳木斯、牡丹江等城市参观了两个煤矿、两个发电厂和其它十几家中小工厂，度过了40天的体验生活的旅程，并在佳木斯过了他在解放区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朱学范回到哈尔滨，住在工会宿舍里，同李立三经常见面。李立三随时把工会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告诉他，并征求他的意见。4月30日，朱学范看到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表示完全拥护。他想，为了实现“五一”口号中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在工人阶级和工会方面，就面临着成立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问题。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李立三，向大会筹备委员会建议，由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中国劳动协会共同发起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筹备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电报^[1]，同意了他的建议，要他提出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团名单。他提出了劳动协会出席六次劳大的十位代表名单。他受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委托，将在大会上作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
7月31日，召开大会预备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全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刘宁一、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朱学范、上海代表团团长汤桂芳、天津代表团团长周青的提议，为了继承中国工会运动的革命光荣传统，为了统一全国职工运动的领导，集中工人阶级力量联合一切民主爱国阶级，更快地推翻国民党政权，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决定将大会定名为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将由大会产生的全国组织恢复历史上的光荣名称，定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
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开幕，李立三在开幕词中，回顾历次全国劳动大会和我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的时候，还讲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后方与朱学范和劳动协会合作开展活动这段历史。李立三说：“在抗日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人员曾经不得不分散，一部分在敌后领导抗日参加游击战争。再一部分则到国民党统治区与朱学范同志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联合，进行合法斗争。”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劳动协会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团体会员，实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陈云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朱学范、刘宁一当选为副主席。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后，朱学范参加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讨论。11月25日，中共中央由高岗、李富春代表与在^[1]　中共中央关于职工代表大会议程等问题的指示。1948年3月18日电报藏中央档案馆。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朱学范、高崇民和李德全八人，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
1949年1月，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全部来到了沈阳。1月7日，李济深一行秘密离开香港，到达大连。李富春和朱学范前往大连迎接他们到沈阳。朱学范同李济深对布拉格通讯中所谈的联合政府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深谈，取得一致意见。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朱学范等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对革命领导问题，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月30日，傅作义与中共经过和谈后，率部起义，北京获得和平解放。
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这批先后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解放的民主人士35人，乘“天津解放号”专列从沈阳来到北平。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宣布新政协筹备会正式成立。朱学范是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参加新政协的。朱学范在会上发言，说：他深深感到参加这次会议的责任重大，新中国工人阶级将处于领导阶级的地位，自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团体的代表来参加会议，一定要努力为新中国的诞生尽一份力量，决不辜负全国工人的期望。会议后，朱学范就投入共同纲领小组的工作。
在六次劳大后，陈云代表中共中央与朱学范联系。这一回陈云找他谈话的内容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邮电部。陈云向他正式提出，中共中央希望他在新中国中央政府里担任邮电部部长^[1]。他听了感到有点意外，诚恳地对陈云说，部长还是让共产党的老同志担任，他还是做一个副手、协助工作为好。陈云说：“你是邮工出身，懂邮政业务，你还在苏联考察过邮电建设，这件事中央已经定了，希望你不要推辞。”他觉得中共中央这样信任他，自己应当为新中国人民政府努力工作，才对得起人民，所以就允承了。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朱学范为政务院邮电部部长。10月29日，他在第一次部务会议上说：邮政、电信事业随着今天伟大的建设，依靠广大邮电职工的努力，一定有着伟大的将来。
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和民主改革，都需要邮电通信来传达政令，沟通联系，推进工作。然而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支离残破的邮电设施，全国仅有31万门市内电话，25％的县城没有邮政局，从北京寄到拉萨的信要绕道印度才能送到，大部分县没有电信局。为了开拓新中国的邮电事业，他领导邮电部门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实行“邮电合一”、“邮发合一”的管理体制；重视对旧邮电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坚决废止带有封建等级性的旧邮政职称，如“邮差”、“信差”、“力夫”、“杂役”。1962年他率领工作组到北京市的通县、怀柔、昌平、上海市郊区各县分支局所，调查邮电基层工作的实际情况。一面调查，一面研究整理，把在北京和上海的调研成果形成了《县局管理手册》和《市局管理手册》；他重视邮票发行、倡导集邮活动，亲自组织一些重要纪念邮票的选题和设计；重视国际邮电交往，代表国家和邮电部门签订了一系列双边邮电协定，在一些国际邮电活动中表现了泱泱大国邮电部长的雍容风度。
朱学范担任邮电部长同时，还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和民革中央的重要职务，他在百忙中，每年都安排一定时间深入到邮电基层生产第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特别是坚持与职工一起参加生产劳动，站柜台，卖邮票，热情接待用户，有时给出班前的投递员擦自行车，有时到厨房帮厨，深受职工和顾客的赞誉，并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表扬^[1]。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公布后，朱学范为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夙愿，积极响应和倡导实现两岸直接通邮。他说：“三通”是和平统一的先声，通邮又是“三通的先声”。他通过各种会议和境内外报刊，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并对台湾广播，多次会见台湾邮电故旧，殷切期望两岸邮电同仁密切合作，广开通邮渠道，促使两岸早日直接通邮。
1981年，朱学范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仍十分关心邮电工作，他说：“作为一个老邮工和首任邮电部部长，我的心始终是和邮电事业连在一起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他在古稀之年，先后应邀深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烟台等开放城市，调查了解邮电通信的紧张状况，与地方政府领导和邮电干部研究加快实现通信现代化的方案。1984年，朱学范应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邀请，到上海指导邮电通信建设，制订邮电发展规划。他在上海用了三周时间，召开了多次调查会，邀请工程技术专家和管理干部共同商讨，写了一个《关于加强上海邮电通信建设缓和通信紧张状况的汇报提纲》。1985年，朱学范三次到上海和烟台等地调查研究电信建设的情况，并协助两市提出了加快发展通信建设的方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写信，并就加快发展我国通信事业提了四点建议：依靠国家给予的政策，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依靠技术进步，用先进技术改造通信网；多种渠道，采取应急措施并同长远规划相衔接；发展通信要有重点地进行，分层次推进。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完全赞成朱老的意见”^[1]，同时，朱学范在北京、上海、山东等地视察邮政，十分关心邮政的处境，提出了“以邮养邮”的对策。开始时有许多人不理解，认为按照世界各国惯例，邮政应该由政府养；按照中国邮政的现状，“以邮养邮”也实在养不起。朱学范认为：邮政要走出困境，光靠政府是不现实的，提出“以邮养邮”，就是把政府对邮政的立法保障、政策支持和邮政企业的自身努力结合起来，也就是“政府立法保障，邮政自主经营”。他十分重视邮电法制建设，关心邮政法、电信法的起草情况，在他的帮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期间审议通过。
1987年，朱学范任民革中央主席后，经常强调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是民革工作的重点。即使在重病期间他仍然时刻关心祖国统一问题，反复嘱咐前去看望他的民革同志，一定要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
1996年1月7日，朱学范在北京逝世，终年91岁。他的骨灰安葬在上海市金山县枫泾镇。

[1]　《朱学范文集》，第118页。
[2]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94页。
[1]　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第374页。
[1]　原邮电部朱学范同志身边工作人员：《深切怀念老部长朱学范同志》，《邮电文史》总第27期，1996年2月25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邮电简报》第7期，1985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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