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第二十届国际劳工大会在日内瓦举行，朱学范同苏联劳工代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相会。一天中午，朱在老人公园单独招待了他，对他说，自己很想看看工人阶级当权的国家里，工会是怎样工作的，工人的生活究竟如何。什维尔尼克很友好地欢迎他访问苏联。国际劳工大会结束后，他到莫斯科，受到苏联邮务工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国际部的接待。他在莫斯科参观了列宁博物馆、红场，瞻仰了列宁墓，又到莫斯科郊区休养所住了两天。苏联工会的同志待他很热情，在交谈中，他也讲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是信仰孙中山的主义和政策的，认为中国工人应当同苏联工人友好。有一次，在交谈中，苏联工会的同志问他，是否愿意同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见面，他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很愿意同中国的同志交换关于中国工人团结反对日本侵略的问题。

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公园里，等待同他会面的是李立三、康生。李立三同他在上海五卅运动中早已认识。李立三对朱学范说，现在国难临头，全国工人要联合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工会要团结，希望双方的工作合作。朱学范表示同意，从此达成了一种合作的默契。这次秘密会晤，解放前没有泄漏过，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年代里，朱学范一直守口如瓶^[1]。

1936年我国棉花丰收，正值日商纱厂加工扩大生产的时候，上海中共地下党员张维桢、周林、韩念龙、陈之一、郭光洲等发动上海日商二十多家纱厂四万工人罢工。首先由张维桢用日本各纱厂工人代表的名义，起草了向日本资本家提出的改善待遇的五项条件，号召各纱厂工人联合起来举行罢工^[1]。11月7日，日商纱厂工人开始罢工。上海市总工会召集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日本纱厂的勇进队员支持罢工。11月11日，勇进队员打着“上海纱厂工人请愿团到市府请愿去”的白布横幅，率领沪东区日商纱厂罢工工人前往市政府请愿。在罢工期间，上海市总工会派人慰问罢工工人，并且分发米票，动员其它工厂工人慰问、支援罢工工人。朱学范主办的大公通讯社逐日将罢工的动态分送上海各报馆，每天刊登罢工报道。罢工逐渐扩大，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不仅受到纱厂罢工工人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而且还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左右为难。市长吴铁城要求杜月笙帮助调解。朱学范每天将罢工情况向杜月笙报告，杜月笙对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很同情。他以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的身份，接受罢工工人代表和各方面的委托，于11月23日调停喜和纱厂第一、二、三厂的罢工；24日，又调停丰田纱厂一、二两厂的罢工并由朱学范向警备司令部保释丰田纱厂工人朱永康；25日，日本纺织业株式会社社长船津辰一郎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拜会杜月笙，商谈接受工人方面提出的条件和解决的方法。当天傍晚，杜月笙在中汇大楼邀朱学范和罢工工人代表二十多人，以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警察局的代表商谈。杜月笙首先讲明船津辰一郎及各方面已委托他调解日商纱厂的罢工事件，日本纱厂老板答应罢工工人代表所提出的大部分条件，有的日本纱厂已答应增加工资百分之五。他劝告罢工代表可以收篷。他还说，要日方答应的条件，由他负责，大家放心好了。朱学范也讲了话，感谢杜月笙慨允上海市总工会和罢工工人的要求，出面调解。并申诉这次罢工事件的责任在日本纱厂老板方面，是他们逼出来的，他们应负全部责任。接着同罢工工人代表共同商定解决条件七项：一、工资增加百分之五；二、每月赏工制改为奖励制，成绩优良者，酌量升级加工资；三、不准无故开除工人；四、不得骂工人；每日工作十二小时，礼拜日工作十四小时，其多做之二小时工作，另给工资；六、吃饭时停车三十分钟；七、各厂工人一律于26日晨复工。达成上述七项协议时，已到了晚上。由上海市总工会将复工通知送到各厂，各厂当夜通知工人。翌晨，各厂工人有条不紊地进厂复工，胜利地结束了这震动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

八一三上海抗战，我军西撤后，朱学范离开上海到了香港。1938年2月初，他从香港前往武汉。在途经广州时，他以上海市总工会和中国劳动协会的名义，邀集广州市各业工会抗敌会的委员们举行座谈会，商谈中国劳工抗战问题，提出了四项主张：一、成立全国性的劳动界总的组织，统一领导全国工人的抗日活动。二、呈请政府修改工会法，使各业工人加入工会。三、登记各种技术工人，使他们为抗日贡献力量。四、把工人武装起来，直接参加抗击日寇，保卫祖国。

座谈会上发言踊跃，大家都同意朱学范的主张。2月9日，他到达长沙，邀集各工会负责人李秉乾等八十多人座谈。以同样的主张征求长沙工人的意见，也得到一致赞同。他还拜访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徐特立。他把准备成立全国工人总的组织，并且要把工人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的主张，征求徐的意见。徐满脸笑容，和蔼地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你的主张很好，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徐特立的话给他很大鼓舞^[1]。

朱学范到了武汉，就同各业工会的负责人商谈组织全国工人抗战的问题。2月17日，在青年会举行工界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粮食业、屠宰业、码头、马车、制鞋业、派报业、泥瓦业、制革业、电池业等十多个工会代表。他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参加抗战的情况及他在广州、长沙时提出的主张，大家都赞同他的主张。3月5日，在国民党武汉市党部礼堂，他主持召开了中国工人抗战总会发起人会议。在开会前一天（3月4日），朱学范在汉口《大公报》发表了《当前中国劳工抗战问题》。他提出：我们要求全国劳工从速完成统一组织，并须统一意志，确定劳工抗战工作之纲领，发动全国劳工之战时训练，武装工人，参加前方工作；并尽量运输战区工人至内地，开发实业，加紧生产，为国家战时工业的发展尽最大的努力。

会议公推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海员工会、上海市总工会、平汉铁路工会、粤汉铁路工会等15个团体为筹备委员。3月8日，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简章，增加津浦铁路工会、淮南铁路工会抗敌后援会和胶济铁路职工抗日联合会为筹备委员，会议公推中华海员工会、全国邮务总工会、中国劳动协会、上海市总工会、平汉铁路工会等9个团体为常务委员，在汉口后花楼街笃安里17号汉口邮务工会为会所。

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起草了工作纲领草案。提出九项任务：一、统一全国工人战时组织，增强抗敌力量。二、拥护领袖，拥护政府，抗战到底。三、发动全国工人参加抗战。四、实施劳工战时教育，普及抗战情绪。五、联合世界各国劳工团体，共同抗日。六、救济失业工人。七、训练劳工军事技能。八、增强工作效力，努力战时生产。九、改善工人战时生活条件。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把这9项任务，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行动纲领。

这时，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已经到达武汉^[1]。随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刘群先和廖似光也到了武汉。周恩来对刘群先、廖似光等谈了蒋管区工会的情况。他说：“蒋管区当前存在两种工会组织，一种是工人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是爱国的，倾向进步的。以朱学范为代表的中国劳动协会就是这一类；另一类是国民党官办的，以工贼把头为骨干支柱的，强制工人入会，压迫剥削工人，实际上是由国民党特务控制，敌视共产党员的‘工会’（不是工人的阶级组织）。陆京士之流搞起来的，归刘培初（军统）管的‘工会’都是属于这一类”。“因此，我们就要支持朱学范，联合‘劳协’，孤立陆京士，划清界限，使阶级阵线分明。”^[2]

3月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欢迎工人抗敌总会的筹备组织》。社论指出：“我劳工界在抗日民族统一的战线中，可以而且应该尽着民族解放的主力与先锋作用，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所以，我们对于全国各地工会负责人如朱学范诸先生所发起的筹备组织的工人抗敌总会，表示欢迎赞助。”社论提出加强团结、扶助劳工、发扬民主等三点意见，为工人抗敌总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3月10日，朱学范在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的第一次筹备会议后前往郑州、许昌、开封、洛阳等城市，与当地各工会负责人商量成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的组织问题，得到了各地工会的积极支持。他回武汉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廖似光与他联系，提出共同筹备中国工人抗敌总会，他完全赞同。3月24日，在他主持的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欢迎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参加本会》的决议。于是，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派刘群先、廖似光为代表，参加抗敌总会的筹备工作。4月17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在延安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去电祝贺，朱学范被大会公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

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预定在4月15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但遭到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反对。朱学范据理力争，未得结果。筹备会只得于5月2日宣告结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仅存在近两个月时间，但它为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工会的公开合作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为今后全国工人阶级的统一团结，争取成立全国工人团体的领导机构，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8年6月间，朱学范出席第二十四届国际劳工大会时，得悉国际工联将召开执委会议，他就致电社会部要求同意由劳动协会代表中国工会参加。同年7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劳协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国民党此举虽然是为了在国际上装璜民主，便于争取外援，但对劳协来说是对国民党《工会法》突破一个口子，使劳协成为全国性工会组织取得了合法，而且得到了国际工会的承认。

1939年9月，朱学范出席第八届国际工联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后返回重庆。他在武汉筹建全国工人抗敌总工会时，初次接触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和实现全国工人阶级团结统一的主张，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提出的动员工人参加抗战和保障工人利益的主张，也得到中共的赞同和支持。因此，他觉得应该把劳协参加国际活动特别是加入国际工联的情况向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作一介绍。他通过张晓梅与周恩来约好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会晤。周恩来一见他，满脸笑容迎着他说：“你在国外辛苦了。”他把在苏黎世开会的情况扼要地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听得很仔细，问了他关于国际工联和美国职工大会的情况，还问了他认识的一些欧美各国工会领袖的情况。周恩来早年在法国工作过，对欧洲几个大工会的基本情况都很了解。朱学范从周恩来的谈话中，产生一个新的念头，就是在工会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劳动协会应该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合作。他把这个想法对周恩来说了，周说：这样很好，我向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建议，让他们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作为团体会员，共同开展国际活动。朱学范立即表示欢迎^[1]。12月8日，中国劳动协会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年会，朱学范被选为理事长，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中国劳动协会的决议。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派廖似光为代表出席了这届年会，廖似光当选为劳协的常务理事。劳协成为工人运动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为以后劳协同解放区工会的进一步合作，特别是为共同参加国际活动提供了合法的根据。

[1]　198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朱学范在《工人日报）上发表文章《党引导我国工会运动走向统一团结的光明大道》里，才第一次披露1936年他同李立三、康生的秘密会晤这件事。
[1]　五条条件是：第一，要加工资百分之十；第二，吃饭要停车一小时；第三，不准开除任何一个人；第四不准拷打任何一个工人；第五，反对礼拜日多做钟头。
[1]　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第97页。
[1]　《周恩来年谱》第395页。
[2]　廖似光：《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团与蒋管区中国劳协建立统一战线开展工运的情况回忆》。
[1]　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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