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的时候，因父亲失业，他不得不辍学到德国人开设的勃朗啤酒行去做“出店”，就是送货工人。每天提货、送货，汗流浃背，每月工钱15元。这样虽然可以维持个人生活，但毕竟年少体弱，经不起这样的劳累，做了一年多，就吐了血，被德国老板解雇。
他在家养好了身体，经介绍他到广东路的亚洲机器公司当记账员。这是一家经营美国货、代客户装置水暖管理工程的公司，有一二百工人。记帐员的工资每月25元，虽然收入增加了，但是他对在外国公司里做事，帮外国老板赚中国人的钱，心里总觉得不自在。1924年，上海邮局登报招考职员，他向公司辞职，报名参加考试。经过笔试、口试，他被录取为邮务生，进邮局后卖邮票、分拣信件、收包裹、开汇票，最后被派在栈房间做工。
父亲、哥哥和亲友对他能够考进上海邮局工作，都觉得很高兴，认为这是很光彩的事。当时在上海社会上，把考进海关做事的，叫做捧了金饭碗，考进邮局做事的，叫做捧了铁饭碗。上海邮局邮务长是英国人希乐思，邮政领导大权为他所把持。邮局的洋员和华员之间的待遇悬殊，朱学范的工资每月28元。扣除10％的储蓄金，实拿到25元2角，而希乐思月薪关平银1100两，外加房租津贴250两，共计1350两，合银元2025元，比他实际所得的工资高出80倍。此外，希乐思乘坐的汽车的一切费用，住宅中的花匠、厨师、仆役等的工资全部由邮局支付。
1925年5月15日，朱学范正在邮局栈房间做夜班的时候，听到从沪西的邮政支局传来的消息，说日本纱厂大班向工人开枪，大家很气愤。17日晨又从捕房医院传来消息，证实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受枪击重伤亡。惨案发生后，租界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只有沪西区一部分内外棉纱厂工人奋起反对日本资本家暴行。邮局的支局分布上海的每一个角落，消息传得快。邮工们听到发生惨案的消息后，怒火满腔，由于上海邮局还没有成立工会组织，还没有组织统一行动起来支援日商纱厂工人的斗争，各基层单位分散进行了支援活动。朱学范站出来在上海邮局栈房间动员职工募捐支援罢工工人，工友们公推他将捐款送到上海总工会。他到总工会后，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听到邮局职工送募捐款来，接待了他，向他了解邮局职工的动态，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参加这一伟大的爱国反帝运动^[1]。朱学范回到邮局立刻把李立三的话告诉了他的同事们。一石击起千层浪，团结起来的呼声，震动了邮工们的心弦。
16日，邮局各基层单位的活动分子在闸北集会，栈房间工人公推朱学范去参加，到会的人数很多，从邮务生、拣信生到信差、听差，邮役中的活动分子都来了，共有六百多人。会议由蔡炳南主持。会上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发动罢工，二是组织工会。大家对组织工会，一致赞成；对发动罢工则有争论。邮务生中以陆京士为代表的参加邮务生协进会的人主张先与邮政当局谈判，谈判不成，然后罢工。以顾治本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认为与帝国主义者谈判无异“与虎谋皮”，非但不会有所得，反而会给邮政当局赢得时间，为破坏罢工作充分准备；要组织工会，只能通过罢工斗争来实现；只有先罢工，发动群众，造成声势，才有可能迫使邮政当局在罢工造成的影响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同我们谈判并答应我们的要求。经过激烈的辩论，朱学范和大多数人赞成“先罢工、后谈判”。会上通过了立即举行罢工的决议，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共产党员顾治本当选为罢工委员会主席。罢工委员会连夜起草《罢工宣言》，派朱学范将《罢工宣言》稿送到他的小学同学、邮务员凌其翰家中，请凌在文字上修饰，并派人与报馆联系。朱学范当夜把《罢工宣言》稿带回罢工委员会。翌日的报纸登载了《罢工宣言》^[2]。
17日上午9时，上海邮局全面罢工的局面已经形成。从邮务生到差工共有一千五百多人参加了罢工队伍的行列。罢工委员会派田厚卿、周颙、奚颙、王小楚、宋并镜、方培莲六人为代表，与邮政当局进行谈判，邮政当局方面由副邮务长秦印绅出场谈判。罢工代表提出7项要求。一、承认工会有代表全体会员一切事务之权。二、邮务职工薪水全以关平银两计算，薪水最低限度以下列为标准：①邮务生35两；②拣信生25两；③信差及听差20两；④苦力15两。以后按照章程每期递加，不论如何不得逾期。三、工作时间以六小时为限度，工作加点不得逾四小时。如在两小时以内，应加薪半日，在四小时以内应加薪全日。四、每年应给短期假三星期。其它假期概照邮务员同等待遇，不得留难。五、年赏仍旧，如服务期满十年，另加奖励金，年赏及奖金，不论因何故离局，应立即照发。六、邮局不得追究关于此次合理要求之出力人员，并不得于日后无故辞退；凡须辞退者，须经工会同意，方为有效。七、自1926年起停止再进洋员。
谈判一开始，秦印绅的态度强硬，拒绝全部条件，只答应谈待遇问题，不谈承认工会合法地位和停止进洋员等其它问题。
罢工进行到第三天，全上海的邮政通信全部停顿。各国领事馆借口便利侨民通信，竟想趁机恢复“客邮局”（即各国自办邮政通讯机构），侵占中国的邮政管理权。北洋政府害怕上海邮局罢工继续扩大，特派交通部次长郑洪年从北京赶来上海进行处理。郑洪年到上海后，请上海地方官员张咏霓、杨小堂以及上海市商会会长虞洽卿和林康侯出面调解。调解结果是：一、承认职工成立的组织，名称不能叫邮务工会，要改为邮务公会。二、邮局各级职工工资除照北洋政府交通部新订办法增加工资外，职工加发埠际津贴（即地区津贴），邮务生每月十元，拣信生七元五角，信差、听差各六元，技工三元，邮役二元五角。朱学范和大多数职工表示同意，都认为这次罢工是胜利的。邮政局承认了调解达成的两条协议，写成书面由虞洽卿签字盖章作为担保后，罢工委员会就宣布复工。19日，全市邮局照常工作。上海邮务公会正式成立，朱学范当选为栈房间的公会小组代表，参加了上海邮务公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王荃、蔡炳南、肖清珊、顾治本、周颙、沈孟先、盛积瑞、黄小林、吴乐韶、田厚卿、孙铸东、张汉杰、王礼清等为公会委员。共产党员王荃为委员长，蔡炳南为副委员长，顾治本、沈孟先为组织部正、副主任。
这时，邮局职工都感到扬眉吐气，兴高采烈，因为有了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工会组织。尽管在罢工斗争中经受了许多磨难，但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终于迫使邮政当局承认了职工组织的合法地位，争取到待遇的改善，这对邮工运动有着深远的影响。
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邮工同全市工人一起参加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二次武装起义，都未成功。1927年3月21日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这一天早晨得到上海总工会的命令：下午一时发动总罢工，立即暴动夺取武装。指定上海邮工纠察队前往闸北。交通员迅速地传达命令，限下午一时前在邮局大厦集合。消息传到每个人耳边，群情振奋。下午一点，邮工行动委员会主席站在卡车上领导大家举行升旗礼后，宣布前往闸北参加战斗。朱学范随着大家跟着卡车拥上前去，天井大门却被捕房的大队巡捕封锁着，门外停着两辆红色警车，上面架着机关枪。纠察队员冲上去，打开了半扇大门，但巡捕不许卡车出去，朱学范和大家冲出门外纷纷跳上在苏州河旁的马路上停着的三辆邮政卡车向宝山路开去，目标是攻打警察局五区三分所。警察局门前堆有许多沙袋工事。朱学范同邮工纠察队一齐喊话：“放下武器，投降不杀，不投降就用火油烧死你们。”有个巡长在警察局楼上负隅顽抗，向纠察队开枪，被纠察队员开枪打死。警察跑了，战斗结束，缴获了几支长枪和一批弹药，并从被打死的巡长身上搜获了一支“勃朗宁”手枪。这个警察分所成了邮工纠察队的驻地，朱学范等少数队员被分派在附近站岗放哨。其他邮工纠察队又奉命开往天通庵车站阻击残军，又缴获有奉天兵工厂造的双筒毛瑟步枪几十枝，面粉近二百袋。
一部分邮工纠察队员与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联合击溃盘踞在东方图书馆里的直鲁军残军。邮工纠察队员杨龄光荣牺牲。东方图书馆成为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总部。
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上海邮务公会自动恢复上海邮务工会的名称。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成立了“上海市清党委员会”，并派人到邮局筹组了“上海邮局清党小组”和“上海邮务工会整理委员会”。此后，上海邮局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5月3日，上海邮务工会改选，在国民党的包办和控制之下，选出新的执行委员，钱丽生、黄小村、陆京士为常务执行委员。他们宣称要“率领全体二千余工友，同隶于国民党指导之下”，“铲除一切共产分子”^[1]。他们向国民党反动派提供黑名单，配合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顾治本、周颙等。8月，周顒被杀害。9月，顾治本被杀害。朱学范对钱丽生、黄小村等人这样残害邮工兄弟的卑鄙行为很愤慨。当时，虽在白色恐怖之下，但在广大邮工中，共产党员的影响依然存在，在第四届邮务工会的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还有一部分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邮工们以不参加工会活动，不缴纳会费等消极态度，抵制钱、黄等人的反共活动。不久，中共地下党派人到黄小村家中开枪惩罚了这个工贼，黄被打伤了一条腿。他为了保命，主动向邮局要求调离上海。钱丽生害怕遭到同样的惩罚，在谋得周家桥邮局局长的位子后，每月可从包裹商那里得到相当多的“夕块”就不再到工会活动。陆京士本来是钱丽生下手的秘书，他看到钱丽生不来工会，他也就不到工会活动了。第四届邮务工会存在不到半年就垮台了。
1927年底，在工会小组长会议上，正式选举产生了第五届上海邮务工会委员会，主持工会的是无党派的沈天生，他和陆京士、张克昌、吴云龙及未暴露的共产党员盛积瑞是常务委员。沈天生是邮务佐（即拣信生），宁波人，热心为群众服务，讲起话来鼓动性相当强，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但是，由这位无党派、一心为工人谋福利的沈天生所组织起来的第五届邮务工会，处处受到国民党的刁难、破坏。朱学范很钦佩沈为群众办事的满腔热情，很同情沈的困难处境。他感到群众需要组织自己的工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要在工会里长久地干下去，看来，不参加国民党还不行，于是产生了加入国民党的念头。他找到敬业小学的同学、国民党上海县党部书记姚肇里办了入党手续^[1]。
把青帮势力引入上海邮局是陆京士的主意。他对朱学范说，要使上海邮务工会在租界里打开局面，非走杜老板（即杜月笙）的门路不可。上海的主要工厂、大百货公司、公用事业、码头、报馆等等都在租界和越界筑路地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市政府的力量都达不到。我们要在劳工界打开局面，必须在租界上有个靠山。1928年，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职工事务委员会主任、杜月笙的门生陈君毅的介绍，陆京士和朱学范拜杜月笙为先生^[2]。
1928年10月，第五届邮务工会发动的要求彻底修改《邮政纲要》和提高工资的罢工失败后，这届工会不久就解体了。1929年2月，产生第六届邮务工会，朱学范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兼交涉科长。
1931年，杜月笙在高桥兴建的杜氏祠堂落成，国民党及政府的显要人物从蒋介石起都送礼祝贺。朱学范等送不起重金厚礼，想出一个既不花钱又使杜月笙感到有面子的办法，就刻了一个庆祝杜氏祠堂落成典礼的纪念邮戳，专在高桥邮政支局使用。这在当时算得是别开生面，人们感到新奇，杜月笙认为纪念邮戳使庆祝杜氏祠堂落成典礼名扬全国，颇为得意。他们私刻纪念邮戳，照邮局规章是不允许的，由于党政要人都纷纷向杜月笙祝贺，在上海轰动一时，邮政当局摄于声势，只好默认。
朱学范入杜门后，参加发起成立“恒社”。这个社名是章士钊提出的，取意是“如月之恒圆”，用以称颂杜月笙。陆京士提出，参加恒社的都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不是入杜门的徒弟、门生都能吸收为社员。恒社有一个理事会处理社务。陆京士和朱学范都是常务理事。恒社的权力不在理事会，也不在社员大会，而在杜月笙个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10月初，上海80万工人、店员等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会址在天后宫内，同上海市商会在一起，朱学范代表上海邮务工会参加抗日救国联合会，担任调查科科长。当时有一项任务就是抵制日货，由稽查科的检查队查出哪家商店有日货后，就由调查科去查证，如属实则予以没收。上海和全国其它城市都开展了抵制和查验日货运动。
1931年9月26日，上海八百多个团体二十多万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主席团由王晓籁、虞洽卿、后大椿、王延松、陆京士、陶百川、陈霆锐、胡庶华、林康侯、傅德卫、方椒伯组成。朱学范担任总指挥，由邮务工会担任交通，大会一致通过电请南京国民政府，限令日军退出占领各地，否则断绝中日邦交，对日宣战等提案。大会结束后进行群众游行。
一二八战事发生后，朱学范以上海邮工童子军训练部长的名义，召集童子军为骨干的全体上海邮工抗日义勇军紧急会议。他在会上讲了话，强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大家在国难临头的时刻，发扬邮工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奔赴前线，为国效劳；宣布成立邮工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由团长沈桴率领一个队，参加战地服务，由副团长王定昌率领一个队，主要任务是募集捐款，筹集粮食和药品，设立难民收容所。
在成立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的同时，他还组织了上海邮工救护队，自任队长，直属中国红十字会领导，邮工救护队编为第十九支队，所需药品、包扎纱布、绷带等，都由红十字会供应。上海邮工救护队由邮局的男职工和邮政储金汇业局的女职工自愿报名参加，一共有50多人，其中女队员30人，带队人鞠如。邮工救护队出发之前，在南市关帝庙广场上开宣誓大会，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十九路军抗日救国，要不辞辛劳，不畏难险，不惜牺牲，努力做好救护工作。宣誓大会后，大家怀着舍身报国的豪情，在朱学范率领下奔赴前线。队部设在闸北宝兴路。这时，吴淞炮台湾前线，翁照垣旅正与敌舰进行激烈的炮战，每天都有一批伤员，救护队冒着炮火和飞机轰炸的危险，频繁地运送伤员往返于吴淞和后方之间。
上海各报每天都大量报道全国人民支持声援十九路军抗日的信息。报纸由邮工救护队送到吴淞前线后，给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官兵以极大的鼓舞。翁照垣旅长对此备加赞赏，把邮工救护队作为旅部直属的一个单位，发给朱学范一张委任令，任命他为旅部运输服务队队长。他随身带着这张委任令，救护车可以在前线通行无阻。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陆续大量增兵，并增派军舰、飞机狂轰滥炸，翁照垣旅不得不从吴淞撤到大场，邮工救护队跟着后撤，分散到大场、嘉定。朱学范同一部分队员在大场以公共汽车站作为伤兵站。在敌人的飞机轰炸、扫射下，救护队的活动极为困难。救护队的人员少，而伤员不断增加，他在大场伤兵站也参加手术工作，曾为一个腿骨炸断而皮肉还连着的伤员进行急救。
3月1日，敌军乘十九路军兵力不足，在浏河偷袭登陆，迫使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邮工救护队分组撤离战区。撤退的救护队员走到南翔火车站时，突然遇到一群日军。凶残的日军见到臂缠红十字袖章的救护队员竟然用刺刀乱戳，潘家吉、陆春华、陈祖德三位队员惨遭杀害。朱学范悲愤无已，积极发动捐款抚恤烈属。并于10月16日借座上海少年宣讲团礼堂举行追悼大会^[1]。
1932年7月25日，朱学范作为上海邮务工会的代表，参加了在南京举行全国各地邮务工会联席谈话会。参加会议的有四十多个地方邮务工会的代表，国民党中央、南京市党部、交通部、南京市政府等都派了代表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了全国邮务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成立了全国邮务总工会，陆京士、王宜声、王树藩、朱学范、赵树声、齐家谋、曹家秀、高宜榜、朱英华等九人为执委会常务委员。
中国工人运动处于分裂状态，而在国民党工会内部又分为几个派系，互相争夺地位，存在着许多矛盾，也反映到各地邮务工会和全国邮务总工会内部来，由于全国邮务总工会已经形成一个组织比较严密的全国性产业工会，比起全国其它工会显得稳定得多。全国邮务总工会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控制的工会派系中的重要台柱。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朱学范担任了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开始称主任委员）。当时，上海市总工会仍处于非法地位。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年10月21日公布的《工会法》里，不允许组织县总工会、省总工会和全国总工会。一直到了1933年10月2日才得到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训令，同意上海市总工会暂准备案；但是，社会局以《工会法》颁布后，只准产业工会与职业工人分别组织工会，并无所谓总工会之名称，倘认可上海市总工会，则法制与事实，未免两歧，因此请示南京政府。上海市政府得到实业部咨文，略云：“总工会名称，于法无据，且无例可援，如认为有联合各工会从事抗日救国之必要，可依照北平、天津成例，将上海总工会成为上海市各业工会救国联合会。”当时，朱学范和上海市总工会的几个常务委员对此都很不满意。他们给国民党四中全会送去呈文，略云：“……窃自属会成立以来，对于领导全市工界，应付严重困难，曾致最大努力……故就过去之工作成绩言，实有准予存在之必要。为特备文提请鉴核公决，准予咨行国民政府转饬立法院，迅即修改工会法，务须明白规定各省市的组织总工会，或颁工会单行组织法规，并请咨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在新法未颁布前，准许职会暂行备案。”9月，得到实业部令，略云：“查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方案第二节第八项，及修正指导民众运动方案第二项，关于工人团体组织、均有县市区域之工会得联合成立总的组织之规定，兹依据前项规定，由本部制定县市总工会组织准则，以为各县市制定总工会组织规章时之准绳”。于是，上海市总工会才取得合法地位^[1]。
上海市总工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群众基础，与此相联系的是总工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不高。这是因为上海的重要企业和工厂都在租界范围之内，而租界有治外法权，外国资本家依仗着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势力，阻止在他们的企业和工厂里组织工会。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工人纷起组织抗日救国团体。一二八抗战，上海工人冲破租界当局的限制，在抗日救国团体的基础上纷纷成立工会，当时就有七十多个工会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但是租界的治外法权依然存在，这是开展工会运动的一大障碍。到1934年底，上海市总工会所属工会虽然有119个，但是，总共只有65618个会员，仅为上海市工人总数306750人的21％。
朱学范为了扩大上海市总工会在租界中的影响，巩固他自己在上海市总工会里的地位，就运用帮会的力量。
当时，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核心是主席和五个常委，他们都是帮会中人，五个常务委员周学湘、邵虚白、叶翔皋、李梦南、龙沛云都投入金廷荪门下。他们原来也要投在杜月笙门下，后来改投金廷荪门下是杜月笙的主意。所以，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核心，虽然只有朱学范是杜月笙的门生，而其余的都是金廷荪的门生，实际上都以杜月笙为靠山。
1933年底，朱学范在上海市总工会内部开始收“学生”，第一批是方如升、万邦和、沈桴等。接着在上海邮局内开始收“学生”，第一批是李克荪、王震百、肖浦松、陆景根、冯仁龙、张庆洪等，以后就广泛铺开。在租界上一些主要企业如英商电车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云飞汽车公司、祥生汽车公司、纱厂、橡胶厂、机器厂和轮船拖驳业里，都收有“学生”。租界以外的，以华商电气公司、闸北水电厂收的“学生”多一些。
1935年初，他的“学生”中一部分人认为要有个团体把大家组织起来。按社会上一些帮会组织那样成立自己的社团。朱学范向杜月笙请示，可否自立社团，杜点了头。于是以“恒毅为立身之本”的意思，继恒社之后，取名“毅社”。并且援引恒社是以杜月笙为赞助人的先例，毅社不设社长，朱学范为赞助人，设立监事会处理会务。社址设在南市福佑路117号酱业职业工会里，没有活动场所，实际上是一个通讯处。1936年爱多亚路（现在的延安东路）浦东大厦落成，那是杜月笙主持的浦东同乡会经营的一座大厦。朱学范通过杜月笙的关系，在浦东大厦内租了两间房子，才有活动场所，正式挂起毅社的牌子。还设计了一个社徽，图案是圆形的红色底板，中心是一本翻开的书，书的周围是环形的链条。它的含义是：红色代表“朱”字，书影射“学”，环形影射“范”宇，链条表示团结互助的意思，用这个图案制成徽章，发给社员作为标志。毅社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号召，提倡互助合作，互相帮助。这个口号不是朱学范提的，是借用青年会和消费合作社的标语，他觉得这条标语很合乎自己为人处世的想法。加入毅社的职工，到1936年上海全市共有一千几百人，分布在很多行业的工厂企业里，毅社成为上海帮会在工会里的最大的社团，而且它的成员都是职工和工会干部。
毅社迅速地、广泛地开展，引起帮会各帮口的注意，也带来了种种矛盾，由于杜月笙的支持，才能够顺利解决。因为杜氏门人在各行各业里都有头面人物，在工会方面主要通过朱学范扩大他的声势。1934年，陆京士当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后，对工会事务无暇顾及，杜月笙把工界的问题都交给朱学范处理，对他十分信任。因此，毅社在很多行业的工厂企业里的各帮口中，渐渐取得优势，在这些工厂企业里的毅社核心人员，进入了工会的领导层。他们又以结拜兄弟、姐妹的形式同一批工人义结金兰，扩大势力。他就通过一千几百个“学生”和他们结合的大批工人，与各业工会及其基层组织建立了联系。
毅社社员除了在上海华商各业工会里担任领导以外，还在美商电力公司工会、英商自来水工会、英商会德丰拖驳公司工会、浦东英美烟厂工会等等外商企业的工会里立定了脚跟，使上海市总工会在租界中得到发展，这就扩大了上海市总工会的影响，巩固和加强了朱学范在市总工会的地位。

[1]　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第15页。
[2]　《民国日报》1925年8月17日。
[1]　《申报》1927年5月8日。
[1]　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第28页。
[2]　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第32页。台湾《陆京士先生纪念集：年谱》。
[1]　1936年上海邮务工会在南翔附近建邮工烈士墓，3月19日朱学范主持了奠基典礼，1980年6月，经上海市民政局批准，迁葬上海烈士陵园。
[1]　朱学范：《我的工运生涯》，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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