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朱良才，1927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编入红四军。他参加了古田会议，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活动中，一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为提高指战员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在向外国学习时，有人主张不要再提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明确表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军队，一定要继续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显示了他无产阶级的坚定性。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一
朱良才，原名朱姓明，字少时，号振声，湖南省汝城县外沙村人，1900年9月27日出生于一书香门第。其父朱邦藩以教蒙馆（即私塾）为生。家有田20余亩，房7间，因无劳力，雇人耕种，生活较富裕。朱良才有兄长二人，他排行第三。他周岁时，父亲病逝。此后，家境日益艰难。
9岁时，朱良才在村中蒙馆读私塾。因家中贫困，仅读两年书便辍学了。他酷爱学习，利用放牛拾草间隙，继续读书习字。14岁时，县里新办的高等小学招生，榜文贴到了外沙村村头。朱良才想去报考，但因家里无力供养，母亲和兄长都不同意。他求学心切，便背着母亲、兄长，跟着同学和村中教私塾的先生到了县里，在叔父朱邦垣的支持下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当时，学校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给予补贴衣服和书籍等，每年只交十元膳费。这样，其母和兄长也就允许他读书了。朱良才入学后，学习十分刻苦。高小毕业时，考了个第三名，算术考得最好，学校张贴了红榜。外沙村有人到城里办事，见朱良才名字上了红榜，回到村中，便对良才母亲说：“恭喜恭喜，你家老三中了‘探花’了。”母亲和叔父不胜欢喜。
当时汝城县没有中学，要上中学只有到衡阳。朱良才高小毕业后，先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后不顾家中阻拦，只身到衡阳，考上了衡阳诚德中学。
诚德中学是个新式学校。朱良才在这里了解了国内外的许多事，开阔了眼界。不久，爆发军阀战争，学校停课，学生们纷纷离校。朱良才也只得离校回乡，当了乡里的小学教员。
1925年，中共郴县委员会根据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的指示，派汝城籍青年朱青勋、李湘民等回汝城发动农民运动。朱良才积极地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他家中的一个亲戚是共产党员，从郴州回到外沙村组织农民协会，朱良才被推举为农民协会的组织委员。
外沙村有300来户人家。朱良才因为在村中教过三年书，在村民中颇有一些影响。他根据当时农民呼声最强烈的“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绅”的要求，从打土豪入手开展工作。朱良才生前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真是一呼百应，农民们都行动起来了，一下子把村里的几个土豪都整垮了。农民协会的威信越来越高。当时有个姓黄的人做了些假药骗人钱财，一个叫朱纪恩的百姓向农民协会报告了此事，我立即带农民协会会员要他交出制作的假药和骗来的钱财。起初，黄还不认账。后来承认了，罚了他200元的款。我们就用这笔钱当经费用于宣传工作。当时，还编排了话剧。一个内容是反财神的，一个内容是打土豪的。过春节时一连演了好几天，我们这些农协会的骨干都充当了角色。看的人很多，周围村子的人都跑来了，可以说是破天荒的。自那一回起，土豪们便更加仇视我们的农协会了。”
[1]1926年，北伐军经过汝城之后，根据国共合作的精神，成立了国民党汝城县党部筹备处。共产党员朱青勋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国民党，并被选为工农部部长。朱良才和农会中其他各委员也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朱青勋将外沙村登记加入国民党的人员名单带回县里审查，村中恶霸、土豪朱义聘等未被批准。农协会在开大会时，朱义聘等到会场捣乱，扬言要杀农协会员的头。朱良才站出来斥责他们说：“现在世道变了，不是过去你想入就能入。现在的外沙村，不是你们耍威风的时候了。你们有手枪，我们有驳壳枪! 你们敢捣乱，我们绝不客气!”
[2] 朱良才的话博得会场上一片掌声。会后，村农协会派人到县里反映土豪捣乱的情况，县农协会负责保卫的朱定方带着保安队来到外沙村，当晚把朱义聘等三个为首闹事的土豪抓了起来，并让他们戴高帽子游了街。这些平时趾高气扬的土豪恶霸的气焰，一下子就被打下去了。一时间，农协会的名声大振。这时，由朱良才参加领导的村农民协会，为农民群众办了十几件大好事。如打土豪，反封锁、反囤积居奇、反苛捐杂税，禁烟、禁赌、禁娼，办农民夜校，兴修水利，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号召妇女剪发放脚、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减租减息，准备分田等等，基本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形势急转直下。8月15日，流窜在湘粤边界的土匪、恶霸何其朗，勾结驻粤北的国民党十六军范石生部的一个团，分几路向汝城县城进发，准备攻打汝城。其中一路的行踪被外沙村农协会侦知，朱良才急忙叫上国民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朱道行、宣传委员朱文斌和农协委员朱文亭等，连夜赶到县里，向县党部公安委员会的范大澄、朱青勋等人报告敌情。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防范，县农民自卫队被打败，朱良才等人被敌人抓捕。敌人向朱良才喝问：“你叫个甚?”
朱良才顺口说：“朱良才!”
敌人说：“你这贱骨头，是什么良才？”
朱良才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里说：“我是革命的良才!”自此，他把原来朱少时的名字改为朱良才
[1]。
当时，国民党十六军政治部里有个叫赵薪传的，担任宣传部部长，是个秘密共产党员。他到汝城后，听说监狱里关押着不少农协会员，就关心地来到狱中检查工作。他问朱良才：“如果放你出去还干什么呀?”朱良才说：“还要继续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打倒土豪、打倒劣绅。不把他们打倒，中国就不能强盛。”
[2]赵薪传看朱良才革命态度坚决，就暗中出主意，要他们写信控告何其朗，说他同土豪朱亦山一起，收缴民间的枪支图谋不轨。因范石生同何其朗有矛盾，范正想把何部枪支收缴，苦无借口。只要把何其朗等告倒，他们几个农协委员就能获释。朱良才等便依赵薪传之意，写了控告书，列举了何其朗一大堆罪状，由赵薪传将信转到范石生手中。
范石生见信后，亲自进行了查问。不几天，何其朗被抓起来了，他的300多支枪被收缴了200多。朱良才等被释放。赵薪传向朱良才说：“对革命不要灰心，一个革命者入狱不算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革命一定会胜利!”
[3]出狱后，朱良才即与朱文亭、朱道行等回乡，继续组织秘密农会。不久，赵薪传随范部离开汝城。土匪何其朗收买狱卒逃出，又组织起人马卷土重来，开始大肆捕人，没收革命者的财产。朱良才家仅有的7亩地被没收了，大哥也被捕入狱。他只得东躲西藏，秘密地进行革命活动。
1927年9月，共产党员何日升被中共湘南特委派到汝城任中共县委书记，胡伟章任组织部部长。何日升同朱良才是亲戚，见良才对敌斗争坚决，便由他和胡伟章二人介绍朱良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朱良才一起宣誓的还有其堂弟躬越（朱赤）。宣誓后，朱良才兴奋地说：“在我被捕时，差一点被敌人当做共产党员杀了，结果今天真正做了共产党员。做共产党员死了也心甘，死了也光荣。”
[4]是年冬，何其朗纠集的反动势力更加强大。胡传章两兄弟被反动派杀害，形势紧张。县委书记何日升用明矾水写了一封密信，介绍朱良才和朱赤到耒阳找朱德、陈毅。朱良才和朱赤带着密信，经过资兴黄草坪、滁口到三都，骗过了敌人坐探的盘查，赶往耒阳。
二
朱良才、朱赤到达耒阳时，已是2月中旬了。在耒阳的敖山庙里，他们见到了朱德和陈毅。朱良才把何日升写的密信交给了朱德。朱德看了十分高兴，向他们询问了汝城方面的情况。两天后，陈毅对朱良才和朱赤说：“湘南党代表大会要在永兴召开，我跟省特派员杨福涛商量了一下，汝城没有人参加，你们就作为汝城的代表参加大会。”
[1]1928年3月，湘南党的代表大会在永兴县苏维埃所在地太平寺楼上左边一间房里召开，出席的有郴县、耒阳、安仁、资兴、宜章、永兴、桂阳、汝城等县的代表20余人。会议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对于应该“没收谁的土地，分配给谁”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虽然最后对土地分配的原则做出了决议，但具体分配办法仍没讨论出结果来。朱良才后来回忆说：“‘马日事变’后土豪劣绅的报复行为非常残酷，各县的党员、农协骨干都深受其害，所以，在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思想时‘左’得很，我记得会议作出决定：把郴州到宜章大路两边的房子都烧光，其理由是使敌人来了没有房子住。开会时，天气还很冷，有的人提出是不是找个火盆取取暖，但马上就有人提出反对，说：‘枪林弹雨都不怕，冷点怕啥!’从这两件事中反映了一些人‘左’的情绪。”
[2]会议之后，朱良才和朱赤被派到资兴县，去参加那里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然后再回汝城，发动和组织汝城的暴动。
朱良才和朱赤找到了资兴县党组织领导人李奇中。李奇中安排朱良才任县委组织部部长，负责组织暴动的具体工作。3月上旬，农民军占领了县城。资兴党组织在资兴的三都流华湾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资兴县委员会，朱良才和朱赤都当选为县委委员。
正值湘南的革命运动步步深入之际，反革命武装力量对湘南的“会剿”开始了。国民党军调集了九个师的兵力，直扑郴州。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湘南暴动队伍不得不向井冈山转移。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资兴的农军被编为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李奇中任团长，黄义藻任党代表。朱良才因有文化，留在四军军部任秘书。十余天后，又调到三十六团任连党代表。5月下旬，部队缩编，朱良才又被调到四军军部任秘书。
朱、毛两军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引起了反革命势力的惊慌，蒋介石命令赣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为粉碎敌人的“围剿”，组织上派朱良才到永新县的烟阁区任中共区委书记，任务是秘密组织群众暴动队，策应红军作战。朱良才到了烟阁，和区委的同志一起，经过近月的努力，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了暴动队。
6月，赣军杨如轩、杨池生两部分两路进逼井冈山。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红军将兵力集中在新、老七溪岭一带准备迎战。6月23日清晨，战斗打响。近午，敌人在二十八团正面强攻和袁文才侧后袭击下，阵脚大乱。这时，预伏在龙源口一带的朱良才等，听到老七溪岭的枪声由山上往下移动，知道二十八团已经得手，便带领数千名赤卫队员、暴动队员向龙源口冲击。霎时，漫山遍野红旗招展，杀声震天，暴动队很快抢占了老七溪岭东山。赣军腹背受袭，军心瓦解，新老七溪岭之敌全线崩溃，大部分缴枪被俘，部分残敌向永新逃窜。红军和暴动队员、赤卫队员乘胜追击，一举占领了永新县城。
不久，朱良才调到三十一团一营一连任党代表。三十一团是由毛泽东组织的秋收起义部队组建起来的。连长是王良，副党代表是刘型。
一个初秋的早晨，毛泽东将全军集合在一个北山脚下，讲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他说：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粮食，给我们做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同志们不是都有了一条经验吗? 我们每逢爬它一次，就打一次胜仗，消灭一些敌人；如果我们多爬它几次，就会多打几次胜仗，多消灭一些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
[1]毛泽东的讲话，鼓舞了朱良才的斗志，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30年后，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毛泽东的讲话，对于后来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十年土地革命运动的展开，对于抗日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讲话。”
[1]当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在军事上取得一次次胜利，根据地一天天扩大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却采取了错误的冒进政策，强迫红军大队从酃县拉往湘南。结果，先胜后败。朱德、陈毅、萧克等被迫退至资兴一带。毛泽东得知红军大队在郴州失利的消息，当即留下三十一团一营坚守井冈山根据地，亲自率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湘南迎接红军大队。
湘赣之敌乘红军主力远走之际，大举向井冈山进犯。湘军吴尚第八军一个师的兵力抢在赣军之先，从酃县直趋黄洋界。朱良才所在的三十一团一营得此情报，日夜兼程，从永新经宁冈的茅坪，赶到小井。团党代表何挺颖、团长朱云卿部署了作战任务，决定由第三连警戒遂川和永新方向赣敌；由一、二连扼守黄洋界。朱良才向一连的干部、战士做了保卫井冈山的战斗动员，参与了黄洋界保卫战的指挥。关于这次战斗，刘型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战斗动员后，一、三连到了黄洋界做工事，我们一连在山的左边，三连在山的右边。做工事就是用竹子插着做围墙，另用些竹钉钉在山坡和山下敌人必经之路。第三天，敌人就来了，开始来得还蛮凶，我们已下了决心，敌人来了，就不让他们回去。战斗打得很激烈。我们连还分出了两个班，隐蔽在工事外敌人来路两旁，从侧后出击。敌人攻了几次都攻不上去，还死了一些人。每次击退敌人的冲锋后，我们就趁机把那些死人身上的子弹抢回来自己用。当时，每人只有一排子弹。就这样，凭险守住了阵地。敌人攻了两天，没有攻上。当时，我们井冈山的后方有修理枪械的，刚把一门迫击炮修好，运到了我们工事后头的山上，对着敌人指挥所开了几炮，把敌人给炸跑了。我们趁势追击，缴获了不少辎重
[2]。
当时，井冈山根据地的经济十分困难。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高级干部和战士一样，同甘共苦，同穿粗布衣，同吃红米饭。毛泽东还亲自向部队宣布了使用油灯的规定：连以上机关办公时用一盏灯，可点三根灯芯；不办公时，即应将灯熄掉，连部要留一盏灯，供带班、查哨用，但只准点一根灯芯。朱德虽然已40多岁了，仍和大家一样从宁冈茅坪挑粮到五六十里外的茨坪山上，干部、战士们生怕累坏了他，便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他却另找来一根扁担，并在上面写了“朱德的扁担”五个字。朱、毛等以身作则的高尚品德、高大形象，深深地教育着朱良才。为了时刻激励自己并教育后辈永远继承红军时期这种官兵一致，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他写下了《一根灯芯》
[1]、《朱德的扁担》
[2] 两篇回忆文章。
1929年年初，红四军主力近4000人，在毛泽东率领下，向赣南挺进。这时，朱良才调到营部当书记，旋又改任该营二连党代表。
红四军主力于3月11日入闽。14日，在长汀以南的长岭寨，歼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3000多人，占领了长汀县。此时，红四军整编为3个纵队。朱良才调任第三纵队七支队政委。
1929年底，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决议为红军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军路线，从根本上划清子红军与旧军队的界限，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朱良才参加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他结合自己切身体会，认真学习《决议》，并在以后的各项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对此，宋任穷后来回忆说：“我和良才同志相识于1930年5月，当时，我由红四军三纵队政治部调到七支队二十五大队任政治委员……他讲的最多的，就是他亲自参加古田会议的情形。当他讲到古田会议之前红四军中存在的削弱党的领导，取消政治工作，部队思想混乱、平均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作风、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种种问题时，忧虑之情凝于眉间；当讲到古田会议后，红军在党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思想和政治统一，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时，良才同志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向我比比划划地介绍道：‘古田会议胜利结束的那一天，毛泽东同志非常高兴，大会一宣布胜利闭幕，毛泽东就兴奋地站了起来，满面春风地带领我们呼起了口号，那是因为拨正了红军革命方向，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我们心里，都充满了云开雾散的晴朗感觉。’……良才同志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讲，古田会议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一切旧军队的区别，纠正了党内的错误思想。决议中规定的红军性质、宗旨和任务，都是非常正确的，一定要坚决执行。在实际工作中，他更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决议精神。他深入基层，检查《决议》落实情况，特别是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废除军阀残余，实行官兵平等和加强党支部建设，加强政治工作的情况。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导下，我们这支红军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
[1]1930年10月，三纵队七支队在攻打长沙后返回的路上，改为八十五师一〇三团，奉命攻打吉安。夜间接敌后，担任团政委的朱良才亲自组织突击队架梯攻城，并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第一个爬上城头，率领全团一举攻入吉安。
同年12月，朱良才调到红三军九师任政委，时值第一次反“围剿”开始。红九师和红八师奉命于龙岗附近阻击孤军冒进的敌军张辉瓒师。阻击战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2时，整个战线成拉锯状态。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敌特分子从侧后面向正在指挥战斗的朱良才打起了黑枪，周围同志十分紧张，立即还击。朱良才毫无惧色，顽强沉着地指挥部队击退了敌人一次次的进攻，直到红四军、红十二军赶到，一举全歼了张辉瓒师。此役共缴敌枪8000余支，其中朱良才所在的九师缴敌枪2000余支；还缴获大炮一门、电台一部，并全俘敌电台工作人员。从此，红军建立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台。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朱良才率领红九师奉命进入东固、潭头、藤风一带，一面从事苏区群众工作，一面积极准备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5月，蒋介石调动了20万大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朱良才在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和政委蔡会文的指挥下，参加了在将军帽全歼敌公秉藩第二十八师的战斗后，挥师向北，配合红四军夹击敌人，把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干净彻底地歼灭在九寸岭。随后，他又率红九师随主力东进，打垮了郭守华的第四十三师。从5月16日到30日，红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痛快淋漓地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围剿”。
7月，当蒋介石发兵30万，亲任总司令，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时，朱良才率领红九师根据毛泽东确定的“避实就虚”的作战方针，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敌人据点中穿插前进，配合红军主力歼灭了敌两个师，而后又向北佯攻龙岗，使兄弟部队出敌不意地消灭了毛炳文的第八师。接着，朱良才又率九师冒着酷暑，急行军到了永丰、宁都、兴国三县交界的崇山峻岭中，在兴国县北部边缘的高兴圩、老盘营一带，和红三军的七、八两师一起，只用了40分钟，就全歼了蒋鼎文部一个旅。红军乘胜追击，在方石岭又消灭了韩德勤师。一时间，军心大振。
不久，粟裕调任红三军政委。这期间，朱良才率领红九师参加了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在南雄水口战役中，由于敌人进攻猛烈，师长带一个团擅自后撤
[1]，使红军阵地出现缺口，形势十分危急，朱良才立即派作战科科长耿飙任该团团长，停止后撤。他自己赶到最危险的地方指挥战斗，守住了阵地，与后来赶到的红四军一道，击退了敌军。
8月17日，朱良才又率红九师随主力围攻乐安。由于准备充分，战术正确，指挥得当，九师无一伤亡便一举攻破城防，进入市内，协助主力歼敌3000余人。
9月，朱良才在指挥部队掩护军团转移时，被敌人冷枪打断右臂。他被抢救下来后，用土法接上断臂，在病床上整整躺了三个月。12月，他伤未痊愈，就到总部要求工作。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说：“红十五军的领导力量太弱，军长不会指挥打仗，有几仗没有打好，你去那里当政委。”
[2] 朱良才立即赶到红十五军。由于臂伤没有完全恢复，致使此臂终生残废。
朱良才到红十五军后，按照毛泽东关于建设红军的原则，着重抓了部队中各级党组织的建设，开展三大民主运动，加强政治教育，使指战员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933年初，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朱良才奉命率十五军参加草台冈战役。敌人凭借优势装备，一直冲到军部。朱良才和军长李清云临危不惧，抄起大刀、短枪，率军直机关和勤杂人员将敌兵击退，并乘胜反击，配合主力，全歼了敌第十一师。
1933年夏，中革军委决定以少共国际师为基础，组建一个师。为纪念牺牲的赵博生同志，命名该师为博生师。8月5日，博生师在乐安县组成，朱良才被调到该师任政委，唐天际为政治部主任。当时，师里干部只有他们两人，也没有经费。朱良才找到周恩来，按照周恩来指示，先从红军学校调来一批干部，又从乐安县借了一笔款子，解决了临时吃饭问题，一个师就这样成立起来了。这个师归属红五军团，番号为第十四师。开始没师长，朱良才兼职。后来，程子华任该师师长。因为部队都是由农民赤卫队组建的，基础较差，几次仗都没打好。不久，程子华被调走，由张宗逊任师长，朱良才仍任政委。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中，林彪指挥十四师一个团守广昌城前的一座山，因兵少武器差，没能守住，林彪向朱德告状。朱德讲：“你队伍用的不对头么，人家团是新组建的。”
[1] 广昌战役没打好，一、三军团伤亡很大，就把十四师拆散了，兵员补充到一、三军团。朱良才调到五军团三十四师。因为师里已有师长和政委，遂任命他为政治部主任。
三
长征开始后，朱良才所在的红五军团担任后卫。长征不久，朱良才在一次战斗中腰部负伤，坐着担架随队突围。当时，红五军团已编成两个师。三十四师又是五军团的后卫。征途中，前面部队行进，他们就行进，前面部队停下来，无论敌人尾追多么危险，他们也要停下顶住敌人。这样一来，几乎天天与尾追之敌打仗，加上给养困难，部队中各种想法都有。朱良才在担架上安排政治思想工作任务，教育干部战士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面对一系列困难，三十四师的师长和政委，产生了悲观情绪，对工作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参谋长姓袁，工作十分认真，上边发来的电报、命令，不管什么时候收到，再疲劳也及时提出处理意见，但师长和政委连看都不看。朱良才以党务委员会书记身份召开会议，一方面表扬参谋长，一方面批评师长、政委。师长和政委不但没有接受批评，反而以朱伤口未愈，不适宜在后卫行动，应和军团一起行动为借口向军团报告，要朱良才离开三十四师
[2]。朱良才奉命赶到军团，随军团部刚过湘江，三十四师就被敌人切断而打散了。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很关心朱良才的伤势，过湘江后，就让他跟随中央卫生部走。朱良才在中央卫生部得到了较好的治疗，伤势逐渐好转，就帮着做些工作。卫生部部长贺诚见朱良才很能干，遂向上级打了报告，让他担任卫生部政委。朱德同意了卫生部的意见，这样，朱良才就留在了卫生部当政委。
当时卫生部所辖的单位有医院和几个伤病员连，还有一个由中央部分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家属组成的特殊连队。朱良才担任这个特殊连队的党支部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徐特立为组织委员，谢觉哉为宣传委员；林伯渠以及邓颖超、贺子珍、刘仁莹等，都在这个连队内。
由于老人、妇女和伤病员、担架队走得慢，每到一宿营地，好房子都被别的部队占了。一次宿营，伤病员没有房子住，朱良才和先头部队领导商量，无结果，他只好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听了朱良才的汇报，马上叫人找来总部管理科的负责同志，说：“他们那么多伤病员，没有房子怎么行啊? 大家挤也要挤出来。”这样，总部各部门挤出了一些房子给了卫生部的老同志和伤病员住。
1935年8月初，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决定分左右两路经草地北上。这时朱良才被任命为红军总医院政委，因院长杨立三去军委汇报工作未能回来，整个医院的领导担子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医院有伤病员几百名，没有粮食，缺少药品，并且大都是重病号，比一般人员过草地的困难更大。朱良才为此想尽了办法。断粮以后，朱良才心急如焚。他派人四处寻找食物，好不容易找到一条狗，煮了狗肉给大家吃，救了许多人的命。医院政治部干事范朝福，没了粮食，朱良才知道后，把自己干粮袋里的粮食倒了两碗给他，使他过了草地。傅钟在过草地时，突然患了重病。当时，一没担架，二没牲口。朱良才找了把椅子，用棍子捆起，让他坐在上边，把他抬过了草地。
由于张国焘搞分裂，迫使左路军南下，二过草地。南下后，成立了一个大金省，调朱良才任大金省军区司令员。朱良才去后才知道这个职务是个空架子，不久，他被调任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对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朱良才是很气愤的。他后来回忆：“由于自己认识到中国革命有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才能战胜任何困难而取得胜利。这个认识使我在四方面军工作时没有受到张国焘的蒙蔽，未倾向张国焘，而成为受其打击的根本原因。”
[1]朱良才到三十一军后，十分尊重军长王树声、政委詹才芳的领导。每次开会布置工作，都请詹才芳参加。詹才芳对朱良才的工作很满意，曾向陈昌浩反映说，朱良才“这个主任不错”
[1]。
张国焘于10月5日公然在金川东北的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后，左路军的干部战士思想比较混乱。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准备北上前，三十一军召开军政干部大会，朱良才在会上报告红一方面军已经与陕北红军会师和东渡黄河后的战绩，没想到惹了大祸。这天晚上，在帐篷里开会斗争朱良才，并准备斗完之后把他干掉
[2]。幸亏朱德得知消息后要徐向前去参加会议，徐向前在会上表了态，才保住了朱良才的性命。
第二天，三十一军向草地行进，进入甘肃，部队计划休整两天。刚住下，谢富治来到政治部，接替朱良才职务，让朱良才到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报到。
三天后，朱良才被分配担任宣传部副部长。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会师后，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军政干部学校，朱良才被调去担任校长兼政委。不久，军政干部学校改名为教导团，朱良才被任命为教导团团长兼政委。
四
1936年10月下旬，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在靖远附近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朱良才和教导团也随着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
朱良才率领的教导团在永昌城遭敌围困，只剩下100多人。半夜里，敌人上来了，教导团随指挥部一起突围，继续西进。此时，董振堂指挥着刚刚改编的红五军一举攻克了高台县城，但随后陷入了马匪军的重围之中。马彪等匪酋以十倍于红军的兵力，猛烈攻城，后终因敌众我寡，红五军损失惨重，董振堂壮烈牺牲。消息传到西路军总部，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陈昌浩对朱良才讲：“如今患难之际，你去五军当政治部主任吧。”不久，红五军建制撤销，朱良才被调到红三十军政治部当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
红三十军同敌人打了几仗，未能改变形势。只好天天走，经常连夜赶路，敌人紧追不舍。部队子弹打完了，伤亡很大，情况十分危急。在石窝，总指挥部开了会，决定把剩下的2000人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以三十军为主；右路以九军军部为主。朱良才本来是三十军的人，方面军政治部部主任李卓然在宣布分左路右路人员时，要朱良才到右路军，跟王树声一起负责部队的指挥工作。
朱良才跟右路军出发，天亮之后，队伍又被打散。朱良才身边，只有李聚奎、方强、徐太先和十几名战士。
朱良才和这十几个人在祁连山里与敌人周旋。没有粮食，他们杀了战马充饥；没有水喝，他们吃雪止渴。四天后他们商量：这样在山里转下去，不被敌人抓住也会冻死、饿死，便决定出山，探风声。结果，被一股搜山的敌人发现。幸好旁边山上响起了枪声，敌人向枪响的地方跑去，朱良才、李聚奎、方强才趁机跑掉，但他们几个也跑散了。朱良才单身一人，决定寻找部队。他不敢走大路，只走小路，途中遇到一个挖煤的工人，很同情他，给他换了衣服。朱良才经过化装后，就向陕北的方向走去。一天，他刚走进一个村子，敌人也从村的另一头进来了。朱良才急忙躲进了一户人家。敌人走后，他拿出一块钱，向主人买了一双鞋，主人还送给他一些馒头干。他又上路了。又一天，他正在小路上行走，远远看见一群敌人迎面走来。刚好路旁有个放羊人，看出他是个红军，便脱下自己的羊皮袄，让他反穿着，伏在羊群中，才脱离了危险。还有一次，朱良才在野地里行走，看见了一伙打兔子的敌人。他赶紧跳进一条沟里藏了起来，不料一只受惊的兔子也跳进这条沟里。敌人追了过来，情况十分危急，正巧那只兔子又跑了，敌人才没发现他。朱良才就这样，冒着危险，风餐露宿，走了一个多月，在距兰州不太远的地方，他向一位老者打听去青窑树的走法。那位老者看看他说：“你是红军! 不能往前走了，抓住了要杀头的。”好心的老者把朱良才叫到家中，一面让朱良才吃饭，一面说：“青窑树那里有马家的兵，过不得。”饭后，朱良才按照老者指点的一条小路，翻过了一座山，绕过了敌人的关卡，来到了兰州黄河边。黄河大桥上敌人的警戒很严，对来往的行人都要盘查，难以通过，朱良才站在附近一面观察，一面等待时机。当一个国民党军官带着几个卫兵向桥头走去时，他就大胆地紧跟在后面。哨兵以为他与那个军官是一起的，未敢阻拦。就这样，朱良才机智、勇敢地通过了兰州黄河大桥。
过了兰州，朱良才继续东行，历尽千辛万苦，历时36天，终于到达了甘肃的镇原，找到了红军援西军。此时，朱良才真是说不出的喜悦，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对于朱良才当时的情形，时任援西军政治部主任的宋任穷在回忆文章写道：“在甘肃镇原，援西军某团部进来了一个步履艰难的老头，又黑又瘦的面孔，又长又乱的胡子，身上穿一件又脏又破的羊皮袄，一手端着只破讨饭碗，一手拄着根棍子，但目光炯炯，神情刚毅，团长韩伟终于认出了他。原来他就是西路军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同志。由于过度的疲劳，长期的紧张和突然的兴奋，良才口吐鲜血，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1]朱良才到镇原后，由宋任穷提议，被任命为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不顾疲劳和伤口的疼痛，又做起了收容西路军失散干部战士归队的工作。
五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朱良才被任命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秘书长。兰州办事处以谢觉哉为中共中央代表，彭加伦为处长。因工作需要，朱良才对外称吴秘书。他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失散的西路军干部战士的情况，而后设法使他们归队。
8月2日，朱良才从镇原赶到兰州，当天就向谢觉哉汇报了他所了解的西路军失散指战员的情况。谢觉哉听了汇报，把中共中央关于尽力营救在酒泉、张掖、武威一带失散的西路军人员的指示，向朱良才作了传达。接着，朱良才和谢觉哉、彭加伦等人一起商谈了营救的方案。按照营救方案，谢觉哉亲自找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贺耀祖商谈，请他出面交涉释放这批干部。朱良才在谢觉哉的领导下，多方设法同国民党军政人员搞好关系。
兰州城中有一所私立福陇医院，院长高金城，河南襄城人，性情耿直、正义爱国，因不满国民党的政策，抗战开始后来到兰州，以传教士身份在齐鲁会馆开了这所医院。他既是传教士，又是医院院长，愿意接近下层群众，为穷人看病不收钱，受到百姓的爱戴和信任。谢觉哉到兰州后，认为高大夫为人正直，政治上比较进步，就派朱良才与他取得联系。
朱良才向高金城讲述了红军的宗旨和任务，讲述了红军发展壮大的过程。高金城听了，很受感动和鼓舞。他看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条件简陋，缺少用具，马上把自己家中的桌椅、床等送去，帮助办事处解决困难。
为了请高金城帮助营救失散的西路军人员，谢觉哉和朱良才与高金城详细地进行了研究。按照共同商量的方案，高金城离开兰州，去张掖县开设福音医院。在那里，高金城同在张掖的被俘红军人员临时党支部的刘德胜、王定国等人取得联系，将医院作为秘密联络点。高金城以看病为名，了解失散人员的情况，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传递各方消息。
张掖县县长马鹤年比较开明。高金城同他联合起来，把找到的失散人员集中在一起，发了钱和路条，组织他们返回兰州办事处。
张掖福音医院在高金城带领下，先后从河西各县找回大批流散红军，经朱良才等转送，顺利地到达了延安。
一天，一个叫蔡光波的失散人员（原是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到了兰州办事处后，向朱良才报告说：在张掖的监狱里，关押着8个人，他们是刘瑞龙、董光益、魏传统、刘静生、阮正明、徐宏才、张玉清等。朱良才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谢觉哉。谢觉哉一面请贺耀祖帮忙，一面电告毛泽东，并请朱德和彭德怀致电蒋介石和青海马步芳，要求他们释放这8名人员。后来，又发现在狱中关押的不仅8名，还有黄人青、刘秉甫等40余人。经过中共中央及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等多方努力，这批干部终于得以获释。
1937年底，马步芳把被俘的西路军1500余人编成了一个“新兵团”，送往河南的卫立煌部队。朱良才在街上看到新兵团都是南方人，一问都是红军被俘人员，就立即报告给谢觉哉。谢觉哉找到接替贺耀祖的职务的朱绍良，要他释放这些红军。谢觉哉又亲自找新兵团团长谈话，向他讲明道理。彭加伦、朱良才也奉谢觉哉之命，到新兵团驻地找失散的人员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做好回到自己的部队的准备。正当办事处积极营救时，朱绍良却密令这一团人偷偷开走了。谢觉哉立即把这一情况电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在林伯渠等的努力下，这一团人终于被营救回到了红军部队。
1938年2月，朱良才奉调离开兰州，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
六
1938年秋天，朱良才被调到晋察冀军区三分区任政委。
朱良才由延安到达第三军分区时，正值日军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朱良才等立即指挥全分区军民投入了反“扫荡”之战。在军区党委“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和保卫家乡”的号召下，他深入细致地进行了反敌“扫荡”的政治动员和具体准备工作，在大小村庄建立起了不脱产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和游击队，还建立了纠察队、运输队、破袭队，彻底实行了坚壁清野。
9月22日，日军7000多人向阜平县进犯。朱良才指挥第三军分区的第十一、十二大队分别在曲阳以东的赵邱和曲阳东北的刘家马、何家马阻击敌人，先后击毙日军300多人。9月27日，日军又分兵三路，并以一部向阜平作试探性进攻。朱良才指挥部队在王林口附近袭击日军，毙伤100多人。10月4日上午，日军在飞机掩护下，以骑兵为前导，再一次向阜平进攻。朱良才按照军区的部署，在第一军分区的配合下，在方太口指挥第一大队同日军展开了白刃战。这时敌3000人增援部队赶到，阜平为敌军所占。由于我军民坚壁清野，日军占领阜平后，数千人的粮秣供给全靠后方运送。朱良才等指挥军分区的部队，连续截击日军由曲阳至阜平的补给线，并指挥部队袭击了日军部分据点；各村自卫队、“青抗先”群众武装也四处袭扰敌人，使日军连续遭受打击，凶焰顿挫。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抗战，朱良才根据军区指示，在分区境内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广泛开展政治民主运动；发动群众检举基层政权的反动分子、贪污分子及其他一切不良分子；在区一级设立“区政会议”，由村民大会选出代表组成，作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人民议事机关，行使审议区政府重要工作的职权；加强了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1939年3月间，晋察冀军区召开党代表大会，传达和学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朱良才参加了军区党代会。会后，他在三分区认真地抓了党的建设，清除了党内的一些腐败分子、不良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在连队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团或相当于团的单位建立了党的总支部，并根据军区的要求，开展了“创造模范支部、分总支部、总支部”的活动。分区还开办了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小组长训练班，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朱良才要求在党内的日常生活中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与此同时，朱良才还大力抓了地方武装的建设，在各村中成立了由党员和先进农民组成的基干自卫队（也叫模范自卫队）。北岳区大规模动员参军时，三分区成立了武装委员会。武委会按照朱良才的指示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很快掀起了群众性的参军热潮。他还组织三分区与四分区开展扩兵竞赛，要求各大队及民运科采取各种办法，配合当地政府与群众团体进行扩兵工作，使三分区的扩兵数量超过了军区规定任务的三倍，而且清除了流氓、兵痞等不良分子，保证了兵员质量，受到了军区的表扬。
1939年秋末，日军动用驻平汉路北段的第一一〇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等部两万多兵力，对北岳区进行“扫荡”。11月6日傍晚，日军进至涞源、易县交界处的黄土岭一带八路军的伏击圈。战斗打响后，双方便展开了激烈的山头争夺战。为了取得战斗的胜利，朱良才迅速组织三分区内各县的基干自卫队赶去参加战地勤务，送弹药、运伤员，巡逻警戒；组织战地附近的群众给部队送饭送水。群众的热情支援，使八路健儿士气越战越盛。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歼敌500多人，敌“名将之花”、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
黄土岭战斗胜利后，朱良才调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抓创建党的模范总支部、分总支部的活动。他深入基层，调查了解情况，总结了“创模”的五点经验：一是更高的严密党的组织纪律性；二是健全党的领导机关，建立集体领导；三是在党内深入进行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四是开展反倾向的思想斗争，特别反对老干部中个别人对革命的厌倦、颓废、堕落以及骄傲自大的现象和新干部中的自由主义倾向，反对对错误倾向麻木不仁与姑息态度；五是彻底改善支部工作方式，首先肃清党的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只求表面数字，不看实际内容）与只照例开会、照例上课的刻板的公式主义。朱良才向全区的党员发出号召说：同志们，敌人向军区的新的“扫荡”已经开始了，正是对我们模范的总支部、分总支部、支部以及一切总支部、分总支部、支部考验的时候，要求我们全体党员，以战斗的动作，战斗的作风，提高我们党的工作，提高我们党的领导，在争取反“扫荡”战役的胜利中，为创造出更多的模范支部、模范总支部和分总支部而斗争
[1]。
1939年秋，晋察冀边区遭到了数十年没有的洪涝灾害，1万多村庄被淹，牲畜、庄稼损失惨重，边区军民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困难。面对严峻的形势，1940年春耕之前，中共中央北方局和边区政府要求各地党政军民努力生产，开发财源，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朱良才针对部队中民运工作存在的问题，撰写了《论战时的民运工作》一文。他指出：“边区两年来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取得不断的胜利，使边区成为牢不可破的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谁也不能否认是在党的正确领导及每个党员与八路军英勇奋斗和政府艰苦的发动了1200万民众参战的伟大力量所得来的。”文章在指出民运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后指出：“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是取之不竭的抗战力量，要发扬这伟大的力量，必须加强我们的民运工作。只有加强民运工作，发挥广大民众的力量，才能坚持抗战、团结与进步，克服投降、分裂与倒退的危机。”
[1]1940年2月初，朱良才撰写了《克服困难，战胜强敌，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一文，指出：“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一事无成。中国今后的进步，必须充分表现在发动群众力量这一方面。”
[2]“克服投降的严重危机，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依靠群众；即使投降的危险在某些地区还不能克服，我们必须更进一步依靠群众，就一定能瓦解反动的力量。扩大我们的力量。”
[3]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要求全区干部战士学习朱良才的文章，并深入开展讨论。使干部战士提高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密切军民关系的自觉性，使军区党政军中影响群众关系的消极因素得到了及时克服。
为了加强军队的建设，军区遵照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前方总部关于整训部队工作的指示、训令，在1940年1月党的代表会议上，决定在全区部队内开展政治整军运动。为配合整军，朱良才组织编写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定我们的政治方向》等教材。
2月下旬，军区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由政治部主任舒同作了《政治整军计划》报告；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作了重要讲话。朱良才参加了会议并作了讲话。
政治整军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强干部的学习，提高干部的政治质量。为此，军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成立了干部教育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舒同和朱良才为副主任。各军分区政治部成立了干部教育科，团和相当于团的部队设立了学习指导员或干部教员。从而使在职干部得到了较系统的理论学习；一部分工农出身的干部中，以扫盲为目的的文化学习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政治整军结束后，朱良才发表了专论文章，总结了政治整军取得的成绩。他指出：在克服组织中的弱点上，连队支部书记绝大多数脱离了军职，副职制度也随着建立，并有了具体工作；已把审查工作当为经常工作制度；加强了党员与干部过党的生活，提高了党员的组织观念；正确的执行了一切通过支部的口号。他在文章中还指出了创造模范支部的方向，即，第一要巩固模范；第二要提高模范；第三要扩大模范；第四要实现模范的党军——铁军
[1]。
两期整军告一段落后，军区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克服一切困难，坚持长期的敌后抗战的指示，于7月中旬在唐县娘子神庙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彭真作了《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朱良才作了《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创造模范的党军——铁军的竞赛条约》。
娘子神庙高级干部会议后，八路军前方总部组织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开展了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对冀晋两省境内铁路、公路交通和沿线敌人据点的大规模破击战役。这就是后来所称的“百团大战”。
战后，朱良才及时总结了政治工作经验，亲自撰写了《百团大战时期的政治工作总结》的报告。
百团大战后，日军任命冈村宁次为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从1941年1月开始，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施了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对根据地封锁、分割，实施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等“总体战”。同年7月，日军又实施了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
在复杂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朱良才要求部队进一步做好政治工作。他紧紧抓住军区提出的创党军铁军的号召，要求各部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模范的党军铁军。这一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激励了全体指战员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朱良才激动地讲道：“在连战七夜的磨河滩的战斗中，我们一个连攻击日军500人机械化部队，我虽伤亡过半，但没有一个动摇逃跑的，甚至因被河水隔断失掉联络的人员，在党员的领导下，依然开展麻雀战，不丢伤员、不丢武器、终于归队。在龙梁战斗中，我们一个连受到极大损失，只剩20余人，连长与支书负伤，党员自动代理指挥，完成了任务。三甲村歼灭战中，我们一个排伤亡仅剩下三个人，最后，指导员振臂一呼，仍将敌堡垒攻占。至于战斗中个人的英勇例子就举不胜举了。”他说，“没有政治质量的提高，这样英勇牺牲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
[2]8月13日，华北日军以5个师团、6个旅团和伪军共7万多人，对北岳区和平西地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军区根据敌情的重大变化，在7月22日发布了反“扫荡”训令和政治工作指示，为即将到来的反“扫荡”作出了部署。
反“扫荡”开始后，军区领导机关一直没有离开中心区域，这既是出于指挥全局的需要，也是为了吸引敌人，以便主力跳到外线作战。朱良才一直随机关行动。
在两个月反“扫荡”作战中，根据地军民表现得英勇无畏，事迹可歌可泣。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一例。朱良才怀着激动的心情，挥笔写下了歌颂英雄的诗篇：北岳狼牙耸，边区血火红。
捐躯全大节，断后竟奇功。
畴昔农家子，今朝八路雄。
五人三烈士，战史壮高风。后来，狼牙山上矗起了烈士纪念塔，朱良才的诗句被镌刻在碑上。
1942年是晋察冀根据地最艰苦困难的一年。敌人为了把华北变为“大东亚圣战”的补给基地，加紧在这个地区制造“无人区”，进行长期反复的毁灭性“扫荡”，使晋察冀边区在各个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土地荒芜，疾病流行，人民缺衣少粮，苦不堪言。
春荒开始，老百姓把树叶当成主要口粮。军区政治部向所属部队发出训令，要部队的伙食单位不准在村庄附近捋摘树叶。当人民群众得知这训令后，都很感动，纷纷找到政治部，要政治部将训令撤回，因为子弟兵也没有粮食吃。老百姓的真挚感情，使朱良才很受感动。他耐心地向群众做了解释工作。与此同时，他亲自管理政治部的伙食，教育干部和党员们发扬人民军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带领群众克服困难。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贯彻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军区发出了政治训令，提出“一面战斗，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口号。朱良才又以政治部的名义发出《积极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要求全边区的党政军民积极行动起来，掀起大生产的热潮，大量开垦荒山、荒地，不使一小块土地荒芜。他对部队的生产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要达到能保证几个月的粮食、蔬菜、马干（即马料）。他特别强调各级军政首长要以身作则参加生产，要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学习，学习他们亲自耕地、拔草的精神，要求所属各级政府和部队要帮助抗属、贫民搞好生产。
为了粉碎日军的经济和军事封锁，军区领导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的挺进方针，派出了大批的敌后武工队。为使政治工作适应这一方针，朱良才向军区所属部队政工干部提出要求：把整风精神贯彻在政治工作中；克服因思想上的僵化而对新事物失去的新鲜感；对精兵简政要有新的认识；加强对敌后武工队的政策教育。
1943年春，舒同调离了军区政治部，朱良才代理主任职务。这时，抗战形势已经进入黎明前的黑暗，胜利在望。朱良才从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党中央的一系列政策的正确，他对部队讲：“党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是十分正确的，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没有抗战的今天。只要我们更坚决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就一定能够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
[1]这一年的下半年，朱良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全力抓了军区部队党内的整风工作。他写了《整顿我们的三风》一文。文章列举了“三风”在军区的具体表现，指出了整顿“三风”中出现的问题。他要求每个同志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整顿三风主要是改造自己思想，强调学习与检查必须同边区的现实斗争和生活紧密联系。
1944年春，朱良才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
在晋察冀工作期间，朱良才还下大力气抓了军区部队的文化艺术工作。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报纸《抗敌三日刊》（后改名为《子弟兵》）、《晋察冀画报》和理论期刊《新长城》等，指导了部队工作，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宣传了许多重大典型。几年间，军区政治部的抗敌剧社不仅演出了许多节目，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文艺工作者说：“晋察冀军区的文艺事业的发展，是和朱良才的关怀支持分不开的。”
[2]七
解放战争期间，朱良才调到军事院校，为部队培养军政干部。1946年1月，他协助聂荣臻创办了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担任了该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48年5月，朱良才调到华北军政大学，协助叶剑英办学，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这两所学校工作期间，他始终坚持用古田会议决议教育干部，把“决议”列为学员和在职干部的必修课，让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在干部和学员思想上扎下根，使学员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在学校工作期间，朱良才一面工作，一面勤奋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他从头到尾读完《毛泽东选集》和中共“七大”文献，对于毛泽东指定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他读了几遍。
他说：“虽未深钻，但在自己看问题、处理问题上是进了一步的，凡事更能坚持从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政治敏锐性加强了，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也有改进，并能逐渐依据时间、地点、条件去看问题，处理问题，进一步养成了凡事谨慎、虚心的习惯。遇事多进行调查，多征求意见，多请示上级，多从毛主席著作中找启示，多经过研究，经过一定组织讨论决定。当某一工作计划不能完成或出现了偏差时，能首先从自己本身去检查缺点和原因，然后检查下面的缺点和原因，再想出纠正的办法。因而也就凡事能无顾虑地、坦白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对于朱良才这一时期的工作，当时华北军政大学党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他“对党是无限忠诚的，立场观点明确，对问题认识客观”，“对中央局和军区指示执行贯彻是坚决的”。“组织观念强，组织性计划性好，领导能力强；对学校的思想建设是有很大贡献的；走群众路线好，在群众中有资望”
[2]。
1949年8月，朱良才调到华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为了胜利地完成解放大西南的任务，邓小平亲自找朱良才要一批干部。朱良才立即报告了华北军区领导同志，抽调出上万名干部，有力地支援了西南军区。是年10月，朱良才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委员。
朱良才由于多次负伤，身体虚弱，加之长期劳累，得不到休息，到1949年夏，额骨发炎，头痛不止，长夜失眠，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八
经过数月治疗和修养，朱良才的身体慢慢地好转。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他一刻也忍不住了，没等病痛完全治愈，便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回到军区，投入了繁忙的工作之中。
1954年2月，朱良才任华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当时，我军正在向苏联学习，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究竟怎样学习苏联经验，如何进行军队建设，在政治部的内部是有分歧的。有人主张不要再提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工作也要“现代化、正规化”。朱良才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军队，一定要继续贯彻毛泽东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加强，不能削弱。为此，他重点抓党支部建设，亲自组织准备教材，主持召开军区基层党支部工作会议。会上，他作了加强党支部建设的报告，总结了党支部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党支部建设的要求，从而使军区部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有了加强，对领导和保证部队军事训练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发挥了很大作用，不少兄弟军区都向华北军区要加强党支部建设工作会议的经验材料。
1955年4月，朱良才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当时，军队中都派有苏联顾问，朱良才对顾问的态度是，他们提出的意见，正确的采纳，不适合我军情况的，给予解释说明。苏联政治顾问对政治部的工作提了不少意见。按照这位顾问的意见，政治机关好像是只做俱乐部工作的。朱良才说：“俱乐部工作当然要做好，但政治机关主要是抓好部队党的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传统不能丢。”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军区总顾问提出要砍倒一片妨碍部队行动的果园，朱良才坚决不同意，并向他讲了我军的宗旨和拥政爱民的传统，保住了这片果园。
朱良才对党的政策，特别是在人的处理上更为慎重。在政治运动中，他特别注意做到防止“左”、右两种倾向。北京和平解放后，军区总医院内有好几位国民党少将和上校军医，对这些人，有的同志觉得不可靠。朱良才说：“在旧军队，他们是凭技术吃饭的，现在，只要我们诚恳地帮助和信任他们，他们同样可以为人民服务。”
[1] 他不但请这些同志看病，还亲自找他们谈心。有一位军医思想上有一些“疙瘩”，他派秘书到这位军医家中去看望。这些军医得到了如此信任，很受感动，都表示一定安心工作，做出成绩。
在“三反”运动中，朱良才不相信有那么多“老虎”。他提醒主持工作的同志头脑要冷静，要注意调查研究，掌握政策，防止逼供信。当他听到有人揭发一位老干部盗卖枪支时，说：“这位同志我了解，他缺点是有的，不可能有盗卖枪支问题。”后来，经过调查了解，果然没有此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断有造反派找朱良才调查一些人的问题。朱良才顶着各种压力，实事求是地出具证明，保护了不少同志。如，宋任穷在被揪斗和审查中，朱良才为他的历史问题做了证，使他免于遭难。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好了，但朱良才仍然保持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常常说：“俭可以养廉，俭可以养德。”他的汽车，他规定家属小孩不能随便坐。他告诉秘书，凡是制度内发给他的东西才能要，不能随便向管理部门要东西。有人说他的秘书太机械了。这位秘书说：政委是这样要求的，违背了是要受批评的。他的家庭养成了一种清廉的家风。
由于长期不顾疲劳的工作，1958年，朱良才旧病复发，头痛难忍。他自知这种病不是短期能治好的。他说：“我是正职，因病不能多抓工作，对军区工作有影响。怎么办呢? 响应中央的号召，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来干吧，我休息治病，病好了再工作。”
[1] 当时，他只有58岁，本可以一边治病，一边工作，但他却从大局出发，向中央军委提出请求免职，休息治病。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赞扬他思想开明，顾全大局，一心为党，召开大家向他学习。
朱良才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的心一刻也没离开党的事业。他非常重视对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对党的文件的学习。他读书、看文件逐字逐句，细心体会，重要之处还作眉批、旁批。读累了，头痛了，合上书，过一会儿再读。后来，他的眼力不行了，就拿着放大镜看，拿着放大镜也看不见了，就让别人读给他听，戴上耳机听广播。医护人员说：“朱老真顽强。”他常常考他的子女：党中央发了个什么文件，你们知道吧? 答上了，他很高兴；答不上来，他就批评说：“党中央文件是行动指南，不学习要落后的。”他对邓小平提出的干部“四化”十分称赞，说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组织保证。他听说有的单位提拔干部重才轻德，任免干部“一刀切”，就对来看他的同志说：邓小平讲干部要“四化”，要全面贯彻，重才轻德是危险的，还是德才兼备。有些技术、专业干部，50多岁，身体也好，正是工作的时候，弃之不用是浪费，希望向军委反映这些意见”
[1]。他还对来看他的同志讲形势，说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改革、开放的形势很好。我们党和国家是有希望的。
朱良才对社会上“一切向钱看”，慷国家之慨以追求享乐的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很不安。他对人说：一切为了钱变成人生的唯一目的，就会变得没有崇高理想，没有崇高目的。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是我们的好传统，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可不能丢。
[2]1988年，朱良才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89年2月22日16日32分，朱良才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
[1] 中共汝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2年11月访问朱良才记录。
[2] 中共汝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2年11月访问朱良才记录。
[1] 中共汝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2年11月访问朱良才记录。
[2] 中共汝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2年11月访问朱良才记录。
[3] 中共汝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2年11月访问朱良才记录。
[4] 中共汝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2年11月访问朱良才记录。
[1] 中共汝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2年11月访问朱良才记录。
[2] 中共汝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2年11月访问朱良才记录。
[1] 朱良才：《“这座山，它革命！”》，《星火燎原》选编之一，战士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1] 朱良才：《“这座山，它革命！”》，《星火燎原》选编之一，战士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2] 刘型：《黄洋界保卫战》，《星火燎原》选编之一。
[1] 《星火燎原》选编之一，战士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2] 《星火燎原》选编之一，战士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1] 宋任穷：《往事历历忆良才》，1989年3月17日《人民日报》。
[1] 中共汝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1982年11月访问朱良才记录。
[2] 朱良才1982年回忆录音整理稿。
[1] 朱良才1982年回忆录音整理稿。
[2] 朱良才1982年回忆录音整理稿。
[1] 朱良才：《自传》（1952年）。
[1] 朱良才：《自传》（1952年）。
[2] 朱良才1982年回忆录音整理稿。
[1] 宋任穷：《往事历历忆良才》，1989年3月17日《人民日报》。
[1] 《第二期政治整军工作总结》，《晋察冀边区工作研究参考资料》第8集，第1分册。
[1] 1940年2月8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三日刊》。
[2] 1940年2月8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三日刊》。
[3] 朱良才在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政治工作总结》，《晋察冀边区工作研究参考资料》第8集，第4分册。
[1] 1940年2月8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三日刊》。
[2] 1941年7月8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三日刊》。
[1] 朱良才：《1943年政治工作方针的报告》，《晋察冀边区工作研究参考资料》第8集，第6分册。
[2] 访问胡可、胡朋谈话记录（1988年7月）。
[1] 朱良才：《自传》（1952年）。
[2] 朱良才：《自传》（1952年）。
[1] 袁升平、傅崇碧、魏巍：《忠心耿耿，奉献一生，堪称楷模》，1989年3月9日《战友报》。
[1] 袁升平、傅崇碧、魏巍：《忠心耿耿，奉献一生，堪称楷模》，1989年3月9日《战友报》。
[1] 袁升平、傅崇碧、魏巍：《忠心耿耿，奉献一生，堪称楷模》，1989年3月9日《战友报》。
[2] 袁升平、傅崇碧、魏巍：《忠心耿耿，奉献一生，堪称楷模》，1989年3月9日《战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