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周立波曾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反映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写出了《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铁水奔流》等多部长篇小说，对推动我国的文学事业发展，繁荣文学创作作出了贡献。周立波是新中国诞生初期获得国际声誉的作家。
一
周立波，原名周绍仪，字凤翔，又名周奉梧，笔名有张尚斌、雅歌、张一柯等。1908年8月9日（即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三日），诞生在湖南省益阳县资江畔邓石桥清溪村。
周家世代务农。祖父周垂绅，除种田以外兼做米生意；父亲周仙梯，是周家祠堂少有的读书人，当过私塾先生、学堂庶务、学校校长。周仙梯为人正直、老成，思想开明，对辛亥革命很表同情。这些都给幼小的周绍仪以积极的影响。那时，周家十几口人，仙梯公靠着祖辈遗留下来的贫瘠田地、小块油茶山、几间竹木老屋和自己一点微薄的薪俸养家糊口。尽管辛苦劳作，精打细算，全家仍然是不得温饱。幼年的周绍仪，很小就跟叔叔、哥哥和姊妹们一起放牛砍柴，参加农田劳动。
5岁时，周绍仪在父亲任教的私塾发蒙。两年后，正式进周姓祠堂私塾就学，先生是他的堂哥周炳卿。1918年秋，插入县立第一初级小学二年级读书。1921年秋，周绍仪考入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即龙洲书院），编在14班
[1]。1924年秋，在1000多名考生中，周绍仪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省立第一中学，编入30班。因时局动荡，一中三年换了三个校长。周绍仪印象最深的是王季范（毛泽东的表兄）校长。王校长亲自发给了他初中毕业文凭。在教师中，给周绍仪以重大影响的是徐特立、周谷城先生。徐特立、周谷城两先生积极传播五四新思想，带动其他教员给学生们选讲鲁迅的《故乡》等新文学作品。在先生的鼓动、启发和教育下，周绍仪自1926年开始注重新文学，接受五四革命思潮的熏陶。他和班上同学吴培元、张金阶、唐之华、刘宗汉等一起，发起组织了进步读书团体“夜钟社”。
1926年秋，周起应（即周扬，时与周绍仪的表哥林伯陶同是上海大夏大学与国民大学的学生）经长沙去上海。周绍仪由其表哥引见，结识了周起应。周起应给他谈尼采、庄子等的哲学思想，向他介绍五四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学，讲述鲁迅、郭沫若等进步作家的作品。这些都大大开阔了周绍仪的视野，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新思想、新文学的兴趣和热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热火朝天。周绍仪的大哥参加了当地农会组织，周绍仪也离开书斋，走向社会，积极投身到斗争的洪流中。他参加过街头集会和游行示威。在“又一村”教育会坪听过郭亮、夏曦、徐特立等共产党人和革命家激动人心的讲演，并广览《湖南通俗日报》、《向导》、《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报，从中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他热烈追求真理，立志献身革命。1927年四五月间，长沙教育会坪公开招收共青团员。周绍仪闻讯后立即去签了名。可是，还没来得及谈话和填表，5月21日，许克祥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把长沙投入到血雨腥风之中。
大革命失败后，长沙一片白色恐怖，学校被迫停课，周绍仪辍学离开长沙，回到家里。因家庭经济拮据，无力供他继续上高中。他遵父嘱，一度在县立第一高小和第二高小任算术教员，聊补家用。其间，表哥带他再度看望周起应。周起应劝他去上海，但因无路费，未成。他又听说在《湖南通俗日报》上发表进步文章的曾三是共产党员，于是在周起应陪同下，去找曾三，但曾早已离家他去
[1]。在县立第二高小任教期间，他曾公开表示对刽子手、县团防局局长曹明阵的不满，大骂其屠杀工农的罪行，因而被人告发为赤色分子，受到曹明阵的严厉追查。后由校长张尚斌亲自作保，周绍仪才免遭杀身之祸。此后，周立波一直念念不忘这位师长，并在发表文章时，用张尚斌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以示敬意。
1928年2月3日，为避曹明阵等国民党反动派加害，周绍仪抛妇别家，离开故乡，随周起应夫妇到了上海。
二
1928年，经过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洗劫后的上海，一片肃杀凄冷。最初，周绍仪住在公共租界劳勃生路东海里（后搬至北四川路余庆坊），一边在亭子间里自修英文，一边留心职业广告，曾投考商务印书馆校对、电影演员、煤球公司跑街，均不中。后考取一家搪瓷公司的练习生，又让给了像他一样困苦的朋友刘宜生。1929年秋，他考取江湾劳动大学，被分配到该校经济系学习。因为他思想进步，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被学校地下党组织当作培养对象，并吸收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同年11月6日晚，周绍仪受共产党员任浩璋和共青团员杭东流之约，一起在通往学校的煤渣路上，散发传单，被校方走狗发现。任浩璋和杭东流被校方开除。1930年2月和3月，周绍仪连续参加了上海南京路、法租界的游行示威，因而4月底，被校方以“品行不良”的罪名开除。
1930年5月初，周绍仪从上海回到了家乡。远离革命和斗争，使他痛苦非常。9月，他不甘寂寞和沉沦，再返上海。这期间，他和周扬合译了一部苏联小说——《狗胡同》（又名：《苏联大学生私生活》）。从此时开始，为表达自己立志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决心和热情，周绍仪正式启用英语Liberty（自由解放的意思）的译音“立波”作笔名。同时，又翻译了苏联卢卡契论小说的论文，以周绍仪原名在《北新》半月刊上发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经“劳大”同学夏传介绍，周立波到神州国光社当校对员。1932年上海“一· 二八”事件后，神州国光社爆发了工人的自发罢工，要求年关发双薪。周立波在张贴罢工宣言时，被工头汤福彪抓住，扭送到戈登路捕房拘留，三天后转至上海提蓝桥（西牢）监狱。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三次审理，4月以“煽动工潮”罪，判处周立波三年半徒刑。5月5日，国民党当局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其后遇大赦，减刑十个月。1933年11月20日刑满时，因周立波拒不接受官方让其自首坦白的劝告，又被送到苏州反省院继续服刑，直至1934年7月中旬才交保获释
[1]。
经过两年铁窗生活的磨炼，周立波不但没有消极、感伤和颓唐，反而斗争意志更加坚定。狱中共产党员的英勇事迹深深教育了他，他的心和党贴得更紧了，他要求投入党的怀抱的愿望更迫切了。
出狱后，周立波先到上海，再回家乡休养了两个月。1934年9月又回到上海。在上海，周立波积极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1月，由周扬等介绍，周立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周立波一人担当了编辑“左联”秘密会刊的工作，并为会刊写了悼念瞿秋白烈士的文章和后记。由于经费紧张，会刊仅于6月出版一期，周立波就调任参加“左联”党团（时周扬任党团书记，何家槐是成员之一），做过一些组织发展和联络工作。其间，又与王淑明、徐懋庸一起任《每周文学》（《时事新报》副刊）的编辑）
[2]。
自1934年秋到1937年夏，周立波在参加“左联”活动的两年半中，一方面积极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写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评介我国左翼作家及作品，论述苏联进步作家及作品，介绍外国文学情况，探讨艺术规律的理论文章60余篇，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秘密的中国》等外国革命文艺作品近百万字；另一方面，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现实面前，他又写下了一批洋溢着强烈爱国主义热情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在《可是我的中华》一诗中，他反复吟诵“我的中华，我的慈爱的母亲大地”，“我生是你的! 死也是你的”，他向祖国发出誓言：
我知道，
这是我还报母亲大地的爱的时候。
向苍天，我
默默的誓言：“用我所有一切的血和精力，
献给她，
去医治她的伤体，
去消灭她的仇敌!”[1]同时，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现实下，周立波适时参加了倡导“国防文学”的运动，为宣传“国防文学”、促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写了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着重强调了“国防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强调了“勤劳大众却是他们的主体”
[2]。
三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周立波参加了郭沫若等发起的“文艺界战时服务团”，与左翼文艺界人士一起到街头募捐。9月，遵照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周立波与第二批文艺工作者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途经西安时，与舒群转赴华北抗日前线任战地记者，并先后为我国采访的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与美国参赞卡尔逊做翻译。其间，周立波走访了晋察冀边区。边区军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深深吸引了他，他在西安给周扬的信中，激情满怀地表示：“我打算正式参加到部队去，烽火连天的华北，正待我们去创造新世界，我将抛弃纸笔，去做一名游击队员。我毫无顾虑，也毫无畏惧，我要无挂无碍地参加华北抗日战争。”
[1] 虽然周立波的这一愿望后来没有能实现，但却充分表现了他献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赤诚之心。
同年10月中旬，周立波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向他和史沫特莱全面讲述了抗战以来的斗争形势。他又陪同史沫特莱一行抵达山西五台山地区八路军前方总部，会见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任弼时总政治部主任。三位军政首长亲切地给他们讲解了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及平型关大捷的辉煌战绩，同时，详细地给他们解释了中共中央刚刚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尔后，彭德怀又在万安单独接见了他们，再一次向他介绍了抗战的敌我斗争形势。周立波曾据此写成《彭德怀将军论抗战形势》一文，发表在汉口《新学识》杂志上
[2]。
尤其使周立波不能忘怀的是，他和史沫特莱一起随同八路军前方总部南移的一段斗争经历。他们离开五台山，经太原，沿昔阳、辽县一带崎岖山路行军，进入汾河两岸平原，然后到达洪洞县。一路上，戎马倥偬，艰苦备尝。周立波不但很快学会了骑马，而且很快适应了战火硝烟，风餐露宿。部队常常是在日寇鼻子底下转，周立波多次亲临战斗前沿，和史沫特莱、舒群一起奔波在枪林弹雨之中，有时还帮着包扎救护伤员。
12月，周立波再次受任弼时派遣，陪同美国武官卡尔逊上尉到晋察冀边区访问。在50多天里，他们多次冲破敌人封锁线，几经辗转，先后走访了晋察冀边区的广阔战场，拜会了正率部与日寇殊死搏斗的我八路军著名将领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王震、徐海东、陈赓等，亲眼看见了根据地军民同日寇浴血奋战的动人场景，广泛搜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些都为他后来的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素材。
次年春，周立波从晋察冀边区回到洪洞县八路军前方总部，朱德总司令接见了他，鼓励他写文章，向大后方的国统区人民介绍、宣传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接着，周立波到汉口写作。抗日军民的火热斗争生活给他写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被一种昂扬的革命激情驱使着的周立波，挥笔疾书，很快写出了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散文集《战地日记》。作品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歌颂了英勇的八路军前方将士和不屈的边区人民。
1938年夏秋之际，周立波受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委派，陪同苏联塔斯社军事记者瓦里耶夫到了江西国民党军顾祝同司令部，后再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会见了项英。11月，周立波调至八路军长沙办事处。长沙大火后，他受周恩来派遣，到湖南沅陵地区担任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并和廖沫沙、欧阳山、草明等一起编辑《抗战日报》。《抗战日报》在沅陵复刊后，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转载了毛泽东《论新阶段》等重要文章，在国统区读者中及时传播了党中央的声音
[1]。这段日子，他还以《抗战日报》记者的身份，走访了湘西山区，对湘西抗日运动和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写了《湘西行》和《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等作品。
1939年5月，周立波接周恩来电，调他到桂林《救亡日报》任编辑。到桂林后，他还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筹备会，被选为筹委会委员。
四
1939年11月，洛甫、周扬电召周立波赴延安。12日，周立波到达延安桥儿沟，被安排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任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时周扬为“鲁艺”院长），并担任世界名著选读课程的教学。从此，开始了周立波革命文学道路上又一个成就卓著的新阶段。在这段时期里，他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把美的感受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对诸多中国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名著进行了全面、精辟而又生动的分析和讲解。他不但给学员们讲解《红楼梦》、《水浒》、《阿Q 正传》，还给大家讲解高尔基、法捷耶夫、歌德、司汤达、莫泊桑、梅里美、纪德、绥拉菲摩维奇、果戈理、普希金、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文学大师的作品，帮助大家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宝库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他以广博的学识和诲人不倦的热忱，以缜密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以炽热的感情和幽默的语调，赢得了广大学员的爱戴和欢迎，不仅文学系的学员交口称赞，而且也受到其他各系学员的普遍好评。每当周立波在文学系讲课时，戏剧、音乐、美术等系的一些学员也纷纷前来听课。洒满阳光的教堂院子里，常常坐满了听众。
为做好名著选读课的教学工作，周立波殚精竭虑。在当年延安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在那时书籍奇缺，很少参考资料的困难条件下，他常常是挑灯彻夜工作。昏暗的油灯光，映照着他高大魁梧的身影；粗糙的油光纸上，留下了他一行行清秀的笔迹。从尚存的、残缺不全的8万字鲁艺讲稿看，无论在科学性、学术性、知识性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不失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瑰宝。
在鲁艺任教期间，周立波还参加了延安文化界的各种活动。1940年1月，他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后又补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1941年5月15日，他出席了延安鲁迅研究会的成立大会，并撰写论文《论阿Q》。同年，他还和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等组织文学社团——草叶社。他写了从事文学活动以来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牛》。后又以自己30年代初在上海西牢监狱的斗争生活为素材写了一组连续性的短篇小说《麻雀》、《第一夜》、《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和《纪念》。发表后极获何其芳等人的好评。
1942年春，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开始。为了深入调查和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专门约请周立波等鲁艺党员教师在杨家岭窑洞座谈，这是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序幕。5月初，毛泽东、凯丰联名发函，邀请延安一百多位文化工作者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礼堂举行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立波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的多次重要讲话。这次座谈会使他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道路，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道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后来，他多次盛赞毛泽东《讲话》的深远历史意义。他在《后悔与前瞻》一文中说：“自从这个文件发表后，中国文学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许多作者从这文献中获得了珍贵的启示，受到了很大的教益，我是这些作者中间的一个。”他在6月12日发表的《思想、生活和形式》一文中还运用《讲话》的基本观点，全面阐述了作家深入生活对实现作品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的指导作用。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鲁艺专门成立了整风学习委员会，何其芳任主任，周立波、严文井、葛洛为委员。在整风中，周立波检查和回顾了自己以前关门教学，脱离群众，不深入实际的倾向，表示要“在火热的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己，丰富自己和提高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工农兵的忠实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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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周立波在鲁艺同林蓝结婚。
1943年3月，在中央文委和组织部联合召开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周立波听取了刘少奇、陈云、凯丰等的报告，进一步认清了前进的方向，使自己和工农兵相结合的决心更坚定了。翌年2月，整风审干告一段落后，周立波离开鲁艺，调到《解放日报》社工作，任副刊部副部长。在《解放日报》社，周立波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为宣传、推动新秧歌艺术，为训练、扶持工农兵创作队伍，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除编稿、撰文外，还到三五九旅参谋训练队兼课，辅导干部、战士学习文化和写作。
五
1944年整风运动后，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党中央决定从开垦南泥湾的三五九旅中，抽调部分兵力南下开创抗日根据地。周立波闻讯后，认为这是自己深入工农兵群众，经受实际斗争锻炼的极好机会。于是决定投笔从戎，参加这次南征。他的这一要求，受到了三五九旅军政首长王震、王首道、王恩茂等的热烈欢迎，安排他在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司令部任秘书。临行前，他受命为战士学习政治和文化知识，编写了一套课本。11月10日，在延安飞机场，南下部队举行誓师出征大会，接受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会后，周立波随队出发，离开陕甘宁根据地，突破日、伪、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包围，远征到湖南、广东一带。其间，部队历尽艰险，战斗频繁，冲破100多条封锁线，往返七省战场，行程1.5万余里。南征中，他虽然是司令部秘书，但不肯接受任何特殊照顾，始终是以一个普通战士的姿态，背着背包，走在战士的行列中。夜行军时，为了不致掉队，他让前面的同志在背包上缝块白布。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手扶拐杖，一跛一拐地迈动着裂满血口的双脚，硬是和战士们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宿营时，他和战士们一起，挤在茅草棚里或躲在屋檐下忍受饥寒。当被围困在八面山中时，有一天，他只吃到一片生南瓜和一个生辣椒。战斗的间隙中，在年轻的战士都精疲力尽，不禁酣然入睡的时候，周立波仍然在工作着。他常在闪烁跳动的灯光下，以膝为桌，作战斗日记。在鄂南樊湖，他一个人起草记录电文，写稿、编辑、刻印《解放》小报，担负了《解放》小报的全部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形势多么紧张，部队打到哪里，他就把真理的声音传到哪里。小报不但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声音，鼓舞了指战员的革命斗志，而且还向敌占区群众散发，传播了革命的火种。小报内容丰富，形式短小活泼，出版快速及时，深得指战员们的欢迎。每当指战员们接到小报，总是赞不绝口，大家由衷地夸口说：“这才是我们共产党的作家! 这才是我们八路军的作家。”王恩茂回忆周立波当年随军南下时，说：“如果说我们南下的同志是钢铁战士的话，周立波就是钢铁的文艺战士!”
[1]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像熔炉一样在锻造着每个革命者。在枪林弹雨的环境中，周立波也增长了不少战斗知识和斗争才干。一次，在东渡湘江的途中，部队遇上了敌人。周立波和另一位秘书萧林达因掉队被困在一座石桥前。桥下，水急浪涌，不能泅渡；桥上，敌人机关枪疯狂扫射，无法通过。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和萧林达互相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抢在机关枪扫射的间隙中飞奔过桥，迅速转弯，进入了安全地带。当他俩追上部队时，周立波十分风趣地说：“原来子弹拐不得弯，我居然掌握了这个作战的基本知识，这一年的仗没有白打!”南征途中，部队为了万全之计，曾动员包括周立波在内的一些体弱同志化装成老百姓潜伏下来，以待时机返回根据地。对此，周立波一再拒绝，他坚决表示：决不离开部队，死也要和同志们死在一起
[2]。就这样，周立波始终跟随这支部队南征北战，经受了这场空前严酷的战争的考验。这是周立波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段战争生活。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周立波回到驻扎在湖北宣化店的新四军五师师部，调任《七七日报》、《中原日报》副社长。次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停战协定》签署后，奉延安新华社电令赴汉口，随军调部汉口小组做新华社驻汉记者，在李先念领导下兼做我方翻译工作。由于汉口特务较多，活动不便，经李先念、王震商定，指派周立波经北平转解放区写书。到北平后，一度任军调部我方代表团英语翻译。后去承德、赤峰军调执行小组做翻译工作。不久，又调任冀热辽区党委机关报《民声报》副社长。这期间，周立波利用工作之余，将参加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的斗争生活，写成散文集《南下记》。
六
1946年7月，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我党领导下的革命军事斗争，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时期。10月，周立波来到了东北哈尔滨。为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时，东北局正动员干部下乡。周立波积极响应东北局的号召，带头报名，作为一名土改工作队员到松江省珠河县（不久改为尚志县）元宝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不久，中共珠河县委指派他为区委副书记，与林蓝共同担任区委领导工作。
当时，经过日寇和伪满洲国的多年轮番统治和残酷压迫，东北农民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仍然盘踞在大城市的国民党军和乡下的土匪武装的骚扰，又给工作队发动群众的工作制造了重重障碍和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周立波和工作队员一起深入到贫苦农民家中，亲切地找贫雇农谈心，很快结识了不少农民朋友，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有一个“穷棒子”叫花玉容的，和周立波关系很好，自动为他站岗放哨。后来这位农民患了伤寒病，临终时，还不停地叫着周立波的名字。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他们还创造了“栽槐树”的办法，引导群众参加“唠嗑会”，从中发现苦大仇深的积极分子，然后再通过积极分子扎根串连。这样，像滚雪球一样，圈子越来越大，终于把群众层层发动起来了。接着，周立波又在元宝屯举办了有30多人参加的农民短期训练班，以自己编写的农村政治课本、文化课本为主要教材，培养、训练了一批农民干部。
1947年5月，奉中共松江省委调令，周立波到省委宣传部工作，主办《松江农民报》。该报以农民为宣传对象，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周立波带头用农民语言，为报纸写了小演唱《张丕谟抓坏蛋》等短小精悍的文艺作品，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周立波在办《松江农民报》期间，一面编报，一面回味在元宝区参加土改的那段斗争生活，在林蓝协助下，着手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动笔前，他打算借东北土地改革的材料，用编年史的方法，来表现我党20多年来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艰辛雄伟的斗争和当代农民的苦乐和悲欢，共四部，80多万字。起笔后，他仅用50天时间，便写出上卷初稿，后根据省委意见，于7月携初稿前往五常县周家岗继续深入生活，参加“砍挖运动”。同去的有林蓝和、美术家古元、夏风等。在周家岗历时四个月，他一边工作，一边对《暴风骤雨》上卷初稿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他根据发生在周家岗“七斗王把头”的真实素材，加工提炼，演化为小说中“三斗韩老六”的故事情节。同时，他把这里农民英雄温凤山为追捕逃亡地主而壮烈牺牲的感人事迹，添加在书中艺术典型赵玉林的故事里，使这一英雄形象更加闪烁出艺术光彩。
上卷完成后，周立波一有机会就继续深入生活，先后到过拉林和苇河的村屯，访问过呼蓝县的长岭区。1948年7月13日，周立波开始写作下卷。中共中央东北局十分关心周立波的创作，专门在松花江畔太阳岛上为他找了一间房子，让他专心写作。40天后，《暴风骤雨》下卷写完，次年5月由东北书店出版发行。
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农民土改斗争的最初一部作品，也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部作品。问世后，引起轰动，堪称实践毛泽东《讲话》精神、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之典范，是周立波革命文学道路上的新的里程碑，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小说出版后，发行量很大，工作队员人手一册，作为土改工作必备参考书。东北文学工作委员会于5月19日在文协专门召开《暴风骤雨》座谈会。1949年6月，《暴风骤雨》被作为东北地区的优秀作品之一，推荐给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1951年底《暴风骤雨》又被选为新中国革命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荣获该年度颁发的苏联斯大林文学奖金。随后，《暴风骤雨》又被译成英、法、俄和苏联各少数民族等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1959年，林蓝将《暴风骤雨》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1961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故事影片。
在《暴风骤雨》下卷写作的同时，周立波调到东北文协，主编《文学战线》（先后在哈尔滨、沈阳两地出版）。次年又被任命为鲁迅文艺学院研究室主任。这期间，他曾热情鼓励、支持并指导作家管桦进行《小英雄雨来》的中篇小说创作。6月，周立波离开东北。7月2日至19日，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周立波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委员，并和郑振铎一起担任全国文协研究部负责人。第一次文代会后，周立波调文化部编审处工作。
七
1949年10月到1950年6月，周立波担任了彩色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锦绣河山》的文学顾问。为了拍好影片，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员，生动展现中国革命的光辉战斗历程和新中国的锦绣山河，他和苏联导演一起走访了我国党和政府的一些领导人；他还同工作人员一起，从北京出发，历经上海、韶山、井冈山、瑞金、南昌、延安等革命纪念地，在当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创业道路上，拍摄了许多至可宝贵的镜头。
[1]1950年6月，周立波和刘白羽组成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访问了苏联。在为期三个月的友好访问中，他广泛交接苏联文学艺术界朋友。1957年，影片《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同时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这样，连同年底获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一起，周立波就成为我国新文学史上两次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家。抗美援期战争爆发以后，周立波把自己荣获的全部斯大林文学奖金捐献给了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为此，《人民日报》专门报道和表彰了他的模范事迹。
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大批干部从农村转入城市，转到工业战线上来。周立波是这批干部中的一个。1951年2月，他马不停蹄，征尘未洗，就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巨大热情，来到了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在这里，他一边参加工会的办报工作，一边深入到工人群众中体验生活。历时五个月，学到了许多任务业生产知识，进一步熟悉了工人的生活。6月，他奉调回文化部，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任职。这时，周立波开始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铁水奔流》的创作，于次年2月写出初稿，并两次修改。3月，他调任《人民文学》编辑部执行编委。10月，他率中国文艺代表团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在乌兰巴托参加了“中蒙友好旬”活动。归来后，他将这次出访的生活素材写成散文《在金色的秋天里》。1953年，他再度回石景山钢铁厂，一边体验生活，一边改写《铁水奔流》。1954年，周立波带着创作中的问题，又一次深入工厂了解技师和工人生活，再次修改定稿。1955年5月，《铁水奔流》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批反映新中国工业建设和工人斗争生活的作品，也是周立波继续沿着毛泽东《讲话》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工人群众的生活，不断扩大自己创作题材的尝试。
1953年3月5日，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斯大林病逝。为了表达我党和全国人民的沉痛悼念之情，7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周立波为随行团员之一。回国后，他把自己参加斯大林葬礼和建国后参加中苏合拍影片、赴苏访问的生活素材写成散文集《苏联札记》出版。
继完成《铁水奔流》以后，周立波经过认真思考，全面回顾和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决心致力于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新貌和农民新生活的创作。1954年8月，周立波在湖南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以后又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同年冬，他回家乡生活了一段时间，写出了反映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试办初级农业社的短篇小说《盖满爹》。1955年，在毛泽东倡导下，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高潮。为了深入了解和表现这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10月，周立波从北京携家到湖南益阳市郊桃花侖竹山湾居住，建立长期生活和创作基地。为了便于做群众工作，他担任了附近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1月，在和巴金一起赴柏林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之后，他当即返回桃花侖，继续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并担任了益阳桃花侖乡党委副书记。在家乡，他每天除和农民一起学习、开会，走村串户，做思想发动工作外，还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抢收割、抢插秧的双抢季节，他和社员们一起，在烈日下割禾、插秧，在烂泥地里赤脚耕田，常常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一次上田塍，因使劲过猛，摔倒在田里，弄得浑身泥水，社员戏笑他成了“泥牯牛”。他风趣地对社员说：“我要真像条牛才好，鲁迅先生教我们‘俯首甘为孺子牛’嘛!”
[1]。在家乡，周立波处处和社员打成一片。由于他性格谦和，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乡亲们都爱和他接近、谈心、拉家常，甚至夫妻闹架的事也要请他说和。他居住的堂屋，经常是人来人往，笑语声声，气氛十分热烈。为了支持办高级社和丰富社员的文化生活，他还拿出不少稿费送给社里建畜牧场、修果园，发展多种经营，开办俱乐部，周济困难农民生活。每当队里干部和乡亲过意不去，不愿接受这些钱时，他总是说：“这稿费本是人民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2]。周立波乐于助人的精神，给乡亲们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乡亲们常用“立波胡子”的亲切称呼，表达他们对周立波的感激和赞誉。正是这种和农民亲密无间的鱼水深情，促使他把家乡的风土人情，乡亲的音容笑貌和美好心灵，凝于笔端，写出了又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
《山乡巨变》，周立波自1956年开始构思、酝酿并着手写作，1957年12月定稿，1958年《人民文学》从1月至6月号连载，7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59年初，周立波又开始写《山乡巨变》续篇。同年11月完稿。同时，他的反映上海30年代监狱斗争生活的短篇小说集《铁门里》和《周立波选集》（收录作者1938年至1955年写作的大部短篇作品），也分别出版。《山乡巨变》1960年4月出版后，又译成俄文分两卷集以《春到山乡》、《溪水清清》为名单独出版。该书还被译成英、印尼等国文字，流传国外。
《山乡巨变》（正、续稿）计42万多字，真实描写了湖南山乡农业合作化给人们思想和精神面貌带来的深刻变化。从作品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内容来看，可以说是《暴风骤雨》的续篇。作品以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两次巨大变革为主要素材，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逼真、生动而形象地反映了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这个历史阶段所走过的光辉战斗历程，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富于新时代色彩和典型意义的中国农民的艺术形象。《山乡巨变》以其娴熟的艺术技巧、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清新、含蓄、自然和幽默的艺术风格，赢得了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这是周立波创作力空前旺盛、誉满文坛的时期。在整个湖南深入生活期间，除了撰写长篇，周立波还零散发表了以《山那面人家》为代表的20多篇短篇小说和大量散文、评论。
在社会主义文学的沃野上，周立波还是扶持新生力量、培养和造就党的文艺接班人的良师。他自50年代中期回到湖南，1958年起开始担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并兼任《湖南文学》主编。他为领导湖南省的文艺工作，培养大批中、青年作家，费尽了心血。青年作家浩然、古华、孙健忠以及未央、谢璞、刘勇、萧育轩、胡英、陈鑫等，都曾受教于周立波。
1962年11月，在湖南省第三次文代会上，周立波受中共湖南省委的委托，作了《当前的形势和文艺的任务》的报告。1965年7月，又出席中共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会上作了《大力培养文艺接班人》的专题发言。
在湖南工作期间，周立波曾多次接见益阳市花鼓戏剧团和长沙市湘剧团的编导、演员，帮助剧团修改剧本，将《山乡巨变》搬上舞台。1965年秋，中南地区广州现代戏会演时，他任湖南省戏剧代表团副团长。他还委托诗人未央，协同老红军吴自立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怒潮》，并对初稿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1]。
从60年代以后，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愈演愈烈的时期里，周立波依据对群众生活和创作状况的实际考察和认真思索，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正直作家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1961年7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对改善党的领导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扩大创作题材领域，恰当安排作家深入生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1962年8月2日至16日，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他痛感于文学创作中日益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概念化等不良倾向，和邵荃麟、赵树理一起，提出坚持发扬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按照实际生活的本来面目创造英雄人物、转变中的中间人物和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以丰富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人物画廊的正确主张。
1963年6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会上，周立波发言，明确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认为不能草木皆兵，把什么问题都说成是阶级斗争
[1]。
可惜的是，这些正确主张，当时不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且后来还受到“四人帮”一伙的恶毒诬蔑，并且被作为一大罪状，受到不公平的批判和攻击。
八
1966年初，中国处在一场空前灾难和浩劫的前夜。1月21日，周立波应广州《羊城晚报》约请，写作并发表著名散文《韶山的节日》。记叙了毛泽东1959年6月在罗瑞卿陪同下回韶山故里访问的情景。周立波怀着对伟大领袖的深厚敬仰之情，歌颂了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巨大贡献。但由于作品提到了杨开慧烈士，这就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刺痛了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神经。江青公然声称这篇散文是“丑化毛主席的反动作品”，竟责成中宣部下令全国报刊一律不准转载。2月，在林彪、江青诬蔑《暴风骤雨》的创作思想是“好人最后要死”，“塑造起一个英雄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这是林彪、江青等人向周立波大兴问罪之师的一个信号。4月23日，《羊城晚报》根据读者要求，再次发表周立波修改后的散文《韶山的节日》。这更使林彪、江青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先后六次公开点名批判周立波和他的作品，并且祸及《羊城晚报》和中南局负责同志，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前夕轰动一时的“韶山节日”事件。
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林彪、江青利用毛泽东晚年错误，兴风作浪，使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从此，周立波在湖南被扣上“文艺黑线的黑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受到残酷迫害和批斗。在江青授意下，所谓“造反组织”还以“监护审查”为名，将周立波非法监禁长达五年之久，使周立波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备受摧残。
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淫威，他没有丝毫的怯懦。在那一场场恶作剧式的所谓批斗会上，周立波常常是义正辞严，据理力争，把“四人帮”的黑爪牙驳得哑口无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处于危难中的周立波，更显出他非凡的胆识、气度和才智。“批斗会”后，往往出现这样的场面：不少有正义感的群众围上前来，拿出钢笔和珍藏的笔记本，请周立波签名留念。他总是含笑挥笔，在纸上写了一个英文单词：Liberty。人家看不懂，问他什么意思。他不无幽默、含义深长地解释道：“立波，自由。”就是这样，周立波以顽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度过了十年冤屈蒙难的非常时期
[1]。
1973年10月，周立波解除“监护审查”；1975年初回北京治病。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过问下，周立波被正式“解放”。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周立波闻讯后，欣喜若狂，感怀赋诗，抒发重见天日的情怀。
1977年春，被“四人帮”打入地狱的一批优秀作品重见阳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和短篇小说集重新出版。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周立波的创作热情从此再度高涨，决心以创作的崭新成果，欢呼这二度创作青春的到来。已到古稀之年的周立波，又雄心勃勃地订立了写两部长篇小说的宏伟规划：一部是反映1944年随军南下斗争生活的，另一部是反映湖南农业机械化的，想和《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一起组成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三部曲。为了给创作做准备，他一度打算到中国军事博物馆搜集资料，并再回湖南体验生活。
1978年1月《湘江文艺》发表《“韶山的节日”的事实真相》。不久，《南方日报》应广大读者要求，重新发表散文《韶山的节日》。3月23日《人民日报》重新刊登《韶山的节日》和罗瑞卿的《关于〈韶山的节日〉事件的一封信》，为“韶山节日”事件平反，为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作者和受株连的同志恢复名誉。接着，周立波在全国第五届政协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6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著名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这是一篇以当年三五九旅旅长、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为模特儿的军事斗争题材小说，是一部计划中的反映1944年随军南下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的试笔（与此同时，还拟写另一个以王首道政委为模特儿的军事斗争题材小说《风雪汾河》）。作品发表后反响强烈，被评为全国1978年度短篇小说一等奖，展现了晚年周立波向新的艺术高峰迈进的势头。但不幸的是，因在十年浩劫中备遭摧残，积劳成疾，周立波在发表了这篇小说之后竟重病不起。这篇小说成了他50年革命文学创作生活的终结之作。1979年8月29日，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期间，周立波在病床上吟诗一首《祝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是他一生的绝笔之作。
艺术群英集一堂，
放谈国庆好时光。
扬眉奋笔歌四化，
万里文园百艳香。
字里行间，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对“四化”大业必定成功的信念，对社会主义文艺美好未来的祝愿。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还在放声歌唱，他心中依然还充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激情。
9月25日凌晨3时59分，周立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怀着对党的未来事业和共产主义辉煌前景的热望，撇下他未尽的宏伟创作遗愿，与世长辞。
9月28日上午，中央领导同志王震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周扬、毛致用及各界人士向周立波遗体告别。11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胡耀邦、王震、王首道、宋任穷、胡愈之、张平化、夏衍等领导同志和文学艺术界代表500多人参加了追悼大会。中国文联副主席巴金主持追悼大会，中国文联主席周扬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周立波一生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成就。
[1] 据周立波《自传》（未发表）。
[1] 据周立波《自传》（未发表）。
[1] 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传略》，载《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l 期；周立波《自传》（未发表）。
[2] 据周立波《自传》（未发表）和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传略》。
[1] 《文学》月刊第7卷第2号（1936年8月1日）。
[2] 林蓝：《战士与作家》，载《人民文学》1981年，第11期。
[1] 周扬：《怀念立波》，1982年2月7日《人民日报》。
[2] 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传略》。
[1] 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传略》。
[1] 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传略》。
[1] 林蓝：《战士与作家》。
[2] 林蓝：《战士与作家》。
[1] 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传略》。
[1] 林蓝：《战士与作家》。
[2] 林蓝：《战士与作家》。
[1] 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传略》。
[1] 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传略》。
[1] 胡光凡、李华盛：《周立波传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