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内出现了冒进、浮夸情绪。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发动“大跃进”。在此期间，赵树理却比较清醒。早在1956年8月，他从亲人处发现有的干部急于把初级农业合作社转为高级社，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情况，就立即给长治地委的同志写信。信中列举沁水县嘉峰乡地区农业发生“供应粮食不足”等七个严重问题后，呼吁“迅速改变这种事实”。^[1]

1957年秋冬，他回乡探亲，与社员一起修水库、整风、分析减产原因、制订增产措施。广大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愿望和干劲，使他深受鼓舞。此后，他也为“大跃进”的浪潮所冲击，“对一九五八年报上登的产量数字信以为真”。^[2] 同年11月，赴朝鲜访问期间，“看到《人民日报》登载的阳城炼钢放卫星的消息，向朝鲜作家宣传了一番”。^[3]12月上旬访问归来，“匆匆跑到太原请求省委安排工作”，被任命为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12月中旬，来到阳城“一接触实际”，马上发现数字是虚的，卫星是假的，他的头脑又变得清醒了。

1959年一二月间，阳城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讨论新年生产“跃进”规划。在县委主要领导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的鼓动下，生产指标高得吓人。赵树理说：“我们提倡敢想敢干，可是不能脱离实际，如果离开求实精神，那就成了瞎想瞎干，群众要跟上吃苦头。”

1958年底，阳城县团委召开大会，动员青年大放文艺卫星，团县委书记竟下令机关团员1959年每人写出作品100篇。会议请赵树理讲话，他表示反对。可这位团委书记仍然我行我素，照常下达任务。为制止此风蔓延，赵树理写了一篇《谈文艺卫星》的文章，呼吁“下令禁止这种假征硬派的作风”。

在实际工作中，赵树理感到“五风”越刮越猛。他凭着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1959年2月给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写信，反映公社化后出现浮夸、瞎指挥风等问题，并对农村现行的干部制度、劳动定额和粮食、饲料等问题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意见，要求他向中央管农村工作的同志转报他的意见。^[1]

赵树理没有违心地去歌颂“三面红旗”。1959年9月11日，他写了短篇小说《老定额》，主张把生产的定额管理同发扬革命精神结合起来。此后三年，他相继发表了《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和《张来兴》等小说，歌颂了刚正不阿、艰苦奋斗和务实苦干的老农民和干部，从侧面批判了浮夸、瞎指挥等不正之风。

1959年8月，赵树理为《红旗》杂志作《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并附一封信寄给陈伯达，再次反映他对现行农村政策的不同意见。文章认为不顾客观规律的生产瞎指挥风会给老百姓带来灾难，认为上面管得过死妨碍生产发展，要求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以更多的生产自主权。^[2] 不料，赵树理的苦心忠谏，正撞到“反右倾”的枪口上。他的函、文与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不谋而合，就成为陈伯达等人难得的“反面材料”，被摘印下发，供全国文联、作协“批判”之用。10月至11月作协党组内部反复批判他的所谓“右倾”错误。可他并不接受这些批判，直到11月18日，还坚持自己的意见“基本上正确”^[3]。

1962年8月2日至16日，赵树理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举行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作了五次较长的发言，重点批评了文艺创作中现实主义不够充分的问题。这次会议公开为赵树理前几年受批判平反，重新评价他的思想和创作。同志们称赞他是写农村题材的“铁笔”、“圣手”。

1963年6月，他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发言，对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形势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批评了“把任何问题的原因都反映为阶级斗争”的反现实主义倾向^[1]。由于赵树理的发言与中央精神相抵牾，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更严厉的批判。

[1]　《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515页。
[2]　《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831，1832页。
[3]　《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831，1832页。
[1]　《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633—1637页。
[2]　《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1663—1669页。
[3]　见《赵树理干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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