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夏，赵树理以良好成绩考入长治山西省第四师范学校。长治是晋东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治师范则是当时该地区的最高学府。虽然校方仍“以作古文为学生的主要科目”，但五四运动的影响已势不可挡，不少介绍“科学”、“民主”新思潮的著作、译本和报刊摆在图书馆里，在青年学生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同学们竞相传阅书籍，热心探讨治国安邦之策。来自穷乡僻壤的赵树理却还信佛吃素，敬惜字纸，恪守孔孟之道，每天礼读《四书白话解说》，并购得江希张的另一部书《大千图说》钻研不止，显然不合时代潮流，难免遭到同学们的奚落。赵树理不服，常与同学们辩论。在辩论中他认识了比他高两年却比他小两岁的进步学生王春。王揭露了江希张注《四书白话解说》中的一些错误，劝他多读新书。他到图书馆一查古籍，果然如此。于是，轰毁了他对此书的迷信。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经常蹲到图书馆里借阅各种书报杂志。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先驱者，冲决封建牢笼的呐喊，欢呼“庶民的胜利”，激发了赵树理反封建、反礼教的决心和勇气。他所关注和抨击的虽多为个人生活中一些不合理现实，但毕竟“开斋吃肉”，破除迷信，开始追求个性解放了。假期回家还把在学校里接受的“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想带回乡间，并让乡亲们和父亲阅读他所崇拜的新小说《阿Q 正传》等。但这些新书新思想却不为大家所理解。而一些宣扬忠孝节义、因果报应、才子佳人、读书做官的通俗唱本、鼓词、评书和章回小说却广为流传。更使他震惊的是：其同宗远房堂兄“各轮哥”年轻时是劳动能手，后因无地耕种，为生计所迫“改学梁上君子，结果被族里人打了个半死”活埋了^[1]，这一切既激发了他为农民解放献身的决心，又朦胧地意识到，要用文艺的武器为农民抗争，就必须解决艺术形式与农民隔绝的问题。这是他决心从事文艺通俗化、大众化事业，立志做“文摊文学家”的开始。

1926年秋，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公开派刘冠儒、周玉林（也是共产党员）到长治宣讲“三民主义”。赵树理听了他们的宣传，读了《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懂得“三民主义”主张“耕者有其田”，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符合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三民主义》又具有儒家的“仁政”、“德治”的色彩，与早年赵树理接受的儒教信条比较合拍。所以，他表示赞成“三民主义”，同年秋，经常文郁等介绍，赵树理加入了国民党。

当时，常文郁私下对赵树理说：“国民党好比小学，还有一个党好比大学，那就是共产党。”不久，常文郁请他“加入”共产党。赵树理因为对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有些不赞成，没有答应。^[2]

1927年初，经王春等同学推荐，赵树理读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陈独秀的《什么是共产主义》，还读过江亢虎、梁漱溟编写的解释共产主义的材料，使他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是年春，便由常文郁、王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投入爱国学生运动，多次参加长治市的反帝、反军阀的演讲、游行、写标语、画漫画等活动，被选为长治师范全校十名学生代表之一。这期间，赵树理介绍同乡下班同学霍启高入党，还拟发展史纪言、杨蕉圃等同学入党，给他们看《东方杂志》列宁专号。同年夏，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传到长治师范。反动学生王承大骂共产党，引起学生的公愤，有人提议开除王承，校方同意投票表决，结果王承真被开除了。此事发生后，校方察觉到学生中有共产党组织，酝酿进行报复。秋季，赵树理参与领导的学生会便先发制人，发动了驱逐腐败校长姚用中的学潮。10月、11月，赵树理先后协助王春起草《驱逐腐败校长姚用中宣言》和《上姚用中函》，列数姚用中贪污学生“津贴”、“膳费”、纠集暴徒殴伤学生和私刻“关防”等劣迹，公开事实真相。学生们争得了长治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赶走了姚用中，“在寒假前，终于取得胜利”^[3]，省里重派范郁如为新校长。

1928年春，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波及长治师范。常文郁等党员学生相继被捕。王春“在长治市街里见到国民党张贴的《共产党员自首条例》”，私自草拟了一封给阎锡山的上书信承认：“一时糊涂被介绍入共产党”，让赵树理也签字，并策划逃亡。赵一再表示“不同意这样做”，提出“我们怎么能自己承认是共产党员呢？”可是王春坚持让赵树理签字，赵终因崇拜这位“启蒙教师”，情面难却，最后还是在这封上书信上签了名^[1]（此信被阎锡山秘书处职员、王春的同乡苏天命扣下并毁掉，没有落到敌人之手）。王春还提出自己“没有独立生活能力”，要求赵树理“陪他”逃亡。赵为朋友两肋插刀，毅然舍弃学业，陪王春开始了脱党逃亡的生涯。他们离校经安泽县逃到沁水、阳城和河南济源一带山区，依靠赵树理做游方郎中（人称“杨大夫”）维持生活。同年夏天，王春潜回长治师范补考，拿到毕业文凭归来，将赵树理的行李“捎回”，告诉赵：学校借口他与霍启高久假不归已将他们“开除”了。秋收时节，赵树理回家与亲人团聚，遭到邻里的白眼和父亲的责骂。是年冬，沁水县招考小学教员，他与霍启高共赴县城应试，一举考中，均被“取中甲等”（仅两名）^[2]。

1929年春节过后，赵树理即到沁水县城西关小学任教，决心实践陶行知先生“教育救国”的主张，给仍在长师求学的史纪言、杨蕉圃等同学写信抒怀，让他们寄新书来。月余，妻病危，4月25日，妻子丢下长子“太湖”（赵广源）故去。理完丧事，他即返校。4月28日，赵树理因共产党嫌疑与霍启高同时被捕，关押于县看守所。同年夏，转押太原国民党省党部清共委员会。

到太原第三天上午，赵树理被提审。主审官武誓彭首先向赵树理出示了所谓“罪证”：一部郑振铎翻译的俄路卜洵著的小说《灰色马》；一本《小说月报》号外；几封被水洗过的史纪言、杨蕉圃等的信，信中用了一些诨号，如称赵树理为“赵子曰”，称另一位同学为“大而松”。敌人以为是什么暗语，紧追不舍。赵树理则坚决否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敌人无奈，只好发给他一张表，让他回到拘留的屋子里填写。半夜时分，接到押在隔壁的“霍启高传过来一张纸条”，从纸条上的文字判断霍已经承认是共产党员了。赵树理便“几次传条告诉他不能承认”，“并且告诉他承认了也可以反供，就说当时因为怕上刑才这么说的”。赵还把自己提审和填表时均不承认共产党员身份，虚与周旋的情况写成纸卷传给霍看了，最后把这些纸条全都要回来“毁掉了”。两天后，再次传讯，照样应付，敌人无法，只好将赵树理押进“自新院”（即监狱）^[1]。

狱中有一位叫高春生的难友，有机会就给赵树理讲文艺的阶级性。赵常以艺术至上的观点与高辩论，结果每次都要败北。从此他彻底抛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超阶级的艺术至上论，开始信奉艺术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观。还有一位叫王文德的难友，系统给赵树理讲了日本著名的马列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新经济学》。赵还以“找材料参考为名”拼命读马列的书。

高春生在狱中办《自新月刊》，曾劝赵树理写点东西麻痹敌人。1929年10月至1930年4月先后以“赵树礼”的笔名发表了小说《悔》、《白马的故事》、《赠出院自新人词并序》和杂感《读书· 做人· 革命》。这四篇作品虽然是基于蒙骗敌人、掩饰革命身份的功利目的而作，但都表现了迷途知返、悔悟自新的主题，宣扬唯心论，充满了消极悲观的灰色情调。

[1]　《赵树理干部档案》，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1]　工人出版社、山西大学合编：《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4卷，第1644页。
[2]　《赵树理干部档案》，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3]　《赵树理干部档案》，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1]　见《赵树理干部档案》。
[2]　见《赵树理干部档案》。
[1]　见《赵树理干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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