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祖国大地到处萌发。一向关心农村、关心农民的命运和前途的赵树理在北京有点坐不住了。离开与他共同生活和战斗过的太行乡亲已有两三年。他想“要去摸一摸农村工作如何转变的底”^[2]，写一写农村变革中的新人、新事、新风貌。于是，他回到了晋东南。

1952年春天，赵树理背着个大帆布兜子，一身农民打扮来到山西平顺县川底村，住在贫农社员郭炎太家。白天他下地劳动，晚上参加开会。社里不开会，郭炎太家就成了社员聚会的地方，干部来讨主意，群众来反映问题，提建议，有的人家里不和也找赵树理解决。蹲在屋旮旯的赵树理，总是吸着旱烟，笑眯眯地、慢条斯理地为大家出谋划策，消解心里的疙瘩。

赵树理听到有人反映，国民党员郭×× 任农业合作社会计，有经济问题。他向党支部提议，从贫雇农中选拔一位会计。经过讨论决定上过小学的郭建廷当会计。郭建廷到长治的会计训练班学习40天归来，先任现金保管，后当会计，赵树理手把手教他打算盘、算账。秋后，赵回北京，郭建廷来信说：县里买不到下边有格、上边无字的账本，可这种账本最适用。赵树理亲自跑到“成文厚账簿商店”，花了三十多元买了一套这样的账本寄赠给郭建廷。

1953年春，赵树理着手写长篇小说《三里湾》，但频繁的社会活动和中心工作一再打断他的思路，时断时续写了两年才完成。先在1955年1月号至4月号的《人民文学》上连载。同年5月，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三里湾》发表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的前夕，直接发挥着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的作用。1956年2月，周扬在中国作协理事会（扩大）第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指出《三里湾》是反映合作化题材作品中的最佳成果。

《三里湾》出版后，赵树理得了一笔稿费。1955年，他曾以这笔稿费的一部分在北京购买了一座房子。但三年后，他将这幢私宅交公，自己分文不取。

赵树理工资是行政十级。平时每月交十元党费，出书时交的就更多了。家里什么家具也不买，也不让孩子乱花钱，但接济别人倒很大方。1958年春，家乡尉迟村的水库建成，为购置抽水机灌溉坡地，他寄回1000元，并托人从河北大兴县买来苹果树苗，让女儿从北京随车带回，栽到尉迟的山坡上。从此家乡有了苹果园。

1956年7月，山西省长治专区上党梆子剧团来京汇报演出，他亲自到车站欢迎“娘家”人，并一直跟随剧团，协同工作。剧团领导出于感激心理，有一天派专车来接他全家去看戏。赵树理一见来了专车，立即告诉来接的人说：快把车子开回去，别误了团里的事，我自己有车，老伴和孩子坐公共汽车去。弄得对方好不尴尬! 事后，妻子指着老赵的鼻子说：“不识抬举的老东西，人家给你面子，你却给人家难看!”“难看什么？不该办的事就不能办!”“啥？那你为什么坐小车？”“我死了能上八宝山，你能吗，这有规定，不能乱来。”^[1]

广建是赵树理唯一的女儿，长期独自留在他的身边，相依为命，视为掌上明珠。1956年高考落榜。按理说，以赵树理当时的地位给女儿找个轻松、“光彩”的工作并非难事。可是，赵树理却劝她回老家务农，或者在北京做服务性工作。这两条出路与广建对生活道路的理想相距甚远，她当然不会服从。赵树理答应广建去山西永济哥哥那里找工作。此时，广建的哥哥赵广源已是永济县委宣传部长，他把妹妹留在部里，负责动员毕业生下乡的工作。赵树理得知后，默许一阵子，总觉得这样无原则迁就女儿是不对的，便于1957年9月14日给广建写了一封长信，苦口婆心地劝导她回乡务农。广建有位老同学，在《山西日报》工作，无意中发现了这封信，在征得他们父女的同意后，以《愿你做一个劳动者》的标题，发表在11月11日的《山西日报》上。《人民日报》和各省市报纸更题为《愿你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相继转载。广建在结婚的第二天，就毅然打点行装，回沁水老家插队落户。赵树理得知这一消息，异常高兴，亲自告假离京，途经太谷乡，安排女儿插队务农的事宜。

[2]　《赵树理文集》第4卷，第481页。
[1]　戴光宗：《赵树理传》，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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