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末，赵树理被无“罪”释放。残酷的斗争，使他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已和旧的封建官僚变得差不多了，已经不是什么革命人物了”。所以，当他走出“自新院”，国民党派人以“几百元晋钞”拉他破坏长治学运时，他立即拒绝道：“负不了这样大责”，并火速去长治通知杨蕉圃等做好“抵制的准备”。^[2]6月2日，赵树理与母校史纪言、杨蕉圃、王忠卿（即王中青）等20余名同学合影留念，他还为合影题词，发出“我们的归宿，让我们分头找去”^[3] 的朦胧慨叹! 不久，长治师范学潮再起，校方怀疑为赵树理所使，暑假之后，将与赵合影的学生全部开除。

1930年秋，赵树理应史纪言、王忠卿来信相约赴太原。在省城当勤务兵，做录士，充代书，糊信封，印信纸，刻写大学油印讲义，代批中学国文试卷，写小文章，过着饥寒交迫的流浪生活。冬天，阎（锡山）冯（玉祥）倒蒋（介石）混战失败，大批难民、溃军涌入三晋，赵树理在太原生计无着，只好返乡。但他目睹军阀混战给劳苦大众带来的灾难，遂于12月27日作了一首七言古诗《打卦歌》，由史纪言等代投《北平晨报》副刊，发表于该刊翌年1月14日的《北晨艺圃》上。其中有“阔大战场九万里，同胞南北东西徙，世外桃源觅无津，妻失夫兮母弃子”等句，勾画出蒋阎冯中原大战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

1931年初，赵树理到沁水洞庵县立第四高小任教。同年12月24日，由父母主使，与武安村比他小7岁的关连中结婚。但此时的赵树理已无心“在旧政权下”“安身立命”，婚后仍不断出去流浪，1933年八九月，又到太谷北洗村高小任教。

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翼文学阵线内部开展了文艺大众问题的讨论，影响波及太原。1931年赵树理就著文力主文艺的“大众化”，“反对交换文学”（指作家写作品只为了给作家读），提出“夺取文化阵地”、“做文摊文学家”的口号。可惜，其时太原的左翼文艺处于“开垦时代”^[1]，尚不成形，赵树理人单势孤，加上理论素养不够，“未能引起人之注意”，但“自己总不甘心”，决心在创作大众化的通俗文艺上闯出新路。1931年即写了富有说唱文学特点的通俗长诗《歌生》，发表于次年3月的太原《民报副刊》上。与此诗同时发表的还有《野小君来函择录》。这封信反映了赵树理当时真实的思想动向。

赵树理为自己找的“革命”新路：一是做教员；二是创作大众化的革命文艺作品。1933年11月1日山西党员（国民党）通讯处主办的《山西党讯》在太原东辑虎营正式出刊。其副刊由赵的挚友史纪言、王忠卿（均在山西教育学院就学）所编辑。赵树理在两三年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小说、散文、评论、杂文等，1933年12月5日开始连载的中篇小说《有个人》是其代表作。这一年还写了散文《金字》和半部长篇小说《盘龙峪》。

1934年10月，赵树理想“开辟新道路”，到开封去当书店伙计。后因该店停业，他折回太原时，途中遭土匪纠缠，延误了几个月。回到太原，寄居山西教育学院学生宿舍史纪言、王忠卿处。他生活无着，又怕土匪绑票，心中忧愤，精神恍惚，年末曾投太原“海子边”湖，险些丧生。史纪言、王忠卿将其拉回教育学院。因校方干涉，不让留赵。他只好搬出，客居太原“满洲坟”一家简陋的客栈里，与匠人、苦力和三教九流杂处。

1935年6月中旬，他考取“西北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三个月后，参与拍摄《千秋万岁》和《无限生涯》，饰乡村冬烘先生和资本家堂役（即仆人）。次年初，因阎锡山忙于阻拦红军抗日东渡而影片流产。赵树理失业，再度返乡。

1936年夏，赵树理应史纪言、王忠卿之约到“上党公立简易乡村师范”担任国文教员。该校实际上是我党领导下的抗日统战组织“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1936年9月18日成立于山西太原）的一个据点。赵树理在学校公开宣传革命思想，继续致力于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工作。是年12月12日，他创作有韵相声《打倒汉奸》。公演后，流传到农村，有力地配合了抗日宣传。

[2]　见《赵树理干部档案》。
[3]　《赵树理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卷，第5页。
[1]　《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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