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7日，晋冀豫边区（即太行边区）临时参政会开幕并举行晚会，演出了大戏《巡按》和《日出》。会后太行边区文艺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多数人称道这才是真正的艺术，也有人认为一般老百姓眼下还接受不了。赵树理未公开站出来参与争论，但他感到关于通俗化问题，如果不在理论上加以研究，显然会直接影响边区群众文化活动能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是年8月，赵树理和他的支持者王春、章客、冯诗云、袁勃、李庄等成立了“通俗化研究会”。

同年9月25日，《抗战生活》刊出“吉提”的文章《通俗化引论》，10月25日、12月25日该刊又先后刊出“陶伦惠”、“贾铭”的文章《通俗化与“拖住”》、《说“八股”》。三篇文章都署集体的化名，集中反映了赵树理、王春等通俗化研究会成员的理论观点。文章中首先指出“通俗化”在定义上有两层含义：第一，从“对抗战的宣传动员上说”，存在着同敌人争夺群众的思想文化“地盘”的问题。第二，通俗化是把文化交给大众的“桥梁”，也是拆除“障碍”，“改造群众的旧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即对群众进行新的启蒙教育的“主要道路”。在明确了通俗化的意义和内涵之后，文章按着提出“通俗化的任务，在于普及文化，从而提高大众”。文章还批评了边区文艺界在文艺通俗化问题上所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和倾向。

正当赵树理及其支持者以“通俗化研究会”名义发表文章阐明坚持“通俗化”的重大意义和具体任务时，1941年10月12日，在太行腹地黎城发生了离卦道被汉奸操纵攻打我抗日县政府的叛乱事件。

暴乱迅速被我军民平息下去，然而，思想文化工作薄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却引起根据地领导和群众的深刻思索。为了总结离卦道反革命暴乱的教训，改进我根据地的政治思想、文化宣传工作，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与中共晋冀豫区委于1942年1月16日至19日，在涉县清漳河畔，召开了有近500人参加的全区文化人座谈会。开幕式上邓小平政委致词，对本区文化界提出了五点“希望”^[1]。这五点希望，实际上批评了当时某些文化人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忽视通俗化、大众化的错误倾向，扼要申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文艺）政策。

与会期间，赵树理认真地听取了邓政委和一些人的发言。他于18日上午发言，以许多实际例子，证实大众化的迫切需要。19日，杨献珍在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赵树理的观点。^[2] 杨献珍发言刚结束，诗人高咏即站起来反对杨的观点，说：群众虽为大多数，但却是落后的。公然反对文艺“大众化”的提法。赵树理再次站起来大声疾呼：“群众再落后，总是大多数，离了大多数就没有伟大的抗战也没有伟大的文艺!”^[3]

1942年2月，赵树理被调到中共晋冀豫区（即太行区）委宣传部任科员。5月，他就把长期积累的素材熔铸于离卦道（戏中称“古佛道”）叛乱的情节中，写成了新编上党梆子戏《万象楼》。

[1]　《四二年晋冀豫区文化人座谈会纪要》，《山西文艺史料》，第1辑。
[2]　《四二年晋冀豫区文化人座谈会纪要》，《山西文艺史料》，第1辑。
[3]　戴光宗：《赵树理传》，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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