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章士钊夫妇离开北平，迁居上海。第二年，上海沦陷，南京伪维新政府成立，群丑粉墨登场。汉奸梁鸿志以昔日的朋友身份劝诱章士钊入伙，被他拒绝。在日伪当局的威胁下，他将奚夫人和小女含之留在上海，只身秘密出走，避难香港。随着太平洋战局的进一步发展，章士钊不得不于1939年2月由香港赴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卜居歌乐山，闲暇无事，将从前的逻辑讲义整理补茸，名曰《逻辑指要》，借以消磨岁月。国民参政会的同事张君劢将《逻辑指要》推荐给蒋介石。于是，过了几天，章士钊随张君劢来到了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
当张君劢引着章士钊踏上蒋介石官邸的青石台阶的时候，章士钊不禁在心里问道，这位“全民的领袖”究竟比袁世凯、段祺瑞有什么不同呢？他看了自己的《逻辑指要》后，将会惠赐些什么高见呢？他既迷惘，又有所期待。
不一会，蒋介石来了。宾主谈了一阵之后，在章士钊的注目示意下，张君劢随即对蒋介石说：“上次送呈的《逻辑指要》，是行严的著作，不知委员长有什么指导性的意见？”
蒋介石好象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吱唔了两声，向章士钊笑着说：“唵唵，唵唵，看了一下，没有功夫研究。”他大概觉察到章士钊的难堪，又转头对陈布雷说：“书是写得好的，可请章先生到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去讲一讲。此事你去安排一下。”
辞别蒋介石，一路上章士钊默不作声，他感到蒋介石表面上重视，实际却是在敷衍。他想，自己追求“明主”，追求“知遇”，想在有利的时势下为国家为民族多做些事情，但命运总是欺骗自己，对袁世凯、段祺瑞的幻想破灭了，蒋介石又如何呢？他觉得，又是一个肥皂泡。
这以后，章士钊遵照陈布雷的安排，每个星期到陆军大学及警官学校去讲演逻辑，前后大约讲了一年。这期间，上海早已沦陷，奚夫人和孩子们没有音信。为了照顾生活，他已与年轻貌美的殷夫人结婚。 1934年，《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章士钊在序言里说：

吾为国民参政事，于役重庆，议长蒋公以精神之学教天下，审国人用智泛泛不切，欲得逻辑而药之，而求其人于吾友张君劢，君劢不审吾学之无似，为之游扬。

这些话，连他自己都觉得言不由衷，甚至有点滑稽可笑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八年抗战的硝烟还未在中国大地上散去，内战的阴云又笼罩在神州上空。国、共对峙，一触即发。为了争取时间，调兵备战，蒋介石假装要和平的样子，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共同商讨所谓“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蒋介石的打算是：毛泽东如果不去，就可借此宣传“中国共产党没有和平诚意”，就可以把发动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国民党军队即可“师出有名”了；如果去了，那么，就利用谈判的时机，加紧布置内战的兵力。
对于蒋介石这种险恶用心，毛泽东早已洞察秋毫，他毅然决定赴重庆谈判，并且已经在离开延安之前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作了部署，向全党发出通知，说明了党中央关于谈判的方针、谈判可能出现的结果以及我们的对策。这就是通过谈判使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有条件地承认我党的地位；延迟全国内战爆发的时间，使我们有时间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要达到的重要目的。当然，通过此行揭露蒋介石的和平欺骗，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尤其是民主力量，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8月28日，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开始了艰难的谈判。
重庆谈判风波迭起，险象环生，会场内明争暗斗，舌剑唇枪，会场外，毛泽东也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茶话会、招待会一个接着一个，忙得不可开交。
9月的一天，章士钊应邀到上清寺桂园作客，与毛泽东会晤。这里是张治中的公馆，借给毛作为临时办公处所。
毛泽东身着蓝布短装，手执一根手杖，走进客厅，就笑着与章士钊紧紧握手。
章士钊关切地问毛泽东身体如何，是不是太累了。
毛泽东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毛泽东说：“时局演绎到此，和谈进行到此，不知先生有何高见？”
章士钊沉思片刻，拿过桌上一张纸片，提笔写了一个“走”字，递给毛泽东，小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1]
“唔？”毛泽东盯着章士钊问。
章士钊呷了一口茶，详尽地向毛泽东谈了他对形势的分析。他说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正在背后加紧准备进行内战，主席应乘蒋介石尚未准备就绪之际速速离开重庆，主持延安军务，以防突变。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着章士钊的陈述，边听边点头，他说：“对于国民党，我们是再了解不过的了。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了。”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丢下一个烟蒂，又燃起一支烟卷，对章说：“谢谢行老的关心，我们现在有一亿人口120万军队200万民兵，这个力量，任何人也不可能忽视，蒋介石其奈我何？所以说，我在这里是安于泰山的。”
章士钊长吁了一口气，说：“润之先生身系天下之安危，朋友们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再说，谈判即使达成协议，我看蒋介石也会撕毁。”
毛泽东风趣而乐观地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我们要争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来，也需要唐僧那种百折不回、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平总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在于，现在抗战胜利了，但是中国民主力量发展不快，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这是我寄希望于行老和朋友们的。”
毛泽东与章士钊彼此倾吐心曲，不觉得天色已晚。直到警卫员进来告知要去赶赴张治中举行的晚宴了，这才结束了这场久别重逢的谈心。
晚上，毛泽东见到周恩来和王若飞，他从口袋里拿出章士钊写的字条给他们看，说：“章行严，真朋友也！”
重庆谈判签订了国共两党《双十协定》；1946年1月，又在有国共两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并签订了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但是这些协议和停战令墨迹未干，就一件件被蒋介石撕毁了。蒋介石从1946年6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展开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保卫民族的生存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得不坚决地给蒋军狠狠地反击。全面内战爆发了！
1949年1月，蒋介石迫于压力，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上任后，提出与中共和谈的方针，派邵力子到上海找章士钊从中斡旋。于是，章士钊参加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为代表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2月13日飞到北平。章士钊在石家庄向毛泽东陈述了李宗仁的愿望，鼓吹李是能代表南京政府的。经过这次会谈，和平之门打开了。他们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离开北平飞往南京。
同年4月1日，章士钊又参加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飞抵北平。经谈判，双方代表达成国内和平协议。后因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谈判破裂。章士钊如梦方醒，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说，中共让步不能算少，而国民党中两派均不愿和，八项诺言说过又不算数。这封信义正词严，揭露了国民党备战求和的骗局，并且以亲身经历说明中共对和谈是有诚意的。此后章士钊义无反顾，留在北京，毅然投入人民革命的行列。

[1]　吴黔生等：《肝胆相照》，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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