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说：“浏阳河，弯过了九道湾，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波光粼粼的浏阳河，从浏阳委宛地流向湘江，在长沙的东北面拐了一个大弯。汇入波涛滚滚的湘江。浏阳河的西岸，就是楼宇鳞比的古城长沙；它的东岸，俗称长沙东乡。这里与株洲、湘潭毗邻，与长沙隔河相望，坐轿子也就只要一个时辰，就可以到达长沙最热闹的八角亭，既能通省垣政治、经济、文化的信息，又保持了乡村的宁静安谧。章士钊就在1881年3月20日（清光绪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诞生在长沙东乡和佳冲。章家是一个清寒的耕读之家。父亲章锦曾在乡为里正，后业中医。他给孩子取名士钊，字行严。母亲章刘氏，身体孱弱。十分贤淑。士钊自幼随兄士瑛读私塾，13岁时，他随父母到长沙走亲戚，在南阳街书肆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开卷浏览，就喜不自禁。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雄深雅健，尤其是其政论文，凌厉峭折，析理入微。士钊深深为之吸引，并从此攻研柳文，到暮年还写成洋洋百万字的《柳文指要》。母亲去世后，为生计所迫，士钊16岁时遂到一亲戚家做“童子师”。这种职业是读书人的末路，郑板桥曾形容为“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故而士钊感到壮志难酬，郁郁不乐。精神既受压抑，生活又较清苦，少年的士钊经常低热、咯血。
章家庭院里有两棵梧桐，东墙是棵老桐，叶重影浓、森然气古。西墙是棵幼桐，皮青干直，油然挺立。章士钊很喜爱唐代诗人白居易“一颗青桐子”的诗句，就自号为青桐子。后来他在上海《苏报》、《国民日日报》上发表诗歌杂文，笔名就用青桐。再以后，在一次暴风雨中，故园的那棵老桐被雷震死，他参加民主革命，遭遇低潮，黯然有秋意，感于诗人“秋雨梧桐”之思，就改名秋桐。再以后，他诵读白居易《孤桐》诗：
直从萌芽拔，高见毫末始。
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
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
再三吟咏，抛书仰天长叹：“孤桐孤桐，人生如尔！尚复何恨？愚其皈依此君，以没吾世焉！”就改号为孤桐。
1901年秋，章士钊一路颠沛，到达九省通衢的武昌，想报考宁乡程颂万主持的自强学堂，不料程颂万空负盛名，却辞以考期已过，不收新生。“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好不容易走出了长沙东乡，章士钊不愿走回头路，于是只好找到两湖书院，混住在同乡处。在这里，章士钊认识了大自己7岁的黄兴。
当时湖南青年学子大多以从戎救国为出路，章士钊遂于1902年春东下南京投考陆师学堂学习军事。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是位多才多艺的学者，满怀“揽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志向。那年考试作文题是“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章士钊笔走龙蛇，以一小时作数千字交头卷，旨趣高远，辞章斐然。俞明震阅卷时拍案惊奇，大为赞赏，将章士钊取录为陆师学生。
1903年，沙俄不仅违约不将1900年占据中国东北的侵略军撤走，反而增派军队，并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表示要“保持在满洲独占势力之决心”，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上海人民于4月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各省学生纷纷起来响应，有的演说游行，有的散发传单，有的组织拒俄义勇队，准备抗击敢于入侵之敌。南京陆师学生也卷入了这个风潮。
在风潮中，章士钊提出“废学救国”，呼吁同学们到上海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组织的爱国学社。
章士钊是陆师品学兼优的学生领袖，“废学救国”的鼓吹使青年学子热血沸腾。总办俞明震感到十分惋惜，这几十名学生都是陆师学堂的精华啊！他派校役送信到码头，章士钊等人不听劝止。这些热血青年伫立船头，直下上海，大有呼啸风云、气吞长江的气概。
1903年的上海，不仅是东南繁华的都市，而且也成为了拒俄爱国运动的中心。凉爽的海风夹着清新的政治空气，使青年学子精神为之一振。蔡元培、章太炎均为全国闻名的大学者，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章士钊他们在这里一边上学，一边进行军事操练，准备将来为国效力。因章士钊在陆师是优等生，就被聘为军事教习。
在爱国学社，章士钊与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
那时，邹容少年英俊，下笔千言，撰成《革命军》，请章太炎作序，因士钊书法颇佳，就为之题签。《革命军》出版后，一纸风行，社会倾动，邹容气势更加凌厉。一天四人夜饮，容借着酒气，对章士钊说：“大哥鼓吹革命有《驳康有为书》，我作《革命军》，三哥写了《无政府主义》，二哥准备作什么呢？”
[1]章士钊极为尴尬，无辞以对。
一天，章士钊听友人说起孙逸仙，大为倾服。他又得到了日本志士宫崎寅藏的新作《三十三年落花梦》，内容是介绍孙逸仙的革命事迹。一连几天，章士钊借助辞典，阅读《三十三年落花梦》。他茶饭无心，始终处于一种神圣的虔诚的喜悦之中。这部书是当时仅有的第一部介绍孙逸仙的著作，当时孙先生没有什么名气，国内大多数人目之为草野英雄，绝少有人将他的名字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章士钊用过去在陆师学过的那点日语知识，不分昼夜地把它编译出来，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用黄中黄的笔名发表。黄中黄，意即炎黄之子孙。
全书脱稿后，章士钊独坐灯阴，奋笔疾书序言，他说：
孙逸仙，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之所同议。吾今著录此书，而标之曰“孙逸仙”，岂不尚哉？而不然。孙逸仙者，非一氏之所私号，用新中国发露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有可为。天相中国，则孙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当时，孙逸仙在日本化名中山樵以躲避侦查。有趣的是，由于章士钊日文水平不高，一时笔误，糊里糊涂地竟把孙逸仙的真名孙文与假名中山樵的两个姓连缀，译成“孙中山”。这本书出版后，“孙中山”一名也喧腾人口，久而久之，也没有人出来纠正。
1903年，22岁的章士钊走马上任，担任了《苏报》主笔。在一班朋友的支持下，他大刀阔斧地改革《苏报》，将版面改为双沟夹排，重要句子夹印二号字样，以求醒目了然。内容方面，坚持树起了反对清政府与反对康有为保皇党的革命大旗。章士钊亲自动笔，写作了《释仇满》、《汉奸辨》、《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革命军》等文章，笔意恣酣，声容激壮，传诵一时。他在《读〈革命军〉》一文中，认为邹容的《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的第一教科书”；在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的前面，士钊写有“按语”，指出：“中国宣告革命，殆为全国公认，如铁案不可移。今日之新社会，已少有为立锥之地。必欲悍然不顾，一旦满政府谎而屠之，则有为摇尾乞怜于宰夫之前，殊不值通人一笑。不仅此也，有为坚持与革命为难，则当今蚩蚩之辈，何所增减于一有为，诚恐天下壮士，不惜援引先生之春秋大义，割刃先生之腹而甘心焉，斯亦无可奈何之。”刻骨露言，助长民愤。而章太炎《驳康有为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骂光绪皇帝的一大段文字。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至高无上，名字尚不可提及，哪能指骂呢？而太炎则根本不管这些，文章中一声声“载、聒小丑”，举国上下，为之震动。
《苏报》一纸风行，声誉鹊起，清政府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除而后快。于是命大学章士张之洞，湖广总督端方及两江总督魏光焘主持其事，与租界当局勾结，于1903年7月7日，查封了《苏报》。由于办理此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思想上一贯同情革命，又爱才惜才，与章士钊有师生之谊，有意网开一面，开始只抓捕了报馆司账和伙友。
章太炎历来行事古怪，拒绝出逃，从容就逮。邹容原来由张继藏之于虹口一位西方传教士家中，听说大哥太炎被捕，遂去投案。第二年2月瘐死狱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苏报》被封后，章士钊在上海东躲西藏。恰好这时老朋友黄兴从日本回国抵沪，想回湖南组织革命活动，当时留日的湘籍同学胡元恢正在上海为长沙明德中学聘请教员。正中黄兴下怀，于是邀章士钊同回湖南。到长沙后，黄兴受聘为明德中学体操教习。1903年冬，他们与宋教仁、周震麟等人以办实业为名，组织华兴公司，在南门租屋设革命机关即“华兴会”，联络学界军界及会党，积极筹划起义工作，准备于 1904年11月16日（农历10月10日），慈禧太后“万寿节”那天，乘省城文武官员齐赴北京祝寿的时机，在长沙发动起义。1904年夏，章士钊又到上海，除创办《国民日日报》、开设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印发各种革命小册子，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外，并租赁昌寿里、余庆里、梅福里四所房屋，作为报纸编辑部、秘书议事和招待党人之用。一时国内外党人闻风会合，招待所有人满之患。他又与杨守仁建立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杨为会长，章为副会长，会员有蔡锷、蔡元培、陈庆同（即为后来的陈独秀）等，机关设在启明译局
[1]。
不久，黄兴来到上海，爱国协会变得更激进了。这个团体渐渐变成了一个暗杀团，大家聚在启明译书局，讨论的中心就是暗杀，暗杀对象则是清廷大使。
这时，广西巡抚王之春卸任北上，路过上海。王原在安徽任巡抚时，该省议筑芜屯铁路，皖人主张筹款商办，而王则坚决反对，拟以路权为质，向法国人贷款，至路未筑成，民怨沸腾。加之他平时主张割地联俄，党人视为死敌，大家决定拿他开刀。于是假借一位绅士的名义，邀约王之春到金谷香番菜馆二楼吃晚饭，而派枪手陈自新、万福华射杀之。章士钊受命主持这一次行动。
这次行动，三人共带有一新一旧两支手枪，章士钊叫陈自新携带自己刚买来的新枪，到二楼伏侯，自己与万福华则在番菜馆对面的弄堂口监视。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一辆双马四轮富丽堂皇的马车，骎骎而至，停在金谷香门口。侍者掀起门帘，王之春与两个随从走下车来，径直登上二楼。王之春身材高大，白白胖胖，到底是封疆大吏，有种不怒而威的仪容。
陈自新一身西装，短小精悍，坐在靠窗的位子装作喝茶候客，见王之春上得楼来，便笑着站起身来，右手插进裤口袋握住手枪，假装日本人上前与王搭话，以便相机行事。然而，王之春老奸巨猾，熟谙世事，也许他嗅出气味不对，瞬间脸色大变，吱唔两声，拉着随从，转身便走。
门口章士钊与万福华两双眼睛紧盯楼上，把心提到胸口，听不到枪声。一会只见王之春与随从走下楼来。这时危急存亡，间不容发，万福华一怒而断，大喝一声：“卖国贼！”冲上前来，拔枪就射。不料万福华拿的旧枪发生故障，几次扳动枪机而臭火。这时，王之春当然吓得魂飞魄散，浑身颤抖，双脚瘫软挪动不得，而旁观者云集，不知所措。在人声鼎沸中，巡捕突然出现，不由分说，将万福华绑去。
章士钊见事已至此，长叹一声，只得使个眼色，与随后下楼的陈自新赶忙分头散开
[1]。
上海有史以来的第一桩手枪枪杀案就这样“臭火”了。当晚，章士钊辗转反侧，一夜不寐。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章士钊未通知任何人，忐忑不安地独自去探监，因行为可疑，也遭逮捕。警方当即讯问，而书生气十足的章士钊一语不慎，使革命机关所在地启明译书局被搜查，张继、苏鹏、徐佛苏等十余同志也被捕了。
[1] 白吉庵：《风雨沧桑九二春》、《人物》1985年第3期。
[1]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 见白吉庵：《风雨沧桑九二春》，《人物》198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