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09日 阅读：163 评论：0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特大政治风暴经过几年的酝酿，终于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生成，并像飓风一样，顷间席卷了神州大地。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被狂热的个人崇拜鼓动得如癫如狂，他们挥舞着“红宝书”，高举着“造反有理”的旗帜，喊叫着“炮打司令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像洪水一般，冲向文学、艺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各领域。
8月29日夜晚，章士钊家遭到了红卫兵严酷的抄家，当红卫兵满载着“战利品”离去后，章士钊颤悠悠地从卧室走了出来。奚夫人和章含之以为他要什么，连忙上前招呼，他摇摇手，似乎无力回答。待在写字台前坐定后，章士钊开口了：“拿纸笔来！”
章含之劝说他：“都十二点了，休息吧，明天再写。”
章士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章士钊在信中主要是告诉主席，北大红卫兵如何来抄了他的家并斗争了他。奚夫人和章含之看后，连连摇头：“不会有结果的。”章士钊却坚信能得到主席关怀。第二天一早，就将信送出了。
信送出的次日，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已把章老的信批转给总理落实了，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命令他们送回被抄物品。而且，总理指示，从即日起派两名便衣警卫到章宅值班，不准任何人闯入。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奚夫人激动得不知如何表达。
章士钊只觉得痛痛快快地吐了一口气，他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与毛泽东相知甚深，写信的反响原在情理之中的。
更没想到，9月1日，毛主席还亲笔作复：

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毛泽东信中的“请总理予以布置”并不是一句套话，他在将章士钊的信转给总理时作了一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精明的周总理不仅立即对章士钊的安全采取了十分周密的措施，指示301医院接收章士钊以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而且趁毛主席作此指示之东风，亲自拟定了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等。很多年后，朋友们还传为美谈：章行严做了一件大好事。
3个月后，“造反”的狂飙平静了一些，可能是该抄的家都抄完了，该打的人被打过之后都赶回老家了或进“牛棚”了，或已被折磨得离开人世了，红卫兵在“中央文革”的指引下，将斗争矛头指向更高、更深的层次。章士钊从301医院回家了。听说一些好朋友和文化界的名人如傅雷、老舍、叶恭绰都含冤辞世，他感到十分震惊和痛惜。他完全清楚，在伟大领袖的保护下，他可以“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安安静静地读书写字，平平安安过日子了。
然而，孤桐的本色就是不随俗，不媚世。章士钊独具只眼地观察在中国发生的这场“革命”，越观察越感到忧虑。自己住院才3个月，而“文化大革命”已急剧“深化”，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虽只有230个字，但“毛泽东”的署名使猛烈攻击具有了爆炸性效果，斗争矛头已十分明确地指向“刘邓司令部”。尤其是1967年春节以后，反击“二月逆流”和“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响彻全国。每天，章含之带回很多红卫兵小报和传单，那上面充满了“炮轰”、“绞死”、“油炸”等杀气腾腾的字眼。章士钊静静地看着，考虑着国家前途，感到揪心的痛苦和忧虑。
3月初的一天傍晚，在晚餐以后，章士钊一边饮茶，一边对女儿倾诉心曲：“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
一句“越世高谈”使章含之惊吓得睁大了眼睛。
章士钊严肃地解释说：“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后患无穷。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请他制止打倒刘少奇。”“
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您的意见是无济于事的。”章含之又惊又怕地说：“多亏毛主席保护，您好不容易才度过险关。千万不要写这种信，万一使主席生气，把信转给‘中央文革’，江青一伙心狠手辣，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您还是不要管这些国家大事了，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吧！”
章士钊听了，半晌不作声，一拍桌子，义愤填膺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老朽也不例外。我非写不可！我不能看着国家这样毁掉！”
章士钊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等等。信写好，章士钊也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叫秘书送出了。
又过了几天，章士钊思虑国事，忧心忡忡，他对含之说：“传单和小报上对少奇同志诬陷很多，这些我都不信。但为大局计，我想写封信给他，建议他做些检讨。”
含之连忙说：“爸爸真糊涂！少奇同志肯定被关押了，你的信怎么会到他手里呢？！”
章士钊想了想，又摇摇头：“荒唐至极！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怎么会不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沦为阶下囚呢？我是司法出身，荒唐至极！匪夷所思！”
信写好了，也发出去了。这是一封到不了收信人手边的信。二十几年后，章含之依据翻寻出来的底稿，在《风雨情》中披露了这封信的全文：^[1]

少公主席座右：
缅维六四年春节元日润公开教育会议于上海，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应共扼腕。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驯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细绎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于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天下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尔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
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闬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龉龁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曩朱时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以崇而民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其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是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
政绥

章士钊谨启

这是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引证历史，环顾现实，忧于动乱局面阻碍国家进步，恺切希望见到党内恢复团结，毛主席同少奇同志重新握手，领导全国。章士钊欢呼说，如能达到此目的，“岂不大快，岂不大快！”他甚至天真地认为毛、刘和好“易于反掌”！
这样的信发出后当然“泥牛入海无消息”，然而，在那风雨如晦的年月，章士钊并不清楚当时党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理解“路线斗争”幌子下的一些内幕，但他对党、对毛主席、刘少奇等领导人是情真意切的。老成谋国之意，忧国忧民之心天日可鉴。
给毛主席的信送出三四天后，章士钊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回信：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 三月十日

不久，主席派人将当时中央整理的有关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内奸、工贼、走资派”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来人说这些文件尚未公布，系党内机密。因为行老关心刘少奇问题，主席特别指示破例送给他看。章士钊明白，这是主席信中所说“个别人情况复杂”的注脚。接连数日，他翻来覆去看这些材料，看后茶饭无心，情绪低沉。他对章含之说：“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都经不起推敲，看来，这不是法治是人治，有人要蓄意置他于死地。”继而又仰天长叹起来：“国家要遭难，我老了，我的意见也没有用了，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

[1]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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