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欧游归国后，1930年春，应张学良之聘，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这时，章士钊与吴弱男的裂缝已越来越大，为照顾三个儿子在外读书，吴弱男夫人在德国著名的大学城、风景如画的格廷根定居。“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离东北去上海，由杨度介绍结识了“海上闻人”杜月笙。杜当时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章士钊被待为上宾，加上他本来就于法律、逻辑学养深厚，工于诉讼公文笔法，如老吏断狱，丝丝入扣，于是，他挂牌当起了律师。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十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是陈独秀一生中第四次因从事政治活动而遭逮捕，随后押到南京，由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次年定于4月开庭审讯。此时陈独秀虽因托派关系，已被开除出党，但外人不一定清楚，国民党政府仍将其视为共产党首领。案情重大，无人敢去为他们辩护。有朋友找到章士钊，章思忖有顷，一拍桌子，答应了下来。
1933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次审讯陈独秀等人的案件。前此已在14、15日举行了两次庭审，第三次是公开辩论。
场内场外挤满了人，来的大部分是陈独秀的朋友、记者和社会各界关心此案的人士。
主审此案的审判长胡善偁、推事张秉慈、检察官朱隽等莅庭升座。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以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务委员首席，是一党之主脑”为由，历数了陈独秀的罪状，指控陈“一面藉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推翻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认定陈等“组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之团体或集会，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检察官读完了起诉书，旁听席立即嗡嗡议论声四起。因为《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是可以判死刑的。
接着，陈独秀进行抗辩。读他那篇《陈独秀自撰辩护状》。这篇文章洋洋数千言，文言白话并用。这是一篇既为自己辩护又攻击敌人的杰出的文件：自辩则义正辞严，攻敌则犀利有力。他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概述了当时的中国情势，逐条批驳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最后，他大声宣布：“今者国民党政府因予始终尽粹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令其检察官向法院控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予所思所行相反。若于强权之外，复假所谓法律以入人罪，诬予以‘叛国’及‘危害民国’，则予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
章士钊始终不动声色，听取庭辩。检察官的话句句隐藏杀机，章士钊洞若观火。他曾经宦海，又一贯关注时局与政治，明嘹此案极其微妙复杂的情形，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本意，自认为是为了“挽救”共产党，“复兴”中国革命。而中共则早已批判他成为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工具；而国民党政府则可能今天要利用这个工具。三种力量，消长交合，机会和危险均在毫发之间。接案以来，他绞尽脑汁，惨淡经营，想把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鼓吹议会政治的政客和反共的急先锋，以此来救老朋友一命。
待陈独秀讲完，章士钊一掠头发，站了起来，开始他那洋洋洒洒、旁若无人的辩护。
他的辩护起势就高屋建瓴，使听者之为动容，接着，他从法理上、从逻辑学上展开议论，用带湖南腔的普通话清晰地说：
“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
检察官哑然无辞以对。旁听席中大多为知识阶层，听到这样词义精严的辩驳，则都为之首肯。
章士钊继续展开雄辩。他说，陈独秀鼓吹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但不相冲突，“而且是一个好朋友”；指出陈曾与国民党“合作”，担任过国民党职务；在《汪陈宣言》中苦口劝阻“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最后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等等。章士钊煞费苦心地说：
“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摈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斯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即此以论功罪，其谓托洛斯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此义独秀必不自承，而法院裁决是案，倘不注意及此，证据、方法既有所未备，裁判意旨复不得谓之公平。要而言之，陈独秀之不能与国民党取同一态度，势为之也；其忠于主义，仍继续研究共产学说者，理为之也。”
最后，章士钊明确地说：

“基上论述，本案陈独秀、彭述之部分，检察官征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及第六条，所谓叛国、危害民国及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同之主义，湛然无据。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恬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实为公德两便。”^[1]

章士钊的辩护词达数千言，文通法理，激昂慷慨，举座为之震惊。连法官、检察官心中也暗暗佩服。
然而事出意外，章士钊话音刚落，陈独秀却拍案而起：“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本。”
至此，全场大哗，章士钊暗叫不好！一生交友遍天下，只有三个人不好交，其中之一就是眼前的陈独秀！这个书呆子全然不理会他搭救自己的苦衷，自己要拼命往死路上走，奈何，奈何！
这边，陈独秀简要地大声重申了自己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他说：
“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即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民国人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步。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听众纷纷称赞：“革命家！”“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章士钊则苦笑着摇头不止。
这场精彩的庭辩脍炙人口、轰动社会。国民党《中央日报》曾报导审判情况，标题是《隽语风生法院审理陈独秀》。最后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终审判决陈独秀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处有期徒刑八年。事实证明，章士钊是有见地的。庭审中，陈独秀努力表现出刚直不阿，维护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并不能改变国民党政府要利用他的企图。倒是章大律师利用了这一企图，是这场官司最大的赢家。当时的《实报》有评论说：“陈卒赖其力（指章的辩护），得免于死，而判刑八年。”这种估价当然有待商榷，但章士钊的出庭斡旋，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他那荡气回肠的辩护词轰动一时，后来被上海沪东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

[1]　陈木辛：《陈独秀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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