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直系军阀头子曹锟因急于想爬上总统的宝座，唆使其弟曹锐及其党徒收买议员，发动“驱黎拥曹”。由于直系傀儡大总统黎元洪不识趣，迟迟不让出大总统的宝座，曹锟又示意直系军阀、政客通过策动内阁总统辞职、军警索饷请愿、围困黎元洪的住宅、停电断水等手段，终于把黎元洪逼下台。曹锟急不可耐，遂在中国现代史上演出了一幕最卑劣的贿选总统的丑剧。于是，全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贿选总统的群众运动。其时43岁的章士钊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了曹锟贿选的的丑恶行径。第二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以曹锟失败、段祺瑞胜利而告终。
1924年初春，章士钊刚下火车，就挟着皮包，紧裹大衣，叫了辆黄包车，往吉兆胡同段府赶去。这次他从上海北上，是应临时执政府段祺瑞的邀约前往的。北京的初春，还是北风厉啸，滴水成冰；然而，章士钊的心中升腾着一股希望，是“待试手，补天裂”的功名渴求，还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拳拳情结，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宾主寒喧坐定后，段祺瑞用一口合肥话轻声说道：“章先生昔年在北大执教，声名卓著，祺瑞虽军务倥偬，亦时有所闻，十分佩服！上海《新闻报》近期发表的先生宏论，祺瑞全都拜读，先生抨击‘代议制’，主张农村立国，均为不易之的论。我记得先生还写过一首诗，其中说：‘湘人勤俭宜于农，立国舍此宜何宗？吾国文明本农化，更有何居足方驾？’写得真好！其实何止湖南，我看全中国都要以农为主呢！”
听着听着，章士钊感到心中暖流激荡。
段祺瑞接着说：“此次趁先生北上，祺瑞有一事请教。临时政府草创，百废待举，此间有人提议，祺瑞应兼任总统、总理两职，以不负国民重托。先生深谙逻辑，不知取个什么名儿才相称？”
章士钊思虑有顷，侃侃而谈：“约法既坏，新法未立，用总统这一旧名词不太妥当。段先生是国家元首，当然要讲究名、实相符。考察西方历史，纪元前，罗马初设民主制，元首称为公萨，翻译为华文则为执政。依愚见，莫若以‘临时执政’之名，兼摄总统、总理二事。”^[1]
“临时执政？执政？先生高明，茅塞顿开！”段祺瑞拊掌大笑。
谈了一阵话后，段祺瑞又诚恳地说：“久仰先生逻辑精严，于法学造诣极深，此次相邀北上，主要是想请先生屈就司法总长一职，无论如何，请先生不要推诿！”
5月7日，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和日本政府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之日。1924年的这一天大清早北京各个大学的校园就开始聚集人群了。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未脱稚气的学生，从教员家属到执役勤杂，大家肩并肩、手挽手，唱着歌，喊着口号，挥着小旗，扛着“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反对帝国主义挑拨中国内战！”等横幅，走上了街头。”“纪念国耻”、“还我河山”、“严惩卖国贼”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当天报纸刊载了教育部禁止游行的通令。
一清早，章士钊就惶恐不安地在会客室里踱步，默默地想着京城风潮的演变。突然，段祺瑞亲自给他打来电话，通知他今天将会有群众示威，千万不要去部里办公，最好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吴弱男听了，又急又怕，劝他听执政的话，到朋友家暂避一避。章士钊虽然焦躁不安，但认为自己是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这样逃走，不仅贻笑时人，而且还会成为后人的笑柄。他执拗地说：
“我死也死在这魏家胡同13号！”
不久，愤怒的人流转至东城魏家胡同13号，将章宅围得水泄不通，将朱红大门擂得山响。章士钊一边命令门岗严守大门，一边电话报警。相持中，警车呼啸而至，军警用警棍和水枪镇压了游行的群众，抓走了一些进步学生。
9月，各校学生四千人再次集会，喊出了“打倒章士钊”的口号，要求罢免章士钊，释放被捕的学生。45岁的章士钊第一次感受到了宦海风波的险恶。在一片“打倒”声中，他辞职赴上海。后经段祺瑞挽留，才回北京复司法总长职。
五卅运动发生后，全国革命浪潮不断高涨，各大学更是群情激愤。段祺瑞为了控制局势，7月底又调章士钊出任教育总长。
8月1日，北京女师大风潮骤起，并且大有向各高校蔓延之势。于是，章士钊委派劣迹斑斑的顽固派杨荫榆来女师大当校长。
杨荫榆曾经游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听过杜威博士的课。然而对于民主思潮，她似乎有天生的“抗药性”。此前做过几任校长，竟以婆婆自居，把女学生们看作是他的一群童养媳。在鲁迅等进步人士的支持下，学生们发动了“驱羊运动”，打出了“我们不要杨荫榆”、“杨荫榆滚回去”等横幅标语，坚决抵制杨荫榆来女师大当校长。
消息传到教育部总长办公室。章士钊被深深激怒了：“成何体统！成何体统！”他直接挂了警察局的电话，要求派出大批军警，“护送杨校长莅任，对闹事学生一律驱散，该抓的就抓起来。”
过了几天，章士钊余怒未息，又着令将鲁迅等进步教师免职，不料女师大的学潮更加汹涌。章士钊心想，如何能让安份守己的学生专心读经救国呢？要消除不安定因素，只有将造反的学生赶出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他竟然不顾舆论大哗，悍然下令解散女师大。
初秋的京城，天气还很炎热。为了保护学校，刘和珍、许广平等进步学生坚持夜间睡在校门口的石阶上。8月1日，杨荫榆带领一队武装军警及其死党一百多人占据女师大，并采用断绝学生的饮食、水源、关闭电源等恶毒的办法，迫使学生离校。学生们遂以绝食拒绝出校门，她们聚集成团，手挽着手，誓死抵抗。
女师大事件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北京大学评议会于8月 18日通过了措辞强硬的决议案：

本校学生会因章士钊摧残一般教育及女师大事，请本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事。
议决：以本会名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接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

这时，杨荫榆来教育部汇报，说学生集体静坐，不肯离校。章士钊一听，湖南“犟驴子”脾气大发，斩钉截铁地说：“那好办，给我雇一些三河县老妈子，把她们架出去！”
所谓“三河县老妈子”，即三河县来京津做工的女佣。当时乡间妇女多数仍裹小脚，唯三河县女佣多是天然足。这些大脚妇女蛮悍得很，到校后即与学生冲突，发生了殴打学生，搜查宿舍等严重事件。她们七八人挟一个学生，拳打脚踢，恣意凌辱。许多女学生的头发被扯断，上衣被撕破，财物被抢走。还有些“三河老妈子”追打学生到宿舍，公然翻箱倒柜，掠劫衣物。
由于声名狼藉，在学潮的冲击下，章士钊第二任教育总长仅当了四个月就下台了，段祺瑞坚邀其改任执政府秘书长。第二年春天，执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了“三·一八”惨案，刘和珍、杨德群等学生遭到枪杀。接着，执政府下令通缉支持学生运动的知名人士。秘书长章士钊草拟了这份遗臭后世的通缉令。不久，在千夫所指、民怨沸腾中，段执政垮台，章士钊也随之携眷作第三次欧洲之行。

[1]　见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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