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参加开国大典以后，决定定居北京，而殷夫人则执意留在香港，于是章士钊就带奚夫人、大儿章可、小女章含之从上海迁居北京。中央要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后又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当时，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一下子照顾不到那么多民主人士的生活，章士钊体会到政府的困难，没有提出分房要求，恰好老友朱启黔（桂莘）先生在京住房较宽敞，盛情邀请他合住，他就拉家带口地搬进了朱的后院。章家住后院的北房和东房，北房约二十多平方米，是章士钊夫妇的起居室，因为没有书房，床下地上到处都堆满了书。东房由大儿章可住，小女章含之只好安顿在连接北屋和东屋拐角上的一间过道。这过道光线不足，就在屋顶上开了天窗。整个院子没有暖气，一到冬天，每个屋子都得生上火炉。厨房只有一个，要与朱家合用，做好菜后端进后院有好远一段路。章含之十分留恋上海的住房，那里宽敞，气派，可以到南京路看光彩夺目的霓虹灯，还可以到弄堂口的小书店看书，而章士钊则毫无怨言，而且一住就是十年。
1959年春天，春风拂煦，周总理来看望章士钊。
在拥挤的后院北房，宾主愉快地交谈着，不时响起总理爽朗的笑声。
总理与章士钊谈起了文史馆员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一拉扯就是两个钟头。
欢笑声中，一家人依依不舍地将总理送了出来。周恩来走到院中央，又停住脚，回头望了望章士钊住的房间，感慨地说：“行老，你解放十年还住在朋友家里，怎么从来不告诉我们为你找幢房子？！我太疏忽了，没有想到，对不起朋友啊！”
章士钊淡然一笑：“不敢当，不敢当。我只要有个地方写字、看书就可以了。”
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人登门看望章士钊，说是奉总理指示，提出东城、西城几处房屋供选择，请行老卜居。奚夫人觉得在东城住了十年，熟悉环境，最后挑选了灯市口史家胡同的房屋。这里距王府井大街仅咫尺之遥，购物、交通均极方便。经过一年的重建修缮，章家迁入史家胡同新居。这是一幢宽敞的四合院，院内花木扶疏，有梨树，也有丁香、海棠，两边是风雨走廊，廊檐朱红翠绿，冷暖设备一应俱全。
在迁居前，周恩来特意请章士钊去吃饭。
周恩来素称海量，他一连敬了章士钊三次酒，只要章抿一口，而他自己则一连喝干了三杯茅台。他对章说：“史家胡同这幢房是按照行老需要修的，算我们送给你的。”
章士钊笑道：“你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其实我一生也是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要是收下这房子，我倒在解放之后反成为有产阶级的房产主了！”
周恩来浓眉下眼睛一闪：“那也好，行老不要房产权，房子永远归你行老和家眷居住，由我们管理。”他又朝章士钊举了一下杯，自己喝了一口酒：“行老对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帮助，四十年前还做过我们的义务交通员呢！你还记得不记得？”^[1] 说罢，总理大笑不止。
回家后，章士钊彻夜难眠，他苦苦回忆着，从尘封的往事中勾沉、检索……
大概是1922年秋天吧，那时他在欧洲考察，准备从法国乘火车去德国。自己四十刚出头，年富力强，此前又担任过《甲寅》月刊主编，两广都司令部秘书长、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等职务，又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这次又受黎元洪公派出国考察，持有外交护照，因此备受各方礼遇，春风得意。
离法去德的前三天的晚上，两个青年人来访，其中一位浓眉大眼，风度翩翩，他紧握章士钊的手：“我们是旅欧勤工俭学的学生，我叫周恩来。”
寒暄一阵后，周恩来询问了章士钊的行程安排，然后不失时机地切入正题：“有一件事冒昧相求，不知先生是否俯允？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需要一台印刷机和一些学习资料，我们留法学生当然鼎力支援。但是政府已注意到旅欧学生的革命活动，他们向法国和德国的警界都打了招呼，严加防备，这样一来，印刷机和学习资料当然难以运出。先生是名人，是政府的考察要员，有外交免验权，如果能帮助将这批物资带往柏林，则莘莘学子感谢不尽了！”
章士钊一贯乐于帮助青年，也就一口答应了周恩来所托。后来，这台印刷机和一批革命宣传资料由他利用外交免验权，顺利地由法国出境，运到柏林，交给了朱德等同学。这样的助人为乐的好事，他平生做了许多，自己差不多都忘了，想不到周恩来却一直记在心里。想到这里，章士钊觉得心中暖烘烘的，眼睛都有点湿润了。
值得一提的是，章士钊一家搬到史家胡同24号后，住了13年，一直到1973年5月赴香港，7月病逝香港。后来，在北京举行的追悼会上，周恩来对海外专程赶回的章士钊继室殷夫人和女儿章眉亲切地说：“行老虽然去世了，但是北京的家仍是你们的家。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欢迎你们随时回来。”后来，宽敞明朗、花木葱茏的史家胡同24号一直为章含之和乔冠华所居住。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请章士钊等几位湖南老人吃寿筵，章士钊带着小女含之赴宴。席间，毛泽东提出来，请章含之教自己英语。于是这以后每逢星期日，章含之都由中南海西门进去，教毛泽东学英语。毛泽东很喜欢这个聪慧的姑娘，常帮她剖析人生，决断疑难。学习之暇，两人也常在院子里散步谈心。
1963年初春，北京还是寒风刺骨，章含之陪着毛泽东散步。他们天南海北地谈了一阵后，毛泽东突然问：“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
章含之一听，顽皮地笑了：“主席欠债？从来没听父亲讲过！”她也开起玩笑来：“要是主席真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
毛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
毛泽东说，还是早在1920年，他旅食沪滨，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然而自己是个“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穷书生，哪里有这笔巨款呢？这时，他想到了“乡前辈”章士钊。其时章声威赫赫，担任岑春煊的广州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又被任命为南方“和议”代表，正在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更为重要的是，自己从青衫学子的时候起，就受到章先生青睐。他还记得，在杨怀中先生家里，章总用一种特殊的目光打量他，和同是杨先生得意门生的蔡和森、张昆弟等说话是一种口气，和自己说话又是另一种口气。于是，毛泽东冒昧找到章士钊，不提成立共产党的事，只说是为了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章先生帮忙。章士钊一见毛泽东，也不细究，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说到这里，毛泽东笑着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
一番话把章含之听得呆了，睁大眼睛说：“真有这样的事？”
毛泽东点头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1]
毛泽东托章含之捎话以后几天，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
章士钊倒是不安了。借含之去中南海教英文的机会，他要她转告主席，当时的银元是募集而来，自己并没有这笔巨款，因此不能收此厚赠。毛泽东听了传话后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过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费中付的。”
自此，每年旧历正月初二这天，毛泽东必定派徐秘书送给章士钊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不久，有一天章含之到菊香书屋去，毛泽东问送给行老的钱收到没有。
章含之说：“今年没有送。主席忘了，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已还清了。”
毛泽东笑了，说：“是吗？怪我没讲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
“父亲不会收的，当初说好恭敬不如从命，只收十年嘛。”
毛泽东听了，诙谐地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要还多少，我也算不清。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章含之无语可答。
毛泽东又认真地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第二天，一位秘书又给章士钊送去两千元。当时他正住在北京医院，双手颤抖地接到这份礼物，激动地对家人说：“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怕我好面子，不肯要，故意说是还钱，还利。”

[1]　见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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