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春天，东京牛坮区还是一片低矮的旧民居，因为房租低廉，所以中国留学生大多聚居于此。章士钊东渡后，与黄兴同住若宫町 27号番地。他已完全抛弃了自己早年高喊的“废学救国”的主张，进入东京正则学校专攻英语，准备到西方“苦读救国”。
时光荏苒，又到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留日学生纷纷入会，章士钊对暗杀、暴动之类失败的教训犹存，又亲眼看到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进步与繁荣，认识到教育的重要。对早年自己“废学救国”的主张感到十分幼稚，认为自己是一介书生，唯有苦读救国，所以任凭张继如何劝说，如何责难，也不肯加入同盟会。
这时，大哥章太炎刑满释放，也来到东京。他一听急了：“行严当世奇才，他不革命，是吾侪事业的一大损失！”在太炎的主持下，朋友们将章士钊诱至一间房内，突然反锁其门，告知如他不署名加入同盟会，就不放他出房间。章士钊又恼又气：“这个章疯子发疯发到日本来了！”就是不答应入会。这样相持了两昼夜，章太炎失败了，只得腼腆地将章士钊请了出来，陪酒谢罪。
太炎黔驴技穷，就与弟兄们商议。张继说：“大哥何不用美人计？”并推举吴弱男可当此任。
吴弱男确实是女界领袖，她是清军名将吴长庆的孙女，身材高大匀称，演说和笔头均风头甚健，是同盟会中坚，平日眼空无物，很少有男子能得到她的青睐。章太炎依计专程去拜访她，请她说服章士钊入会。没想到，心高气傲的吴弱男竟应允下来。
以后事态的发展堪称“意外之意外”。说客吴弱男一接触章士钊，即堕入情网，几个回合下来，竟反为章士钊所说服，自己也疏远了同盟会。同盟会中人都笑章太炎迂阔，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黄兴摸着浓密的胡须，笑着劝慰大家：“既已将弱男赔了进去，也就算了。我深知行严的性格，敢保他忠贞不二，决不会妨害革命的，大家尽管放心好了。”^[1]
在此期间，章士钊受聘实业女校，教中国留学生古文。他用学习到的英文文法，讲解《古文辞类纂》，深受学生欢迎。于是他将讲稿整理成册，名为《中等国文典》，寄回国内出版。
1907年4月，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在上海出版后，收到稿费，便用这笔钱，从东京径往英伦留学。吴弱男随后也到英国，他们在伦敦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婚礼。
1911年春天，同盟会会员云集广州，3月29日，黄兴、赵声、林觉民等同盟会员，在广州起义，进攻总督署，失败，烈士们血洒黄花岗。黄兴负伤后退走香港。
消息传到英伦三岛，以一种悲壮震撼着留学生的心灵，他们都痛心疾首，长歌当哭。杨守仁深受刺激，竟至蹈海而死。
章士钊沉默寡言了。平时，他仍然钻研逻辑学和法学，经常写一些政论文和欧洲通讯，投寄给北京《帝国日报》和上海《民立报》。
同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回国途经伦敦，鼓励章士钊回国参加革命。章深受鼓舞，放弃即将得到的硕士学位，废卷东归。
到上海后，章士钊不是同盟会员，而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编。上任之初，他就给自己定下办报宗旨，即“务持独立二字不失”。这年7月，他发表社论《政党组织案》，认为一个政治组织先要有纲领，然后才产生政党。而当时所有的党，包括同盟会在内，都不符合这一要求。主张将国内所有的党全部破坏，然后再根据各方面的政见，在“政见商榷会”中，就正负两方面的政策分为两党，共同参与政治、管理国家。这个名震一时的“毁党造党说”使得舆论大哗。同盟会内的急进派纷纷著文批驳，并质问于右任，为何用此非党人士主持党报？不得已，他就辞去了《民立报》的主编职务。
这时，袁世凯派人请章士钊赴北京，企图利用他在帝制立法方面做工作。于是章士钊来到北京，住进了袁世凯为他准备的锡拉胡同寓所。
锡拉胡同的房子是一套宽敞整洁的四合院，袁大总统派来服侍章士钊的有四人：随从、黄包车夫、门房、烧饭老妈子。一连两个多月，袁世凯隔三间五地请章士钊陪宴、听戏，分手时总执手询问生活上还缺乏什么。半月前，受大总统授意，教育总长范源濂来拜访，提出拟委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长。章士钊以自己资历尚浅，而北大宿儒济济、名人多多为理由，坚辞不就。这一切，都是使章士钊心中暖烘烘的。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受恩不报非君子，他开始考虑大总统多次提及的中华民国宪法问题了。
然而，近几天却有两桩事使章士钊不安和忧虑。其一是在前晚听戏后，袁世凯和他深夜在暖香阁促膝谈心，袁一时高兴，谈起帝制，竟井然有条，听得出已早有准备，这是使章士钊吃惊不小、失望甚巨的。
其二是接吴弱男来信。出人意料，弱男对袁氏的种种礼遇不以为荣，认为大丈夫若依仗妻家势力，而沽取名利、显荣于世，叫作“裙带官”，这是可耻的。而且袁氏形迹初露，尚须考察，不要玷辱了党人的名声。
一天中午，袁世凯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宴请章士钊。杯觥交作之际，秘书拿着一份电报，匆匆进来报告：“大总统，上海急电，农林总长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身亡。”
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大家颇感震惊。章士钊尤觉伤感。他和“桃源渔父”宋教仁是朋友，早在英国阿伯丁大学求学时期，他在北京《帝国日报》发表的关于民主立宪方面的文章、在《民立报》发表的欧洲通讯，就被宋所剪集，装订成册，大家都戏称“章士钊是宋教仁的灵魂”。想不到他竟然喋血上海车站，算来今年才32岁啊！
就在章士钊悲恸欲绝的时候，袁世凯却显得很得意，喝酒吃肉，杯箸不停。因在座都是袁的亲信，大家说话也就毫无遮拦。孙毓筠问道：“大总统，宋教仁死了，舆论方面如何引导呢？”
袁世凯阴险地一笑：“就说是黄兴所为，他要和宋教仁争当总理嘛。在报上捅个消息出去，说头一天，黄与宋在上海同孚路黄宅议事，两人为争当国务总理吵了一架。这个理由，老百姓会相信的。一石二鸟，哈哈哈！”
这些话象一柄柄冰冷的利剑，直插章士钊的心胸！他脸色大变，在袁世凯及周围的人们的猜忌的目光下匆忙离席。
第二天上午，孙毓筠来了，带来一份谴责黄兴、拥戴袁世凯的申明，要章士钊签名。章士钊看完，告以“实难从命”。孙毓筠就冷笑着走了。
章士钊看透了袁世凯的险恶用心，他觉得危险正一步步向自己紧逼而来，于是他乔装逃出寓所，连夜乘车回到上海。
1913年，无论对于中国，抑或对于章士钊，都算得上是多事之秋。 3月，章士钊从北京只身南逃，到上海后，拜会孙中山与黄兴，痛揭袁世凯劣迹，积极主张用兵讨伐。为增强实力，孙中山即命他去说服粤汉铁路督办岑春煊，联合起来共同讨袁。岑春煊应允后，孙、黄又命他马不停蹄，与岑到武昌联络黎元洪。黎元洪当时任鄂军大都督，又与章太炎投分甚深，人称“黎菩萨”。但他却不肯加盟反袁。章士钊向他指出袁有称帝之野心时，黎却大不以为然，说：“敢以百口保之。”7月，孙中山任命章士钊为讨袁军秘书长，由他起草了讨袁宣言^[1]。后来他随黄兴到南京主持军务。当时革命军兵力十分薄弱，只剩下兵员不足的一个师，韩庄败退，强敌迫近，败局已定。黄兴自杀不遂，在日本友人保护下，出走东京，二次革命终于失败。吴弱男与章士钊商量：“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非逃即降，降则为帝制派，逃则为民党。决计不能留在这里。”于是章士钊将弱男留在国内，只身再次流亡到日本。
在日本，中国革命党人十分活跃。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了中华革命党后，就着手筹办《民国》杂志，以为喉舌，准备东山再起。为此由胡汉民出面，黄兴在一旁敲边鼓，请章士钊出来主持。章考虑到自己不是党员，恐怕过去《民立报》之事又在东京重演，还是婉辞了。然而，黄兴既固执又讲义气，硬要他再办一个刊物，一应经费不用担心。盛情难却，他也就应允了。因这年是农历甲寅年，故以“甲寅”作为刊物的名称。又因寅年在十二支中属虎，所以在封面上绘有一虎，时人称之为“老虎报”。“老虎报”一跃向社会，就虎虎生威。他在创刊号的“启事”中就揭橥反袁旗帜，申明该刊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5月创刊以来，他自己先后发表了《政本》、《学理上之联邦论》、《帝政驳议》、《共和平议》等政论文，以逻辑性强，文法严谨为人们推重，受到舆论的好评。
到1914年年底，《甲寅》已经出了四期，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的加盟，一期比一期精彩，成为了二次革命后最具影响力的刊物。其论调既无“华夷文学”的自大狂妄，又无“策士文学”的浮躁空泛，而且文字组织上又无形中受了西洋方法的影响，使读者格外觉得精密。主持笔政的章士钊踌躇满志，同时他与一位日本大佐夫人相恋，已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很快为大佐侦知，来信要求与章士钊决斗。
章士钊忙与陈独秀、苏曼殊商量。独秀、曼殊分析了情势与双方力量，叫章士钊尽速回国，以避杀身之祸。大家还议定，以后《甲寅》的印刷、发行两事都交上海亚东图书馆代理。
第二天，月黑风高，章士钊形单影只，从横滨搭轮归国。
章士钊从横滨搭轮归国之际，神州大陆风云变幻，龙争虎斗。在喧天震地的锣鼓声中，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公然宣布恢复君主制度，自称皇帝，正式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最为短命的封建王朝。
然而，中国人毕竟是经历过一场大革命，袁世凯在北京登上“洪宪皇帝”的宝座只有12天，年轻的湖南将军蔡锷便在云南以护国军的名义，发动了讨袁运动。一呼百应，护国讨袁，一时轰动全国。
1916年春，一艘远洋客轮劈开翻滚怒涛驶向东瀛。曾经担任过四川总督、福建宣慰使的岑春煊在两广策动桂系军阀陆荣廷讨袁，因缺乏军械，邀约章士钊一起东渡日本，求取外援。
一路风寒，岑春煊和章士钊抵达东京，自有岑的一班部属、朋友和章的一些革命家、留学生朋友迎接照应。他们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努力。拜谒一个个元老、阁员、政要，向他们介绍中国时局，剖析利害，展望前景。日本政府眼看袁世凯即将倒台，终于改变了策略，支持南方反袁派，供给了岑春煊一百万元和两个师的炮械。
岑春煊求得日援，有钱有势，被陆荣廷等拥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
1916年5月18日又在肇庆成立护国军政府，岑为副抚军长，兼摄唐继尧抚军长的职务，章士钊被任命为军务院秘书长。其时他36岁，雄姿英发，成为岑的智囊，运筹帷幄，极尽股肱之力。
7月，军务院撤消，章士钊以参议员资格留居北京，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兼做教授。1918年5月，南方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去职，改组了广州护法军政府，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岑上台后，当然不忘智囊，急电召章南下，而且人还未到就在报上公布，委任他为秘书长。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章士钊放下学术研究，去广州就职秘书长。次年2月，广州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媾和，在上海举行和会，章士钊被任为南方和议之分代表，随唐绍仪赴沪出席会议。
10月，孙中山联合唐继尧，迫使岑春煊下野。章士钊是岑的得力助手，也被广州非常国会以附逆名义开除其参议员资格，而随岑下台^[1]。
总之，在政治的旋风中，章士钊起伏翔落，饱尝了甜酸苦辣，世态炎凉……。
俗话说：“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政坛失意的章士钊又回到北京。他独坐书斋，检讨得失，对于自己曾经鼓吹过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是否能在中国行得通，表示了深深的怀疑。
1921年2月，得黎元洪的资助，41岁的章士钊携夫人吴弱男和三个儿子作欧洲之游，他打算对欧战后的西方政治进行考察。
在欧洲，章士钊会见了著名学者威尔斯和社会学家潘蒂。根据潘蒂的思想，他用英文写了一本小册子《职业救国论》，主张复兴农业，反对自由贸易。他认为：

欧洲者，工业国也。工业国之财源，存于外府，伸缩力大。国家预算，得出以为入。故无公无私，规模壮阔，举止豪华。一一与其作业相应，无甚大害。而吾为农国，全国上下百年之根基，可得以工业意味罗之者，荡焉无有。无有而不论精粗大小，一为工业国之排场是鹜。衣服器用，起居饮食，男女交际，社会运动，言必称欧美，语必及台赛。由放依而驰骋，由驰骋而泛滥，变本加厉，一切恣行无忌。此在国家，势不得不单外债，鬻国产，以弥其滥支帑金之不足；在私人，势不得不贪婪诈骗，女淫男盗，以保其肆意挥霍之无尽。

这本书当然有不少保守之论，但确实也触及了中国社会的弊端，其中也不乏独到之见，是作者西游踏勘之心得。
这部书稿托人带给潘蒂看过后，寄回国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对“农业之国”产生兴趣，他还设计了一个新湖南的发展方案，准备回国后付诸实践。方案草成，已近午夜，章士钊挑灯不寐，兴奋之至，写了一首《草新湖南成，放歌》，在诗中，他呐喊道：

湘人勤俭宜于农，立国舍此宜何宗？吾国文明本农化，更有何居足方驾？因此湖南人，共赴湖南役。新招宋玉魂，重展贾生策……^[1]

1922年秋，章士钊携眷返国。同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他想以此为基地，为实现基尔特主义的农治理想造就人才。然而10月，北京发生曹锟贿选总统的丑闻。章士钊当时是参议员，他不肯受贿，用他自己的话说，“愚念吾湘三千万人见推之重，未敢自贷”，便南下到上海，重操旧业，受聘于《新闻报》任主笔。

[1]　程敏：《大漠荒荒》，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1]　白吉庵：《风雨沧桑九二春》，《人物》1985年第3期。
[1]　见白吉庵：《风雨沧桑九二春》，《人物》1985年第3期。
[1]　转引自程敏：《大漠荒荒》，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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