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张治中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他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竭智尽忠，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9年10月1日，张治中在给台湾故旧的广播稿中写道：“现在我不可能也不想缕述十年来祖国的惊人成就，我只提出某些我们过去梦想不到，而你们现在还不能设想的二、三具体事例谈一谈。在旧中国从1889年李鸿章在开滦建立第一对近代矿井起，到1948年整整60年间，总共不过生产了10亿吨煤炭；但1958年一年的煤炭产量就是2.7亿吨。旧中国从1865年修筑第一条铁道——淞沪铁路起到1931年只有1.4万公里的铁路，到1949的包括日本人侵占时期修筑的铁路在内只有2.1万多公里；而到1958年底，仅铁路的通车里程就增长到3.2万公里。再如就教育发展的情况来说，拿1958年各级学校学生人数与解放前最高年份相比，高等学校学生66万，增长3.3倍；中等专业学生147万，增长2.8倍；中学学生852万，增长4.7倍，小学学生8600万，增长2.6倍；幼儿园儿童3000万，增长230倍。只就以上这几项成就来说，这是多么快速巨大的发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十年来我走过的地方不少，看到的东西也很多，祖国的伟大建设是那样日新月异，真是奇迹般的发展和进步，使我不禁引起衷心的喜悦和兴奋。”^[3]

张治中热爱中国共产党，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推心置腹，肝胆相照。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也十分尊重，把他看作可敬可信的诤友。他们之间互相信赖，真诚相处。建国初期，毛泽东工作非常繁忙，还多次到张治中家探望，有时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50年代，张治中是毛泽东家中的常客。1952年山东胶县送给毛泽东三棵特大的大白菜，毛泽东分送给张治中一棵。张夫人用秤称一下，足有二十七八斤，舍不得吃，用沙土栽在一个特大瓷缸里，摆在客厅几个月，看见的人都啧啧称赞。张治中同周恩来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每年张治中都要请周恩来吃饭欢聚，周恩来虽日理万机，总是抽空相会。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陈毅、彭真、习仲勋等都同张治中经常交往。他们之间政治上相互信任，相互关怀。毛泽东、周恩来工作繁忙，经常通宵不眠，所以他有时和毛、周相遇时，总是亲切地问候：“您昨晚到底睡觉了没有？”1958年3月张治中把1950年旧作《六十岁总结》一文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复信说：“一口气读完了，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的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1]

张治中对国家的大政方针、重要方略都深思熟虑，苦心孤诣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他胸怀坦荡，敢陈直言，对国家大事，能够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关于国家的名号问题，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进行酝酿讨论。当时提出许多方案，多数人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议案，但张治中同一些同志认为“共和”本来就具有民主的涵义，二者不需重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行了。结果一致通过。

关于国旗图案，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讨论时，多数人倾向采用的一幅图案是：红底，右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有三根横杠。这幅图案的说明是：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但是张治中和少数人不同意用这一幅，他们的理由是：杠子不能代表河流；杠子在中国人民的传统意识是“金箍棒”，国旗中间摆上三根金箍棒，不好。他倾向采用现在使用的红底加五角星的一幅图案。毛泽东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向大家推荐采用五星红旗。在讨论中有人说：五颗星中，大星是象征中国共产党，四小星是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将来阶级起变化，怎么办？毛泽东敏捷地回答说：把说明更改一下：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大团结。于是大家一致鼓掌通过。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后发表公报，原文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名字，56位委员名字未列上。讨论时张治中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到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同时发表。”毛泽东马上同意说：“好！这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大家一致鼓掌通过。

全国人大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张治中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主张每个常务委员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中共中央领导人同意这个意见，毛泽东将参加视察的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40年来，这已经成为一项传统的制度。有一次，在会议休息室里，有人谈起视察的事，讲到这件事是由张治中建议才实行的。张说，建议视察的范围主席已经扩大了。毛泽东当时用幽默的语调说：“他这个人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1]

张治中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于中共和国家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张治中一旦觉察就能坦率地提出中肯的批评和意见。1959年4月10日，张治中等人视察北京市工作，发现浮夸风、高指标的问题很严重，便在视察后的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1967年国庆节，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张治中被邀请上天安门观礼台。他因为久病，精神已经很差，但他还是坐了手推车由警卫员送上天安门城楼。他见到毛泽东说：“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又说：“现在被打倒的干部超过5％了吧，不是说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吗？”在当时的情况下，敢说这种话的人是很少的，讲话人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2]。

建国以后，张治中始终为祖国的统一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直至他1969年4月去世前留下的遗嘱中，仍把统一祖国作为他的遗愿。1954年，张治中发表《告逃在台湾的人们》的广播，在历述国民党反动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之后，号召逃往台湾的故旧：“只要你们能弃暗投明，就必然得到立功赎罪、既往不咎的宽大待遇。”1958年10月，他在一篇致台湾故旧的短文中，充满感情地写道：“你们离开祖国九年了，人寿几何，经得起几回沧桑巨变？鸟倦尚且知还，人情谁不思乡？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神伤！你们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1] 为了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张治中向战犯战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们纷纷表示：“一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为解放台湾和社会主义事业而贡献力量。”

张治中晚年撰写了一部60万字的回忆录。邓颖超在该书出版时为其所写的序言中说：“《张治中回忆录》是文白先生生前留下的一份自述。这份自述，记下了他在政治、军事方面的种种活动，反映了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生平。”“这份自述，侃侃而谈，娓娓动听，读了使我们看到一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看到了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和基础，也从一个侧面看到我们国家这一阶段的历史风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也指出：“《回忆录》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如果在台湾的国民党人也能读一读这部书，将会从中得到启迪和教益。”1969年4月6日，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职务的张治中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3]　张治中：《解放后十年来政治活动点滴》，《文史资料选辑》第118辑第17—18页。
[1]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1页。
[1]　余湛邦：《天明前后》，《史馆文史资料》第24辑第18-19页。
[2]　余湛邦：《天明前后》，《史馆文史资料》第24辑第18-19页。
[1]　张治中：《解放后十年来政治活动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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