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于1949年1月1日被迫发表《元旦文告》，提出愿意与中共谈判的建议，这就是“战犯求和”。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快地结束战争，减轻人民痛苦，于1月14日发表声明，提出愿意在包括惩办战争罪犯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于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和谈代表团，4月1日赴北平举行和平谈判。

张治中在去北平和谈前，曾到溪口面见蒋介石，对和谈的诚意进行摸底。蒋虽然一再虚伪地表示不会再度出山，愿意终老家乡，但由他暗示形成的“腹案”中就有“不提战争责任问题”、“保持旧军队”、“就地停战”等无理要求，实际上是要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向人民进行反扑。这说明和谈的失败是早就注定了的。张治中对这一切看得十分清楚，在他赴北平前答《新闻报》领导人俞树立提问时就说：“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存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张治中一行抵达北平后，安排住在六国饭店。当晚，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设宴款待南京代表团。从4月2日起，双方通过各种方式交换意见，酝酿协定条款。4月8日，毛泽东会见张治中。当张走进双清别墅时，毛泽东满面笑容地迎上来同他握手，感谢他在重庆时的热情接待。张治中就几个主要问题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关于战犯问题，张治中说：蒋介石已下野，一切交李宗仁主持。他愿意终老家乡，终生不但任国家职务。为便利和谈，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列入条文。毛泽东表示可以宽大处理。这就是后来写入《国内和平协定》的：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幡然悔悟，确有事实表现，有利于推进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关于联合政府问题，张治中提出可按重庆政治民主化和达成的协议办理，国民政府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毛泽东表示：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大家都跑了。

关于今后建设，张治中表示：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能遵守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进行建设，愧对国家和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毛泽东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进入富强和康乐的境地^[1]。

经过充分酝酿，4月13日，双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正式会谈，达到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事后，周恩来在向民主人士通报和谈情况时曾说：“《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南京代表团和我们固然是有距离的，但他们有一个概念是好的，即、国民党的失败是一定的，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一定的，他们承认错误，承认失败，因而愿意交出政权，交出军队。”^[2] 正因为张治中为首的南京代表团有此基本态度，所以经过反复协商，终于达成了协议。

黄绍竑、屈武带着《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到南京后，李宗仁召集白崇禧、夏威等商议。白崇禧一看完《协定》，立刻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说完就站起来往外走了。李宗仁则默不作声。随后，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向蒋介石表示，蒋看后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和谈破裂之后，南京政府代表团成员及工作人员中多数倾向留在北平，因为和谈失败回去，不会有好的结果，徒作无谓牺牲，毫无意义。张治中却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和谈破裂，自己已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同时自己是首席代表，任务终了，理应回去复命。所以他在4月22日叫秘书复电南京，请予23日派飞机来，24日回去。周恩来得悉后，当即赶到六国饭店，对张恳切挽留。他说：你们不管回到上海或广州，特务分子都会不利于你们的。还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1] 词意恳挚，温和而又坚决。中共其他各代表也劝张治中等留居北平。他们说，过去南京、重庆和谈破裂后，我们代表并不撤退，以保留和谈线索，现在挽留你们，也是同样的意思。张治中认真考虑了他们的劝告，经过反复思考，决定留下。

张治中留居北平后，内心的思想斗争仍很激烈。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他从黄埔军校的一个入伍生总队长直到西北军政长官，都是蒋对他的重用。那种感恩知遇的封建道德观念在束缚着他。同时他同中国共产党也有几十年的密切关系，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频繁交往，内心深为钦佩。一方面难忘故旧，另一方面又向往光明，他内心十分苦恼。这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等领导人都来看望他，同他恳切交谈，帮助他解开思想上的疙瘩。周恩来直率地对他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有幻想，而不为全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这些话既尖锐，又中肯，也亲切，对张治中启发很大。他经过反复思想斗争，终于丢掉思想包袱，毅然决定留居北平，跟随中国共产党走光明之路。

这时，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电讯，对张治中进行诬蔑、攻击。张在6月27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说：“我再要为关心我的同志们特别指出：这次和谈破裂，在我们国民党内有些人认为条件太苛，类似投降。其实平情而论，这八条原则早为南京政府李代总统所承认的和谈基础，二十四款就是实行这八条原则的具体办法。在谈判期间，我们代表团已经和中共代表恳切磋商，并提出书面修正意见四十余处，被中共接受过半数。如战犯只作原则规定，名单完全不提，就是中共最大让步之一例，并且口头约定，如果南京政府同意签字，还可作文字上的修改。倘我们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于政权更迭的历史常例，则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谁失，非同异国。试想清廷末季，要是没有我们孙先生号召革命，推翻专制，中国不早就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瓜分共管了吗？我们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竟弄到这样地步，也不是偶然的事。当然，我是党的干部，也要负一分责任。所以今日我们就应该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坦然放弃政权，表示一种革命事业成功固不必在我的态度，则人民观感将为我们这种坦白率真的态度而另眼相看，重新评价。甚望我们国民党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能够善用理智，正视现实，以反省自咎的胸襟，作悬崖勒马的打算，悲天悯人，忍辱负重，为军民减少牺牲，为国家多保元气。现在虽未为最晚，实已到了最后机会，万不宜轻忽地听其错过。如果还是昧于人心与大势所趋，继续作毫无希望的战争，其结果徒然损伤了大众，贻害了自己，这是无从索解的！”

“本人虽然身在北平，而心念战区。回想个人的主张，一向力主贯彻革命，实行民主政治。‘九一八’事变之后，力主全国团结，坚决抗战，对国内的问题，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和平。这些，都是大家共见共闻的。目前大局已演变到此，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我们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1] 毛泽东主席在新政协召开前邀请张治中参加新政协并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职务，张治中谦逊地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毛泽东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1] 毛泽东诚恳而幽默的语言，给了张治中以很大的温暖和鼓舞，他写道：“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历程。”^[2]

[1]　《张治中将军》第180页。
[2]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版，第761页。
[1]　《张治中将军》第190页。
[1]　张治中：《对时局的声明》，1949年6月27日《人民日报》。
[1]　《张治中将军》第194页。
[2]　《张治中回忆录》（下）第8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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