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者话
张云逸，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并任红七军军长。他文武兼备，有儒将之风，既会指挥打仗，又善于做统战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建国后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兼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一
张云逸，原名张运镒，曾用名张胜之，1892年8月10日诞生于广东省文昌县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的一个贫苦农家。其父张景琚是一个诚实正直的农民，母亲邢氏，勤劳俭朴、和蔼善良，有子女六人。
张云逸是家中的长子，很小就参加各种家务劳动。七岁进本村长发小学读书，12岁考入头苑乡启明高等小学学习。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更加困难，无法再供他继续升学，他便在家里参加劳动和自学。有一年，在广州当军官的同乡赵士槐回家省亲，看到张云逸聪明好学，劳动勤快，便答应了张云逸四叔张景起的请求，把张云逸带到广州当他的勤杂工。1908年，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招生，张云逸在赵士槐的支持下报名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在陆军小学学习期间，张云逸和少数爱国学生秘密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夏，他离开陆军小学投身辛亥革命，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担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1912年，张云逸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1914年，他从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被派到海南杨锦隆部队任排长，后升任连长。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称帝。张云逸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积极参加反袁斗争。1921年至1923年，张云逸任广东香山护沙营营长。1923年至1924年，他调任广东揭阳县县长。随后，又到广东军队许崇智部任旅长。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张云逸所在的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张云逸参加了北伐战争。由于他作战英勇，被任命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第四军中的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中冲锋在前，不怕牺牲的精神，使张云逸受到极大的教育，中国共产党的彻底革命纲领，使张云逸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才能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他在党的教育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自己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1926年11月，经王之仁介绍，张云逸在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严重情况下，张云逸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极力推荐和说服张发奎任命共产党员卢德铭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7月，第二十五师驻防江西省九江市。由于他的秘密掩护和大力支持，该师大部分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他自己仍留在四军张发奎部队。不久，他随张发奎部到了广州。12月，在广东的桂系军阀李济深、黄绍竑等，与广东军阀张发奎矛盾日益尖锐。张发奎派张云逸带领数百名军队到海南岛，代替黄镇球任琼崖司令。这时，中共琼崖特委正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准备领导海南各族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夺取琼崖政权。张云逸按照党的指示，计划到海南岛后，进行里应外合，配合海南党组织夺取琼崖政权。但在关键时刻，张发奎在海南岛的驻军某部副团长叶肇被桂系军阀收买叛变。结果，张云逸带领的队伍一上海南岛即被缴械，夺取琼崖政权的计划未能实现。张云逸只身脱险后，经广州取道香港到上海寻找中共组织。
二
192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准备派张云逸和一批共产党员到苏联学习。在他快要动身的时候，国内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一场新的军阀混战正在酝酿。根据这个新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到广西去开展革命工作。
1929年春，第一次蒋桂战争结束后，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被迫下野。同年7月，俞作柏就任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绥靖司令。俞作柏、李明瑞在大革命时期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情革命，他们掌握政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请求中共派干部来广西工作。中共中央为了发展广西革命力量，派邓小平为代表到广西做上层统战工作和领导广西全盘工作。
1929年5月，张云逸根据党的指示，从上海到达香港，同当地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负责同他接头的叶季壮，为他开了到广西去的组织关系介绍信。随后，他就从香港到了广州。当时任广东省海军总司令的陈策，是张云逸过去的好朋友，辛亥革命时，他们同是炸弹队的队长。张云逸到广州找到了陈策，陈只知道张云逸在北伐时是张发奎的部下，但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因此，陈策为张云逸写了到广西去向俞作柏找事做的介绍信。张云逸遂于7月间顺利地到达南宁，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做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工作。
俞作柏、李明瑞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支持下，把共产党派来的干部安排到他们的军政机关中任职，释放和任用了被桂系军阀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逮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解散了被反动派把持的国民党各级党部，逮捕了一批桂系军阀在地方政权中的反动骨干分子，下令开放工农群众运动。共产党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展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
中共通过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共产党员俞作豫，促成李明瑞开办了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张云逸任教导总队的负责人。一个多月后，他又兼任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的大队长。为了把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这两支旧军队改造成为新型的革命军队，张云逸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坚定、果断的措施，使这两支军队的面貌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他紧紧地掌握了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的领导权。教导总队是由李明瑞管辖下的三个师抽调来的班、排长组成的，全队有一千多人，设有三个营九个连。张云逸任教导总队负责人后，根据共产党的指示，把广东和广西中共党组织派遣来的工人、学生党员大部分都安插到各连里当干部和学员，使九个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由学员中思想比较进步的人担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是李明瑞回广西后，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的，成份复杂，纪律涣散。张云逸兼任大队长后，呈请李明瑞将共产党员李谦委任为副大队长，随后，张云逸又在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各个连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支部，形成党的秘密领导核心。对于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中的反动军官，张云逸分别采取“升迁”和撤换两种办法，来剥夺他们的实际指挥权。这样，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的各级领导权就完全为共产党所掌握了。
其次，开展士兵运动，充分发动群众。张云逸在第四大队中成立士兵委员会，对广大士兵进行民主教育，发动他们起来揭发反动军官的罪恶，使广大士兵的觉悟迅速提高，更加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张云逸还在党内强调，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处处作群众的榜样。他自己身为少将级军官，却毫无架子，和士兵打成一片，许多士兵有话都愿意和他谈。通过和广大士兵的接触，党组织及时了解士兵群众的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并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队伍。短短的两个月里，教导总队即发展了三百多个新党员，占全总队人数的1/3；第四大队也发展了许多党员。
第三，从组织上增加工农成份的比例。特别是在第四大队，由于大量吸收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军，使部队在一个月里，就从原来的1000多人扩大到2000人。
在张云逸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体共产党员的紧张工作，几个月后，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从而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后来的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
三
1929年九十月间，俞作柏、李明瑞不听中共的劝告，仓促决定与张发奎联合反对蒋介石，率领军队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中共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大胆发展革命力量。张云逸根据党的决定，以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是新建部队，没有训练好和需要保卫后方为理由，向俞、李提出让这些部队留守南宁，维持后方治安。俞、李同意这个意见，只从教导总队调走三百多人回各师去，并委任张云逸兼南宁警备司令。张云逸便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
俞作柏、李明瑞的部队出发后，张云逸根据党的指示，把第四大队的一个营派到右江地区，准备今后的工作；第五大队也派出一个营到左江去作准备。十多天后，俞、李的反蒋斗争失败。消息传来，在教导总队中引起很大骚动，加上一些坏分子的煽动，许多人闹着要回原部队去。当晚，张云逸召集中共各支部的干部开会研究对策，决定第二天分小组开会，党员参加到各小组去，揭露坏分子的阴谋，宣传革命的光明前途，争取大多数人站到共产党这边来。经过一天的辩论和斗争，少数坏分子孤立了，大部分人认清了是非，解除了顾虑，愿意跟中共到右江去干革命。但仍有一些人要走。为了进一步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张云逸在小组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又召开了教导总队全体学员大会。他在会上讲话，指出革命是光荣的，反革命是可耻的。每一个人要走什么道路，应当慎重地选择。他对大家说；“有些同学还是要走，这也可以，我们革命部队是由有革命觉悟的人组成的。现在就站队，愿意跟我们去右江继续革命的，站在这边，愿意去投降反动派的，站在那一边”
[1]。重新站队的结果，愿意跟随共产党到右江的，有一百多人，加上三百多名党员，一共八九百人，坚决要走的是一些反动军官、兵痞和坏分子，只有一百人左右。
接着，张云逸根据党的指示，组织部队和民工，把省军械库里储存的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关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搬上了汽船，由邓小平率领党委和在地方作秘密工作的同志及警卫部队，溯右江而上。张云逸带领着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俞作豫等带领第五大队到左江去。这样，几千人的武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天之内胜利撤出了南宁，到左右江去开辟革命根据地。
10月22日，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到达百色。邓小平在百色召开党委会议，决定公开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进一步发动群众，整顿和补充部队，组织和武装群众，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会议还决定利用旧有的督办官衔，宣布张云逸为右江督办。
会后，张云逸坚决贯彻党委会的决定。首先，在部队中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虐待士兵，惩办了一些一贯克扣军饷、打骂士兵的反动军官。这些措施大大推动了部队的民主改革，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接着，将部队分散到各地，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还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领导群众开展对地主恶霸分子的斗争，没收其财产分给群众。在部队和地方党的共同努力下，右江地区的工会、农会组织恢复了，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群众政治觉悟大大提高，纷纷报名参军，部队迅速壮大。张云逸还以右江督办的名义，通知右江各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交，为武装起义准备了经费。
右江地区的地主、豪绅对此十分仇恨。他们到南宁去勾结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到右江驻防，以对付革命群众运动，企图消灭革命武装力量。10月28日，张云逸以右江督办的名义，“邀请”第三大队头目熊镐到百色“商谈防务”，在宴会上捉拿了熊镐。与此同时，张云逸等又秘密调集恩阳、奉议等县农军配合驻平马的第四大队的一个营，向第三大队发动攻击，将其全歼，粉碎了敌人妄图扑灭右江革命烈火的反革命阴谋，为举行百色起义扫清了障碍。
1929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左右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创建红军的指示传到了百色，中央颁给了红七军的番号并委任了负责人。邓小平召开党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经过讨论，决定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带领一部分干部到左江地区去部署龙州起义事宜，随后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张云逸则领导右江地区军民加紧继续进行百色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12月11日，在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的领导下，百色起义胜利举行。这天一早，百色城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部队集合到广场上，庄严宣布起义和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布了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为参谋长。接着，身穿灰色新军装、衣领上系着红带子的红军指战员，排着整齐的队伍，走上街头，欢呼起义的胜利；工人、农民和学生挥舞彩旗，欢声动地庆祝自己的解放。这一天，还在平马召开了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雷经天任主席。
红七军诞生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百色、东兰、凤山、恩阳、奉议、恩隆、恩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凌云等县也相继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和赤卫军。
百色起义前，李明瑞从龙州来到百色，邓小平、张云逸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他表示愿意留在革命队伍里工作，随即返回龙州，参与领导龙州起义工作。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爆发，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俞作豫任红八军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随后，左江地区的龙州、宁明、上金、明江、崇善、左县、雷平、养利、凭祥等县也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红七军、红八军的诞生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创了广西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它给了广西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给灾难深重的广西各族人民带来了希望。
四
面对左右江地区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广西反动派惊恐万状。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经过密谋策划，于1930年二三月间，调集大批反动军队向左右江地区发动猖狂进攻，妄图把革命军队和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2月4日，敌以五个团的兵力向右江根据地前线城镇隆安进攻。当地只有红七军第一纵队部和一个营，情势非常危急。张云逸和李明瑞带领红七军主力，从百色、果化等地日夜兼程赶赴前线，6日到达隆安城外，立即投入战斗，使守城部队得以冲破敌人的重围转移到城外。由于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张云逸和李明瑞在取得了消灭敌军五百多人的胜利之后，带领部队撤出战斗。接着，红军又在马鞍山、亭泗战斗中予敌重创。隆安、亭泗战斗后，张云逸和李明瑞带领红七军指战员到东兰、凤山一带休整。敌军占据了右江沿岸城镇。
3月初，张云逸等红七军前委领导人在凤山县盘阳乡召开会议，总结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计划。为了扩大红七军的政治影响，避开敌人主力的锋芒和在游击战争中消灭敌人，前委作出红七军主力到外线出击的决策。3月底，红七军第一、二纵队进驻河池县。随后，张云逸和李明瑞带领第一、二纵队到广西、贵州边境进行游击战争，韦拔群等率领第三纵队留在右江，保卫和建设根据地。邓小平到中央汇报工作后，于3月底回到东兰武篆，同韦拔群一起领导右江的土地革命。
4月上旬，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第一、二纵队占领了怀远镇。在这里召开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张云逸在大会上讲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剥削人民的罪行，阐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纪律。当地老百姓眼见红军指战员爱护群众，秋毫无犯，高兴地说：“红军对老百姓很好，张军长的队伍非常和气，没有官架子。反动派的宣传是假的。”
[1]4月30日，张云逸率部到达贵州的榕江城外。榕江是贵州军阀的后方，囤积着许多军需品。当时贵州军阀正与湖南军阀在湘黔边境打仗，城里只有一个副师长带领六百多人武装防守。红军到达这里后，立即发起攻城战斗。敌人凭借优良的武器和坚固的城墙进行顽抗。红七军军部提出了“攻下榕江，纪念五一节”的战斗口号，张云逸、李明瑞亲临前线指挥，我军士气高昂，反复猛烈冲击，终于在当天下午攻克榕江。5月1日，红七军召开万人群众大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张云逸在大会上讲话，宣传共产党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中国工农红军要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主张公平买卖，保护商业交通。会后，又把没收地主官僚得来的衣服、粮食等分发给贫苦人民。红军在榕江战斗中缴获了几门大炮、600支步枪、10多万发子弹、1部电台及其它军用品，并筹得军饷数万元。部队在榕江休整几天之后，即回师右江，于5月上旬在河池同邓小平等会合。
6月初，张云逸和李明瑞率领红军攻打百色。这里自2月被敌人占领后，已成为桂系军阀在右江的一个反革命大本营，四处碉堡密布，炮台林立。红军抵达百色城外，先以山炮、迫击炮轰击，而后一、二两个纵队齐头并进，向敌人穿插迂回，摧毁了敌人城外的据点和许多小碉堡，侦察人员已经进入市区。但是，敌人依仗城北山上的一个大碉堡进行顽抗，战斗直到第二天下午仍未解决。张云逸、李明瑞等亲自到离敌人很近的山顶上观察敌情，研究新的作战方案，命令把山炮拉到离敌人只有五百米远的山顶上来进行平射，同时命令一个排在敌人碉堡二百米远的死角处埋伏待命。当李明瑞总指挥亲自瞄准、亲自开炮，连续两炮打中敌人大碉堡时，埋伏的红军部队立即突起进攻，消灭了大碉堡里的敌人，所有部队分路冲进了城。这次战斗消灭敌军三百余人，缴枪三百多支，敌团长岭建英化妆坐船逃走。百色城又重光了。
收复百色后，张云逸等率部乘胜前进，连续解放了右江沿岸的恩隆、思林、奉议等县。随后，红七军前委决定在右江地区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同时加强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建设。经过3个月的努力，土地革命得到深入发展，红七军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亦进一步提高。根据地农民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和赤卫队，红七军的力量空前壮大。
五
1930年9月24日，中共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但是因为交通阻滞，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未能及时传达到右江革命根据地。10月，张云逸等依照中央代表邓岗传达的六月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将红七军第一、二、三、四纵队分别从平马、东兰等地调到河池。11月7日，在邓岗的主持下，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河池召开，按照中央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小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然后夺取广州，以保证全国红军首先夺取武汉的命令，通过相应的决议，提出了“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错误口号。会议改选了红七军前委，会后，红七军集中整编，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李明瑞任总指挥。原四个纵队整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红八军第七纵队剩下的几百人从龙州经过艰苦转战到达右江，在河池也编入了红七军。
11月中旬，张云逸等率红七军第十九、二十师从河池出发，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部队在东进中占怀远，攻四把，打长安，大战武岗城。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红七军攻打敌人重兵据守的城镇，连遭挫折。特别是在广西的长安和湖南的武岗等地进行的长时间的攻坚战中，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张云逸和广大指战员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不满与日俱增。1931年1月2日，红七军进占全州县城后，召开了军前委会议，少数人仍然坚持攻打桂林的错误主张。邓小平、张云逸和前委的多数同志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决定取消攻打柳州、桂林，最后夺取广州的冒险计划。会后，邓岗、陈豪人离开红七军去上海。邓小平主持召开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会议，分析形势，统一大家的认识。随后，红七军前委带领部队沿湘桂粤边界前进，准备到中央苏区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汇合。
1931年1月，部队离开全州，经湖南的道州、江华，到达湘桂边界的桂岭。在这里，军部根据减员情况，将十九、二十师缩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1931年2月初，红七军在广东乐昌附近的杨溪渡河时，遭到从乐昌和韶关两处赶来的敌军的袭击。邓小平、李明瑞率领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分人员渡过了乐昌河，同敌人展开激战，掩护后续部队渡河。因敌军不断增兵，已渡河的部队被迫撤退，红军被截为两部分，张云逸带领的五十八团一部和卫生队、休养连、供给处等七、八百人未能过河，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张云逸临危不惧，沉着坚定，在敌人封锁了渡口之后，亲自去探索路径。由于敌情极其严重，天色已晚，已无立即渡河的可能，他便带领部队撤退到三十多里以外的山村休息，同时派出人员到梅花村去同地方党联系，争取协助。没有过河的部队大部分是伤病员、后勤工作人员。而要到中央苏区，还有艰巨的战斗任务。必须加强部队的战斗力，轻装前进。第二天清晨，张云逸把部队集合起来，对大家说：“同志们，咱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被敌人消灭，一条是战胜敌人，去找中央红军! 大家看走哪条路好?”几百人齐声答道：“去找中央红军去!”张云逸接着说：“对! 这是唯一的出路! 可是到处有敌人阻拦我们，追击我们，几个连的战斗人员能对付得了吗? 不能! 因此，我希望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战士，都要武装起来，用实际行动告诉敌人：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打不垮拖不烂的!”
[1] 张云逸的话震撼着每个人的心，队伍里立即沸腾起来，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炊事员、饲养员、卫生员、伤病员一个个振臂高喊：“给我枪! 我要战斗!”伤病员把手里的棍子摔掉了，拿起了烈士留下的枪杆。残缺不全的五十八团很快重新组织起来，由黄子荣任团长。张云逸率领这支满怀胜利信心的队伍，又踏上了征程。经过几天的急行军，他们到达乐昌河上游，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密切配合下，终于在乐昌和坪石之间顺利地渡过了乐昌河。
新组建的五十八团进入湘南后，不断遭到敌人的堵截和追击，几乎每天都要在翻山越岭和频繁的战斗中渡过。无论情况如何紧张，每次部队出发前，张云逸都坚持作思想鼓动工作，使指战员明确行军的路线和目标，勉励大家百折不挠地去争取胜利。行军时，有敌情，他走到队伍的前面，了解情况，指挥战斗；无敌情，他走在部队的中间和后面，同干部、战士谈话，鼓舞他们的斗志。他强调在行军中要注意适当的休息，到达宿营地后一定要抓紧时间煮饭吃，以保证广大指战员有充沛的精力行军作战。在张云逸的坚强领导下，部队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朝着中央苏区的方向前进。
1931年2月中旬，张云逸部到达湖南酃县的黄泥潭。这里是红色游击区，有共产党的组织、红色游击队和人民政权。他们热烈欢迎五十八团的到来，纷纷送来吃的、穿的和日常生活用品，游击队员们还主动给部队站岗、放哨，让指战员得到充分的休息。不久，汝城土霸、民团团总胡风璋带领一千多地主武装进犯黄泥潭。张云逸充分利用这里险要的地理条件，把部队隐蔽在有利于伏击敌人的半山腰中。当敌军进入山沟，刚停下来煮饭时，他一声号令，指战员立即像猛虎一样冲下山去，向敌人进攻。红军的凌厉攻势和周围游击队的呐喊助战，使敌人陷于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只用了半个小时，即将敌人击溃，杀伤、俘虏敌人近百名，缴获枪支百余支，而红军无一伤亡。
在黄泥潭休整十多天后，张云逸率领五十八团继续前进，2月底，他们在水口镇与王震领导的湘赣红军独立一师第三团会合，一起向湘赣边区的永新前进。3月中旬，当红军进入湖南茶陵县李家村时，遭到湖南军阀何键部两个团的阻击。敌人占领了两个山头，处于有利位置。张云逸统一指挥五十八团和独立一师第三团，从正面和左侧向敌人控制的山头发起攻击。敌人居高临下，向红军疯狂扫射，战斗十分激烈。红军战士多次奋力向山顶挺进，但因敌军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屡屡不能得手。张云逸毅然作出抽兵迂回敌后奇袭敌人的决定，命令五十八团第四连执行这一任务。四连指战员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迅速穿过敌我阵地间的田坝，攻占敌军控制的小村庄，从敌人的后方冲上山头。在红军前后夹击下，敌军阵脚大乱，迅即溃败。红军乘胜追击，大获全胜。此役歼敌三百多人，俘虏百余，缴获大批军用物品。接着，红军先后占领了茶陵、攸县和酃县，五十八团的威名在湘赣边区大震。
3月下旬，张云逸和王震率领红七军五十八团和湘赣独立师第三团到达中共湘赣省委所在地永新城，受到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慰问的人群络绎不绝。中共湘赣根据地的红军，除独立师外，还有红二十军。会合后，为了统一指挥赣江以西的红军部队，湘赣省委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总指挥，曾炳春任政治委员。
1931年4月初，为了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张云逸指挥五十八团、独立一师和红二十军进攻敌人盘踞的吉安县永阳镇，歼灭了大量敌军。
永阳战斗后，张云逸率部回到永新城休整。随后，经湘赣省委同意，张云逸又带领五十八团南下寻找红七军五十五团。五十五团过乐昌河后，在邓小平、李明瑞的领导下到达崇义。后来前委决定邓小平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部队由李明瑞等率领到达湘赣边区后，也在找五十八团。两个团终于在永新县的天河重新会合。不久，张云逸得了重病，随军治疗和休息。李明瑞代理河西总指挥职务。接着，红七军在永新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了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宣布到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是为保卫与扩大中央苏区而斗争。5月中旬，红七军、红二十军和独立一师在张云逸、李明瑞的领导下，攻打安福县，取得了消灭敌军一个团，活捉敌人800，缴获枪支近千的重大胜利。接着，红七军又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连克茶陵、安仁、酃县、遂川等县。红七军在湘赣边区的对敌作战，保卫和发展了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1931年7月，张云逸和李明瑞奉命率领红七军开往赣江以东，在于都县桥头圩与中央红军会师。从此，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会师不久，张云逸、李明瑞在瑞金北面的壬田寨，受到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的亲切接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民主政府对红七军的战绩给予高度的评价，特授予“转战千里”的锦旗。
六
1931年7月红七军划归红三军团建制。这时，由于张云逸重病未愈，中央任命李明瑞为红七军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
[1]。张云逸服从组织安排，带病工作，当好配角。根据中央要部队分兵发动群众的决定，张云逸曾带小部队到于都打土豪分田地。10月，由于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李明瑞蒙冤不幸牺牲，中央决定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12月，张云逸由红七军调到中央军委，1932年1月11日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最高裁判所委员。1933年5月30日，军委任命张云逸为总司令部一局局长兼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
[2]。在这期间，张云逸还担任过粤赣军区司令员
[3]。张云逸在中央军委一局工作期间，对我军的建设和战略战术的研究作了许多工作。1933年5月和9月，他在《红色战场》上曾先后发表《战斗指挥研究事项》、《大战和小战以及游击战的动作怎样分别》等文，强调指示每个指挥员在接受上级任务后，必须对指挥战斗的有关事项从头到尾进行研究和了解，并作充分的准备，才能做到“胸有成竹”。还说，必须将大战和小战及游击队战斗的不同之点加以研究和区分，否则必然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他特别强调游击战的任务除完成军事任务外，主要是完成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为被压迫工农谋解放；强调游击队的战术是出没无常，游动不定，乘敌不备猛行攻击，无一定的目标，常在敌兵力薄弱处动作，来去无踪，使敌人无从捉摸，向敌人攻击时，要秘密迅速，才能取胜。这些观点，对于反对当时王明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有一定意义。
1933年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他们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为旗帜，在福建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愿同红军停战，联合反蒋抗日。事变前，福建方面曾派代表同红军谈判，10月26日红军代表潘汉年和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根据协定的第一、二、七等条款中关于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双方恢复交通、贸易等有关规定，中共中央派张云逸作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和方方作为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表到福建汀州具体谈判划分边界及交通贸易来往等问题。1933年11月27日，张云逸同福建方面谈判后，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身份同福建人民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陈小航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具体规定》。12月，应十九路军的要求，中共中央派张云逸作为红军军事联络员到了福州。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去，不是要他真正去协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而是要他去拉十九路军的部队到红军这边来。张云逸到福州时，十九路军由于蒋介石的进攻和得不到红军的援助，已经决定放弃福州。当张云逸到福州会见李济深时，李劈头就问：“你们部队什么时候出动?”张云逸回答说：“五军团已经出动，现在到哪里，还不知道，我可打电报去问。”这时，李济深知道红军援助无望，脸色马上变得阴悒。面对他们的悲观情绪，张云逸鼓励说：“红军即使不能赶到，只要保持有生力量，事情还大有可为。第一步可以退到泉州，第二步可以退到漳州。最后，我们背后还有这么大的苏区，不管蒋介石有多大的兵力，也奈何我们不得。”但这时李济深等已无心再图进取，蔡廷锴从前方回到福州后，就布置撤退，很快放弃福州，退到蒲田，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就这样迅速被蒋介石摧毁了。后来，张云逸在《一次重大的失策》一文中总结福建事变的教训时曾指出：由于十九路军领导人的软弱动摇，空喊民主口号，不知道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与广大士兵，其失败早在意料中。但是，假如我们利用这个大好形势，积极帮助他们，使这个从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反蒋抗日力量，得以生存发展，这样，不但是粉碎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关键之一，抗日高潮也会来得更早。可是，由于“左”倾的错误领导，竟把这个有利时机错过，这样就使蒋介石在消灭了十九路军之后，得以驱军南下，继续围攻中央苏区，以致苏区大部沦丧，中国革命战争濒于绝境，不得不进行长征。
在长征中，张云逸开始在八军团任参谋长。八军团在突破湘江的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在黎平整编了部队，五、八军团合编为五军团，取消了八军团番号，张云逸又调回中央军委任军委副参谋长兼一局局长。在此后的长征途中，张云逸协助军委领导同志作组织侦察、部署军事，收容部队等工作
[1]。1934年12月12日，当红军从湖南进入贵州时，张云逸亲自带侦察队进行前站侦察，设法找到几个贵州农民作为红军向贵州进军的向导
[2]。年底，在强渡乌江的战斗中，张云逸随同刘伯承参谋长赶到江边，经过实地侦察，决定佯攻大渡口，主攻上游500米处小道，并利用时机，抓紧架桥。根据这一部署，二师四团在耿飙团长、杨成武政委的带领下，于1935年元旦佯攻大渡口，主攻小道没有成功，入夜又用三个双层竹筏偷渡，仍未成功。1月2日凌晨，张云逸带领红军工兵营来到二师四团，说明当时追踪我军的薛岳纵队已离我军不远，形势危急，军委要求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工兵营归四团指挥，担负架桥任务。他一再强调，如果不能渡江，势必只有背水一战，这对我军非常不利。四团听了张云逸带来的情况和军委的要求后，情绪激昂，纷纷请战，愿作最大牺牲渡过江去，确保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安全渡江。拂晓时，4团以六十多个竹筏强渡，在头晚先行偷渡过江的几个同志的配合下，强渡成功，控制了乌江渡口，接着后续部队胜利地渡过了乌江，并乘胜占领了遵义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引下，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继续进行长征。
长征途中，张云逸同周恩来同在总部机关一个党小组时。虽然战斗紧张，工作繁忙，但他们仍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1935年8月底，红军过了草地来到两河口一带，总部机关的党组织决定利用暂短的休息时间进行一次整顿。在改选党小组长的会上，张云逸提议由魏国禄担任，周恩来含笑说，很好，同意。大家都表示赞成
[1]。对张云逸这种始终以普通党员身份自觉过基层党小组生活的事，后来毛泽东曾在一次会上表扬说：张云逸同志从不以为自己是领导干部就可以不过组织生活，或不尊重职务比他低的小组长，反而处处以身作则，尊重党小组长的工作，带头参加组织生活，向党小组长汇报自己的思想，自觉交党费，执行党小组的决议。张云逸同志是模范共产党员
[2]。
中央红军同四方面军会合后，由于张国焘反对中共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上旬，毅然率中央红军主力组成北上先遣支队（又称“陕甘支队”）北上，张云逸在北上先遣支队中任副参谋长
[3]，协助叶剑英参谋长工作。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1月，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张云逸仍为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
[4]。11月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张云逸被委任为该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参谋长
[1]，协助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工作，具体负责管理后方供给、运输、医院、学校、地方武装及地方兵站等事项。
1936年2月，为了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和原在陕北的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以彭德怀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张云逸为副参谋长，渡河东征
[2]。东征期间，张云逸在后方负责联络、后勤工作。1936年5月初，为了避免全面内战爆发，保存抗日力量，争取国民党政府抗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央决定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在红军西返时，组成了以张云逸为司令员的渡河司令部。他亲自布置，并到黄河边检查、督促，直到认为已完成了渡河的一切组织准备工作后，才电报毛泽东、彭德怀
[3]。由于渡河西返的准备工作做得好，东征红军顺利渡河西返，使陈诚率领的进攻红军的部队扑了空，只好望河兴叹。
[4]为了保卫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进一步争取和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共中央于1936年5月14日决定中央和陕北红军西征。在西征中，相继占领了十余座县城，开辟了九个县的新根据地，张云逸到新占的游击根据地侦察，并将情况电报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为了发展和加强米脂、横山等地的游击战争，使敌不能西进，我须派兵坚决打击和消灭进占宁条梁之敌。他还协助中央调遣部队向宁条梁方面加强侦察警戒
[5]。
1936年12月7日，中央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张云逸为委员
[6]。
七
为了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各界人士，促成全国抗战，中共中央决定派张云逸到华南进行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4月，张云逸离开延安到西安的路上，和周恩来、孔石泉等同行，当汽车行至延安以南的劳山时，遭到国民党组织的武装土匪的袭击。张云逸临危不惧，他一面协助周恩来指挥护送的少数部队还击敌人，一面护卫着周恩来冲出匪徒的包围向密林深处撤退。由于红军援兵及时赶到，匪徒仓惶撤走，张云逸和周恩来得以安全脱险。5月，张云逸不顾个人安危，又踏上征途，从延安到达香港，从事华南的统一战线工作。
为了掩护工作，张云逸将离别多年的夫人韩碧和儿子张远之接到了香港。在港期间，张云逸利用各种关系和场合，对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促进团结抗日。这年11月下旬，主张联共抗日的爱国将领杨虎城从欧洲归来，路过香港。张云逸作为中共中央驻港代表拜访并宴请了他，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希望他经武汉会见周恩来和到延安去，共筹抗日。但杨虎城当时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还认识不足，准备和蒋会见。他从香港到长沙后，就落入特务头子戴笠之手。此后，被长期监禁。解放前夕，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1]。
1937年6月，张云逸由香港到广西桂林从事统战工作。由于得到了在李宗仁手下工作的刘仲容的帮助，张云逸很快就同李宗仁、白崇禧取得了联系
[2]。在6月12日的初次会谈中，李、白表示同意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愿意团结抗战。再次会谈时，李宗仁原则上已同意我党提出的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等主张，并同意由张云逸同桂方几个高级干部具体讨论如何巩固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的具体方案
[3]。这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也因受蒋介石的欺压，自知无力单独抗蒋，想联络各方力量，抗蒋自卫，并派张斯可作代表来桂联络。经李宗仁介绍，张云逸又同张斯可见面会谈。6月13日、16日，张云逸两次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汇报了上述会谈情况。6月2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张云逸，同意他在港桂的活动方针，并指示：第一，应坦白向李、白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介石比前后，则只有失败。第二，我们联蒋也只有在抗日与民主的道路上去推动，他如挑拨内战不仅无益，也不可能。第三，为了扩大蒋在庐山函请谈话的范围，应设法推动粤、桂、港各方政治人物应约前往，并请他们在与蒋谈判中，注意宣传我党的救国纲领：要求开放爱国言论，释放政治犯，召开国民大会讨论救亡任务，大会代表应扩大并由各地团体推出候选人，由国民政府聘任等等。
[1] 张云逸根据这一指示，连日与桂系当局及四川代表讨论，拟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和团结抗战的纲领草案七条，其要点是：巩固和平和统一，实现民主政治，团结抗日，收复失地；充分接纳各方抗日领袖主张，召开国民会议；树立抗日旗帜，扩大抗日宣传；开放民众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开展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国民会议代表名额，应分配于各党派指定；各抗日力量彼此团结互助，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实现抗日，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图
[2]。这几项协议草案于6月26日电报毛泽东后，毛泽东于次日即复电表示：纲领草案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去做，并促请桂方和粤、港、沪各方也努力去做。
[3]七七事变爆发后，张云逸依据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的通电精神及中央指示，对桂系当局及各团体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桂方各抗日团体均同意一致通电抗日。李宗仁经与张云逸面谈后，即同意致电华北及南京中央政府表示支持抗战。四川的刘湘由于屡受蒋介石的欺压，对蒋是否有抗日诚意，深表怀疑，向我方电询对七七事变的主张。张云逸与刘湘派驻桂林的代表张斯可商谈，张斯可表示满意中共做法。他将中共宣言全文转回四川，还邀请张云逸去四川与刘湘详谈。7月13日，张云逸将上述情况电报毛泽东。由于当时华北形势危急，李宗仁要留他在桂林面商对策。因此，他在电报中建议中央最好另派一得力同志去川
[4]。7月14日，毛泽东电复张云逸，强调在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转变政策的关头，此时各方任务应一方面促成蒋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一方面应自己真正的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为了促成蒋的抗战决心，各方应表示诚意拥护蒋及南京政府抗日，不可有牵制之意。毛泽东在复电中告张云逸：中央已派李一氓去川，他不必去了，以后仍来往于桂、粤、港之间。电报具体指示他在桂再工作若干天之后，便请李宗仁介绍去广州，以便对余汉谋做工作，求得他们允许我方在广州设立办事处，赞助抗战，实现国共合作，开放爱国运动。
[5]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云逸在桂林同李、白商谈实现抗战的实际步骤后，于8月到了广州，同广东当局商谈。张云逸向广东当局阐明中共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他们赞同国共合作，实现民主和抗战，停止对我闽粤边区和游击队的包围和进攻，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开赴前线抗战。但粤方只同意停止双方军事冲突，指定我军活动区域；给我们在边区公开和半公开活动等
[1]。后经张云逸多次同余汉谋谈判，余汉谋表示同意国共合作，全面抗战
[2]，允许我党在广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12月，张云逸和云广英在广州筹建了八路军办事处，由云广英担任主任。
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将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电告张云逸等，强调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国民党时刻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全力以屠杀方法拔去它们。这个方法失败之后，现在又想利用抗日题目把它们拔去。中央指出，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应采取下列步骤，达到保存这些战略支点，同时又答复了国民党的目的：一、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必须由中央派人传达方针，各区游击队调动前，邻近周围200里内之驻军保安队，民团应首先调动参加抗日，至少同时调动，往后不能再让部队去；按照附近驻军、民团保留数目，保留游击队数目，以保护原有游击区内之游击队员家属；游击区实行民选制度；土地关系不变；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任何部队移入及破坏游击区。二、国民党首先要把何鸣部人、枪交还
[3]，方能谈判各游击区问题。三、张鼎丞、何鸣、刘英之部原地不动，就地抗战和为保卫游击区及土地而战。四、游击队集中之时，该集中部队的领导及作战指挥，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
[4]。
1937年10月中旬，张云逸奉命去福建向邓子恢等传达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他们乘货船离开香港，经过一昼夜的海上颠簸航行，到达厦门，又从厦门取道漳州转抵龙岩。此前，闽西的共产党和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工委有关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方针政策，已在群众中大力开展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宣传活动，得到了广大群众和地方开明绅士的同情和支持。在同福建当局和驻闽粤军达成的协议中，红军游击队一部分开到龙岩城东之雁石，一部分移驻苏邦，向雁石靠拢。但国民党却趁此散布流言，说游击队“未奉命即驻雁石，企图进攻龙岩城”等等。闽西红军游击队在此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云逸带来了中共中央指示，使邓子恢、张鼎丞感到心里踏实了。张云逸在传达中央指示后说：“中央准备在南方也编一个军，一定要保持我们队伍的独立性，不编给国民党，他要打、就打，不怕他；他要收编我们做不到，不然就再上山和他们干! 当然为了顾全抗日大局，我们还是应该尽量地争取和平。”
[1] 邓子恢、张鼎丞等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研究了当时闽西的形势，明确认识到龙岩专署是在制造摩擦。为了避免不利的形势，决定将驻雁石的队伍撤到苏邦，并向龙岩商会和群众说明，为了和平，团结抗日，情愿从雁石撤到苏邦的道理，揭穿了国民党说我们要进攻龙岩城的谣言
[2]。这支队伍后来组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
张云逸还深入闽西部队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政策。在了解了闽西红军游击队的干部情况后，他对当时担任组织科长的陈茂辉说，当前日本要灭亡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要顾全大局，同国民党合作抗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为此我们要做艰苦的工作，要依靠广大骨干，向干部战士和群众讲清道理，以便改编和集中部队，实现同国民党合作抗日
[3]。
张云逸在福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奉命到澳门迎接叶挺，请他就任新四军军长。叶挺于11月下旬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叶剑英，年底到延安会见了毛泽东，详细商谈了组建新四军的事后，于1938年1月初到南昌。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1938年2月，张云逸奉命再次去福建，同福建国民党政府谈判红军游击队集中北上抗日，在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和追回何鸣部人枪等问题。过古田县时，与国民党县长洽谈了闽东红军游击队叶飞所部第六团北上抗日的问题（该团于同年秋由叶飞率领进入苏南抗战）。23日，他们到达福州，当即与陈仪进行了谈判。经过张云逸的谈判斗争，陈仪同意在福州设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并释放了七八名被捕的共产党员，归还了被国民党缴去的闽中游击队的人枪。2月底，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正式成立。随后，张云逸又从福州到漳州，交涉追回何鸣部的人、枪问题。经过多次抗议、交涉，福建省当局和粤军被迫归还了三百多支坏枪。张云逸还在闽南收集了失散的一百多人、枪，一并带到闽西，交给了张鼎丞。以后，这部分队伍编入了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
[1]。在福建期间，张云逸还到闽北地区动员游击队下山集中。以后他将这支队伍从福建带到安徽岩寺。新四军第三支队的组建工作，就这样在张云逸的辛苦奔波和反复斗争下胜利完成了
[2]。
八
1938年2至4月间，新四军在江南的各支队先后到达皖南岩寺地区集中整训，待命开赴前线杀敌。整训中，张云逸强调治军先治干。他说：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带出什么样的部队，因此，对干部的训练尤要严格。他要求干部保持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艰苦奋斗的精神，搞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实际行动教育战士，反对游击习气。他既重视部队的政治教育，又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认为平时训练多流汗，战时打仗才能少流血。他对怎样投弹、怎样刺杀、怎样骑马等军事技术训练都抓得很严格很具体。经过整训，使部队从过去分散游击、比较自由、散漫的状态向正规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云逸在皖南期间，积极拥护并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他为了支持第一、二支队东进江南敌后，将所率的第三支队第六团调归第一支队领导，自己率领第三支队立即进入皖南前线展开对敌作战，以策应一、二支队东进。1938年10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强令第三支队担任青弋江阵地防务。对这一“借刀杀人”的阴谋，项英不敢严正抗拒。张云逸和谭震林领导第三支队以机动防御方式与敌周旋，先后取得了清水潭、马家元等战斗的胜利，毙伤敌伪三百余人，终于坚持了这个阵地。1938年11月，张云逸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率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无为地区。活动在江北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按照中央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的方针，打了一系列胜仗，于9、10月间攻克了津浦路西的庐江、无为、襄安等城镇。武汉沦陷后，国民党军纷纷溃退，正是我军向津浦路东发展的大好时机，但这时四支队领导人高敬亭却以就地巩固为由，不愿继续东进。12月中旬，张云逸到达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舒城的东汤池，对高敬亭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同时又以坚决认真的态度向四支队广大干部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的东进方针，强调军队要服从党的领导。他还派干部深入各团，做干部、战士的工作。对拥护党的东进方针、如实反映情况而被打击、排挤的干部，张云逸采取了极慎重的态度处理。他一方面向高敬亭说明，军部和四支队都应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干部要求积极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是对的，不应指斥和打击；另一方面动员被打击、排挤的干部回四支队工作，团结高敬亭共同贯彻中央的东进方针
[1]。1939年1月，在张云逸的推动下，第四支队恢复了由于项英的“精兵主义”错误的影响而被解散了的第九团建制，还办了一个教导大队，训练干部，把受过训练的干部派出去搞武装，扩大队伍。
在这期间，张云逸还到驻全椒县大马厂的八团团部，在团党委会上讲话，说明他来江北的任务一是督促四支队东进敌后，直到东海岸边为止，要求八团要团结高敬亭东进；二是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他要求四支队要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指出没有山地，平原也可以打游击，而且津浦路两侧也有山，地势好，可以打游击。因此，要开展津浦路西的游击战争，路东也要先去一部分力量，打开局面，逐步建立路西路东根据地。他还说明，要开展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不行，要建立根据地，没有武装也不行。他指出，国民党不发饷，我们部队没有供给，只靠募捐和没收大户汉奸的财产不行，必须做群众工作，派区长、县长，建立根据地政权，成立税收机构搞税收。在张云逸的推动下，当时八团对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是比较坚决积极的。
[2]1938年12月，张云逸由谭知耕等陪同，到当时安徽省政府所在地的金寨，向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由于张云逸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在国民党军队中尤其是在桂系军队中有较大的影响，因而受到廖磊的尊重。但谈到新四军的活动时，廖磊虽表面上表示支持，实际上却加以限制。说什么，你们没有供给，兵要精，不要多。张云逸说，我们的力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你们为什么要住在大别山，不住在安庆、合肥；蒋介石为什么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就是因为中国的抗日力量不够嘛! 张云逸还说，你们不给我们发饷，发枪，叫我们怎么去同日本鬼子打仗? 你们还限制我们部队在津浦路西30里以内活动，叫我们怎么去开展游击战争
[1]。经过张云逸反复工作，廖磊终于同意以下几点：四支队向淮南及津浦南段活动，在三个月内开拔完毕，留下一部在无为与军部联络；经费由省政府发给，还拨给一些军需服装；同意江北游击总队以地方名义成立，报五战区李宗仁批准。但他仍想限制新四军发展，规定军饷不得就地自筹；要尊重国民党政府的行政系统，不得收缴民枪
[2]，对于双方抗战分区地域的问题，也未解决。
张云逸同廖磊谈判后，为解决经费的具体拨发问题，又去找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章乃器。章乃器答应按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四支队两个团和一个游击纵队的建制发给后来（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下令停发）。
张云逸由金寨返回无、庐地区后，以合法名义，以他从江南带来的军部特务营为骨干，并将无、庐地区共产党领导的一部分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统一整编为江北游击纵队，担负开展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
经过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一再指示和张云逸的一系列工作，高敬亭于1939年春同意率部东进到淮南路东沿线合肥众兴集一带，但以后又停止前进，在高敬亭的错误尚未纠正，国民党又加紧对新四军限制的重要时刻，项英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在4月间，对江北工作作了错误的指示：军事上要控制津浦、淮南两铁路；“政治上以巩固扩大统一战线为主”，“避免单独活动形式”，不宜“单纯”扩大部队等，给张云逸在江北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中共中央及时地批评了项英的这些错误，先后于4月21日、4月24日，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和《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这些指示，给张云逸以很大的鼓舞，在工作方向上也更加明确了。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张云逸先后到四支队各团和江北游击纵队做工作。他再次到八团驻地全椒县的余家圩子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方针，并准备以八团为基础成立五支队，开展津浦路东的游击战争，以彭雪枫部为基础在淮北成立第6支队，同时准备成立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四、五、六支队
[3]。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当时八团和江北游击纵队对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比较积极、坚决。因此，除江北游击纵队仍坚持在皖中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外，八团先在淮南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开展游击战争，站住脚后，以一营和团警卫连及程明远的游击队合组成挺进团，由成钧任团长，于4月进到定远、凤阳、嘉山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一部分过了津浦路东。在张云逸的推动和广大干部的支持下，七团也越过淮南路，进入皖东地区。
4月底，叶挺军长带领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过江北，5月初到达庐江东汤池，5月5日正式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命张云逸兼江北指挥部指挥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为前委书记，统辖江北新四军和江北游击纵队。
6月下旬，根据中央指示，对江北指挥部及四支队等部队成员作了调整。徐海东为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以原四支队的八团为基础，加上十五团和挺进队组建第五支队，罗炳辉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治委员。
为了进一步对桂系驻安徽当局做统一战线工作，张云逸同叶挺于7月7日动身往金寨县。11日、13日，由叶挺、张云逸分别同廖磊会谈。叶挺主要谈军事问题，张云逸主要谈政治问题。廖磊在会谈中，仍企图限制新四军的扩大，指出要少设兵站等。张云逸逐一解释，并向廖磊提出，请他通令各地今后如有与我军关系问题，应向我在该地最高指挥员交涉解决，若解决不了再向上级报告，但情报要确实，我军活动地区，要发动民众抗战，不能无原则地限制我军活动；我军活动地区的民众武装要归我统一指挥；协助我方合理筹备给养；要发8月份补助费等。以上各项廖磊逐一解释后大多同意，只对民众武装归我统一指挥仍有保留。这次会谈，廖磊比较冷淡，但从结果看，双方还有团结的愿望
[1]。
7月15日，张云逸同叶挺返回江北驻地指挥我江北部队作战。新组建的五支队，分三批开往津浦路东，以半塔集为中心，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10月，胜利地伏击了来犯的日军，并占领了来安县城，初步打开了路东抗战的局面，开辟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四支队于7月整编后，在新的支队领导成员率领下，也在淮南路东开辟了以定远的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江北指挥部也于7、8月间从东汤池迁到藕塘大桥三王家。到1939年12月，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7000人。至此，张云逸领导新四军江北部队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广泛发动游击战争的任务。
九
1940年1月，党中央批准张云逸为中原局委员。1939年11月，刘少奇从延安到达皖东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县大桥镇。相继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次第传达了中共中央于1939年11月、12月和1940年1月发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其主要精神是要求整个江北新四军广泛猛烈地向东向北发展，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今后一年内中原局至少发展到十万人枪，同时要发展十倍于正规军的有组织有训练的抗日自卫军。而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以坚决和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豫东、皖东、皖北、苏北等地的大部分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张云逸同徐海东、罗炳辉、邓子恢、赖传珠等江北指挥部和支队领导人，在1940年1月前后根据这些精神和刘少奇的具体指示，对各项工作做了全面的布置，将四、五支队分区展开于路东和路西，抽调干部和战地服务团组成大批民运工作队（组）深入农村、城镇，放手发动群众，组建各种群众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猛烈扩大部队，组建民兵游击队。五支队进入津浦路东后，以半塔集为中心，分兵于周围的天长、扬州、六合、仪征、来安、滁县、嘉山、盱眙等八县开展活动，群众工作，统战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兵力也得到了充实和扩大，粉碎了日军对来安等地的“扫荡”，迅速的打开了津浦路以东的抗战新局面。
[1] 四支队在徐海东的领导下，以藕塘为中心迅速开展工作，根据地发展了，部队也扩大了，群众也进一步发动和组织起来了。12月，当日伪向我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县“扫荡”时，张云逸同徐海东、罗炳辉一道商量研究，决定采取“诱敌深入”，“敌退我进，敌守我攻”的战术，在徐海东的指挥下，于21日取得了周家岗战斗的胜利，共毙伤俘敌军160余人，乘胜收复了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取得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新四军在津浦路西的游击根据地也扩大到定远、凤阳、嘉山、寿县、滁县、全椒、和县、含山等县；四、五支队由原来的七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余人。
1940年1月，国民党皖东专员李本一，先是给张云逸来函，说奉命要将新四军江北部队南调，并指斥新四军向民间勒派粮款，不尊重地方行政系统，组织扩大游击队妨碍征兵等。对此，张云逸于2月23日复函李本一，坚决拒绝要新四军南调的无理要求，并一一驳斥了李本一对新四军的种种诬蔑。他在复函中还揭露了皖东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反共行径，要求其明令制止。
[1]但是，李品仙、李本一不顾共产党的抗议，竟在皖东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欲将新四军江北部队完全消灭。2月底，国民党滁县县长樊公纯率常备队数次向我四支队七团进攻。戴季英奉张云逸令亲赴前方解决，屡经交涉要其退还人枪，均置之不理。李本一还捕杀我军人员数十人及优秀青年数百人。3月4日至7日，李本一不顾我一再呼吁，竟指挥所部第十游击纵队二千余人，配合国民党皖北行署主任兼第十二游击纵队司令颜仁毅率两千人及定远县常备队五、六百人，分三路向大桥我江北指挥部、四支队司令部及后方机关进攻，扬言要驱逐新四军离开皖东。与此同时，苏北顽军韩德勤也忙于调集兵力，准备向我津浦路东的第五支队进攻。刘少奇、张云逸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他们在干部会上说：现在敌人向我们进攻了，这次摩擦仗非打不可。要打就一定打好、打赢，要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了打好这一仗，张云逸同刘少奇、邓子恢、郑位三等组成了领导机关，一连几天，夜以继日地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决定首先集中四、五支队主力于津浦路西反击对我威胁最大而战斗力较弱的地方武装，以求巩固路西阵地，尔后再挥戈向东，击破韩顽的进攻。3月7日，我七团在界牌集附近击溃了由南向北进攻江北指挥部的李本一部，将他们逐回古河。五支队主力及苏皖支队密切配合攻克滁县的施岛集，打掉了滁县的保安队；十四团在北面攻入定远县城，接着又和九团合兵击溃了来援的定远县常备队五、六百人，还消灭了增援定远的颜仁毅部主力于高塘阜，生俘其支队副司令以下数百人。至此，路西顽军主力大部被歼。在十四团占领定远县城以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建立了华中的第一个县抗日民主政权，张云逸以江北指挥部名义委派魏文伯担任定远县县长。几天之后，部队打下了滁县、风阳等一些地区，肃清了这些地区的土顽反共势力，相继成立了凤阳、滁县抗日民主政权，随后又成立了定（远）凤（阳）滁（县）办事处，魏文伯兼任办事处主任。
正当新四军集中四、五支队主力在路西作战时，顽军韩德勤部以一万余人的兵力，从3月21日起向五支队指挥机关所在地半塔集等处进攻。当时，新四军路东部队总共兵力仅约三千人，在半塔集仅五百余人，情况十分危急。刘少奇、张云逸、郑位三等研究后，决定以主力移往路东，路西则以游击坚持。
新四军路东部队在邓子恢、郭述申、周骏鸣的指挥下，采取积极防御战术，以教导大队五百余人固守半塔集，以十团、十五团各一部及特务营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从南北两翼钳击围攻之敌。苦战七昼夜，击退了韩顽的多次进攻。3月27日，张云逸和罗炳辉率主力到达半塔集西南40华里的张山集。陈毅亦命令叶飞率挺进纵队，陶勇率苏皖支队增援。在张云逸的统一指挥下，于3月29日开始分三路全线反击。韩顽伤亡惨重，仓惶溃退。新四军乘胜追至三河南岸。4月9日占领马坝后，主动停止追击。此役共歼顽敌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韩顽主力溃逃到三河以北，路东土顽几乎被全部消灭，反共顽固派政权被一扫而光，路东地区反顽作战胜利结束。
[1]自卫反击胜利后，张云逸等江北指挥部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刘少奇的指示，把从大别山撤出的一千多干部分到路东各县，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建立政权。张云逸以江北指挥部名义独立自主地在路东委派了六合、来安、盱眙、嘉山、天长、仪征、高邮等县县长，同时各区、乡也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抗日自卫队，各乡成立了农民协会，并开展了肃清汉奸的斗争。4月18日，成立了路东人民抗日联防办事处。
在这次桂顽、韩顽挑起的摩擦中，反共顽固派到处捕杀迫害新四军官兵及其家属，甚至拘捕了张云逸的妻子。张夫人韩碧和幼子从香港辗转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在由新四军军部渡江前往江北指挥部的途中，于1940年2月22日在安徽无为县襄安镇被安徽保安第八团扣留，同时被扣留的还有指挥部干部及所携军款七万元、重要文件及子弹一批，长短枪11支。事后，新四军派去交涉的人员也被扣押。反共顽固派逼着韩碧给张云逸写信，企图以人质为要挟软化张云逸，但被韩碧严词拒绝。张云逸得知夫人和幼子被扣押，极为愤慨。但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紧张的指挥反顽自卫作战上。3月31日，张云逸致电蒋介石、林森和李宗仁、白崇禧，揭露顽固派的这一反动行径，要求释放全部被扣人员和枪支、物资等，并通令各省地方政府对我官兵家属，应同全国一切抗日将士家属一样，一视同仁，给予优待，严办残害我官兵家属的肇事者
[1]。经过严正抗议和不断斗争，韩碧母子于同年9月被释放。
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胁着南京等城镇的日军及两条铁路运输线。1940年4月底，日伪向路西“扫荡”，占领定远县城，5月被我四支队击退。接着，日伪又向路东“扫荡”，骚扰破坏盱、嘉地区，27日占来安县城。5月底，五支队胜利地进行了“火烧来安城”的战斗；6月又对津浦路南段开展破击战，袭击滁县县城、沙河集、张八岭、嘉山集等敌据点，破击津浦路，迫使日伪撤出来安县城。
当我军集中力量粉碎日军“扫荡”时，桂顽又乘机于6月初向路西新四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桂顽调其在大别山的一三八师进入津浦路西，协同第五专员李本一和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两部共二千余人，分别由古河、梁园向新四军进攻。为制止摩擦，张云逸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一面再三请李品仙派员前来商谈，以绝抗敌后忧，并请各界群起号召反对内战，或请政府制止，或动员舆论主持公道，倡言和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2]。另一方面，张云逸令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奋起自卫反击，令五支队八团及十团一部驰援路西。四、五支队密切配合，于6月27日在古城集、栏杆集等地展开猛烈反击，经三天激战，歼顽第十游击纵队千余人。此役胜利后，五支队又在返回路东途中歼滁县常备队残部五百余人。此时，策应路西反顽的豫鄂挺进纵队一部正向大别山桂顽后方进袭，且八路军南下部队已进入豫皖苏边区。桂顽在此三面压力下，被迫向我表示和意。张云逸即令停止追击，与桂顽谈判，8月间达成了皖北以涡河为界，皖东以淮南路为界的停战协议。协议签字后，张云逸于8月22日致电李品仙，要求其转令皖东顽军遵照协议，停止袭击我军，释放我军被捕人员，维护我军交通，停止敌对及危害我军人员。为了迅速解决上述问题，张云逸提出：在皖东请李品仙派代表继续谈判
[3]。后来，李本一于8月底到大桥江北指挥部，同张云逸、赖传珠谈判。李本一还是重复李品仙所说的，军队他们不过淮南路东，我们不过淮南路西，路东在行政上仍归他们管辖，所以行政等问题未达成协议
[4]。
1940年7月，皖东根据地少数地主恶霸在韩顽和桂顽的煽动支持下，进行暴乱。张云逸和江北指挥部及路东联防办事处领导人，及时指示各地党政军民迅速动员起来，打击暴乱头子，争取受骗和被胁迫的群众，粉碎暴乱阴谋，并命令教导队击溃了配合暴乱偷渡三河的两团顽军，命令五支队警卫营在来安一带，军法处和保安处在天长、仪征、高邮一带发动群众，镇压暴乱。暴乱被镇压之后，又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重建和整顿了被破坏的群众团体和人民自卫武装，彻底改造了基层政权，清理和整顿了党的基层组织，纯洁了内部，清除了隐患，使皖东根据地得到巩固。
此后，张云逸坚决地贯彻了坚持路西，巩固路东，向西防御，向东发展的方针，命令四、五支队配合陈、粟部队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开辟了淮宝地区，沟通了皖东与淮海两个地区的战略联系，全力支援了陈、粟部队于10月初进行的黄桥战役。8月下旬至9月中旬，张云逸又同邓子恢等江北指挥部的领导人分散到各个部队，指挥粉碎日伪以万余兵力对我皖东的七路大“扫荡”，锻炼了根据地全体军民，有力地保障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十
从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开始，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等部30万大军及顾祝同所部，准备向华中大举进攻。对于蒋介石的这次反共布置，中共中央决定对皖南采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采取自卫政策，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12月8日，蒋介石又以何、白《齐电》命令：在12月31日前，长江以南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北，黄河以南之八路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941年1月底以前，华中之新四军也要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下达了“剿灭”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南新四军、八路军的密令。对此，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紧急指示，号召以自卫战斗粉碎反共顽军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命令皖南部队迅速北移，华中全党全军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阵地，打破反共顽军的猖狂进攻作好充分的准备；华北再抽调兵力增援华中。为适应斗争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10月中旬在盐城，成立了以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指挥，刘少奇为政委的华中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11月，中央又决定将中原局、东南局合并，改称华中局，同时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以刘少奇为书记，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为委员。11月初，刘少奇离开皖东赴盐城，皖东工作主要由张云逸担负。
皖东的桂顽在蒋介石的策划下，11月就开始了反共的军事挑衅，妄图把新四军赶过津浦路东。11月2日，一三八师的一个团攻占了游击纵队驻地梁园、草庙集，9日，另一个团又攻占四支队驻地复兴集，14日，一三八师全部进到淮南路东。对于桂顽的进攻，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又打又拉的策略指示，一面电请蒋、何、白、李制止李本一和一三八师向皖东的进攻，并呼吁团结抗战
[1] ；一面致电叶、项转朱、彭请令驻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兼程前来增援。当时，罗炳辉率5支队配合八路军南下部队和陈、粟部队反击韩顽的进攻，不能返回路西，张云逸命令四支队的七、九、十二团在周家岗抗击桂顽的进攻，经三天三夜激战给进攻之顽军以重大杀伤后退出周家岗。令江北游击纵队坚守界牌集，打退了顽军的多次进攻，破坏了顽军妄想中间突破、占领藕塘的企图，保住了路东路西的通道。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月20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月23日，新四军将领陈毅、张云逸、刘少奇等发表就职通电，24日又发表了声讨亲日派通电。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实现其“驱逐”华中新四军、八路军至黄河以北的罪恶目的，不顾共产党的抗议，命令汤恩伯、王仲廉、李品仙、顾祝同等，率领反共大军继续东进、北上，向我豫皖苏边、皖东、皖中、鄂中、苏南敌后根据地进攻。
对于桂顽对我皖东的进一步进攻，刘少奇、陈毅于1月20日指示江北指挥部：我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应以游击战抗击反共顽军之进攻，不让反共军进入路东，应在部队及地方党员中动员，必须以最大决心，坚持路西阵地，保障路东，否则皖东一失，华中面目全非，我军无路可走。
张云逸遵照中共中央和刘少奇、陈毅的指示，依靠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坚决以游击战反击桂顽的进攻。张云逸对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的部署是：由江北游击纵队政委孙仲德，率领该纵队第二团、第三挺进团800人，在无为、巢县南、桐城东等地坚持游击战，还派一部到和县、含山两县游击；由谭希林率游击纵队（缺二团）在定远以西，合肥以北及凤、怀等地区活动，坚持建立抗日根据地；罗炳辉、郑位三率七、八、九团在定远东、滁县地区活动，后陆续将七、九两团调路东集中整训，而留八团归谭希林指挥，坚持路西根据地；第十团在天长北之淮、宝、通地区活动。指挥部则率第十四、第三、第四独立团在津浦路东地区，坚持保障路东根据地
[1]。张云逸还派江北游击纵队第一团到江浦和淮南路边上巢县一带游击，以期接应收容失散的皖南部队。他们在那里打了几仗，收容了部分失散部队之后，为了避免顽军夹击造成损失，不久返回
[2]。
1941年1月25日，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成立。2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委任了新四军所属部队各师军政负责人。全军扩编为七个师，其中第二师由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张云逸兼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委。整编后的新四军的任务是，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反共军的进攻，迅速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积聚力量，准备与敌伪顽军进行长期斗争，一待条件成熟即向西、向南发展。二师的具体任务是坚持淮南根据地，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西，加强对西防御，随时准备迎击敌伪顽军的进攻。
1941年3月，张云逸同邓子恢主持召开了二师政治工作会议，总结1939年秋季以来20个月的政治工作，以皖南失败为经验教训，强调要把二师建设为正规化的党军。
4月30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新四军第二师组成以张云逸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1942年2月成立淮南军区，张云逸兼军区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罗炳辉为副司令员。
张云逸一贯重视部队的建设，早在江北指挥部期间就办了一个教导大队，开始是培养班排干部，以后又培养营级干部。1940年3月，他在教导大队的基础上，在天长县的议涧镇成立了江北军政干校，他兼任校长，赖传珠兼任副校长，全校共八个大队，一千多学员
[3]。1941年5月4日，他又在天长县张公铺正式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由他兼任校长。江北军政干校和抗大八分校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仅抗大八分校开办的四期中就培训了二千五百多名干部，为加强二师部队和淮南根据地的党政军建设作出了贡献
[4]。
张云逸很重视从组织上建党建军。1942年，他在二师组工会议上作了《略论组织工作的内容与任务》的报告
[5]，强调组织工作是我党我军工作最主要的部分，组织工作的好坏，影响于我军建设之成败。他具体论述了组织工作的内容和二师当时组织工作的任务，指出：做好党的工作，健全党委、总支的领导工作，这是我党我军整个组织工作中最中心的一环；正确的挑选干部配备干部，做好干部工作又是组织工作主要的一环，要对干部进行了解、审查、培养、提拔，等等。
张云逸极为重视干部、战士的学习。他对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工作人员的学习，都抓得很紧，常说：有事我自然叫你们，没有事你们就学习。他还布置学习任务，检查学习情况，进行具体帮助。
张云逸在皖南突塘、云岭召开的两次新四军参谋会议上，他都到会讲话，阐述参谋工作的建设问题。1941年夏，他在二师作战参谋会议上作的《作战参谋战时怎样工作?》
[1] 的报告。报告对作战参谋在战前要了解自己所负的战斗任务，要了解敌、友、我以及居民、地形等情况，要研究敌人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我军的战略战术原则，以及如何制定作战计划，在作战中，如何注意各部队的协同作战，掌握情况的变化，适时地给各分队作补充指示；战斗后，如何精确地了解敌人情况，整理部队，协助首长下新的决心，定出新的作战计划或命令，整理战斗经验，作出战斗的详细报告，等等，都作了详细精辟的论述。
张云逸对地方政权建设和民运工作也很重视。他于1941年6月13日拟制了《关于改善地方行政机构试行大纲》，在皖东试行，对加强皖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到1941年底，二师活动的淮南地区建立了来安、嘉山、六合、天长、高邮、仪征、盱眙、滁县、全椒、定远、合肥、风阳、含山、和县、巢县等15个县的政权，而且工抗、农抗、青抗、妇抗、商抗、儿童团等各种民众组织都普遍建立起来了，使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完善。
张云逸很重视地方的生产建设和部队的供应工作。二师建立后，部队有很大发展，加上各县支队约有四万人，根据地的经济出现了困难。张云逸遵照中共中央提出的生产自给方针，领导二师进行了生产自给，陆续办起了被服厂、飞马烟厂、水壶铸铝厂、手榴弹厂和修械所等。对满足部队和群众的需要，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淮南根据地和二师，还在财政和粮食上，支援了其它根据地。二师的军工生产搞得也很好，可以生产手榴弹、子弹、迫击炮弹、地雷，供应部队的需要。
对于张云逸主持下的淮南地区的政权建设和各项工作，刘少奇在1942年3月召开的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中，作了充分肯定和评价。他说，二师部队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多次的反“扫荡”和摩擦的战争中，获得很大胜利，并使部队有发展，初步建立了地方军，主力军则已经过初步的整训，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均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值得其它各师学习的。
十一
1942年夏，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离开二师到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驻地苏北阜宁任新四军副军长
[1]。年底，他同军部和华中局机关一起，转移到盱眙县黄花塘。
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后，张云逸协助陈毅等根据浙东地区的形势，确定了争取有利时机，扩大与发展武装，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广泛发展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同时决定成立浙东区党委，派谭启龙、何克希等率领一批干部前往浙东加强与统一地方与军队的领导。1942年7月，成立了浙东区党委和三北（即姚江以北的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地区）游击司令部，随后又建立了总办事处，将部队统一整编为第三、四、五支队。此后，针对国民党三战区派遣人员到浙东敌后，整理土顽和“忠义救国军”等队伍，企图配合其挺进部队，与我争夺浙东敌后地区，向我游击队进攻的情况，张云逸又协助陈毅及时指示浙东游击队坚持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在沿海山区打下长期游击的基础。10月底，在顽军内讧、火并之际，张云逸协助陈毅等集中浙东三、四、五支队主力，于11月下旬将“三北”地区的“忠义救国军”六股共约一千九百余人全部击溃，控制了三北地区。随后，陈毅、张云逸又指示我游击队注意开展该地区党政民工作，加强四明山、会稽两处游击活动，加强杭州湾、玉盘湾海上工作，并派人开辟沿海地区。
1943年二三月间，当敌伪大举向我盐阜区“扫荡”时，陈毅、张云逸等指示三师集中适当有力部队，选择敌之弱点及时进行反击。同时指示一、四师立即在苏中、淮海、淮北等地区选择敌之后方空虚与要害处，以及交通线上发动攻势，务必攻击几个据点，破坏与切断敌前后方交通，威胁调动敌人，以策应和配合盐阜区反“扫荡”的战斗。
[1] 在陈毅、张云逸等指导下，三师部队和盐阜、淮海军民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共毙伤敌伪军一千零七十余名，俘敌伪七百八十余名，攻克据点五十余处。
1943年3月下旬，韩德勤残部为接应王仲廉部东进入侵我淮北中心区之金锁镇、界头集、山子头一带，企图侵夺洪泽湖两岸，断我苏北与皖东和山东的交通线。陈毅、张云逸等令四师主力及五旅、淮北部队，在韩、王对我东西夹击合围之前，首先给韩部以痛击，坚决驱逐进入洪泽湖东岸之王光夏部，并逼其返回原防，然后抗击王仲廉部东进。四师按照陈毅、张云逸等军部领导人的指示，以三个团的兵力，在二、三师一部的配合下，全歼了进占我山子头的王光夏部，王光夏被击毙，韩德勤被生俘（后释放）。这一胜利，粉碎了顽军的东进计划，铲除了顽固派留在我华中根据地的一个反共堡垒。
1943年下半年，张云逸在抗大九分校作了《坚持敌后抗战现阶段中在军事上必须研究的几个问题》
[2] 的报告。在报告中，张云逸着重阐明了目前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之所以要执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以及怎样执行积极防御方针的问题。张云逸认为：如果我们在敌后完全采取战略进攻，不转到战略防御，那就会过早的与敌人决战，这是不对的。在敌我力量没有基本变化以前，我们在敌后的战略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敌人的防守也是有一定的时间性的。如果没有认识这一点，就会忘记我们的战略是防御的、持久的方针，将会走入极错误的速战速决战略论中去。反之完全采取消极的战略防御，实行退却逃跑，放弃根据地则更是错误的。现在坚持敌后斗争，只有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的正确方针，才能完成总的任务。
在全党整风运动中，张云逸认真的学习中央指定的文件，联系思想作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还担任军直属队整风分会主任，领导军直属队的整风学习。他在特务团干部会上作了《整风学习怎样自我批评》的讲话。在高级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阶段中，张云逸作了《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在抗战时期的具体表现及其对华中各地的影响》的报告，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王明在抗日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总结了华中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为了总结红七军及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他同韦国清等还在1943年12月11日提出了关于起草红七军及广西根据地的发展史的倡议。经他们倡议，当时在延安的叶季壮、莫文骅、雷经天负责召集了在延安的红七军及参加广西斗争的同志座谈、讨论，并于1945年写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史》。
1943年底，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和党的七大，直到1945年秋才回到华中。在这期间，张云逸代理军长主持全军工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1944年4月，日军开始发动豫湘桂战役。在河南的30多万国民党军有的一战即溃，有的不战而逃，使河南广大地区沦入敌手，郑州、洛阳相继陷落。5月4日，张云逸和饶漱石、赖传珠等命令四、五、七师除加强原地区的巩固外，作好进军河南敌后的准备。正当我准备西进河南敌后时，顽军耿继勋部向我微山湖东西两岸地区进攻，企图断我华中与冀鲁豫联接及华北与华中地区交通，阻止我军西进。张云逸和饶漱石、赖传珠即给毛泽东、朱德去电建议：乘顽军向我进攻之际，由十八集团军总部组织八路军一部南下，四师加以配合，进行丰（县）、沛（县）、砀（山）反顽自卫战役，给顽军以严重打击，尽可能控制丰、沛、砀地区，以利我西进。毛泽东、朱德等同意这个建议，即令八路军山东部队南下，对丰、沛、砀地区的顽军给予打击，歼其大部，使耿继勋、冯子固部退守铜山西北一带，为我四师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7月25日，中央正式下达了向河南敌后进军的部署，并颁布了进军河南敌后的有关政策。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张云逸以四师主力五个团执行西进任务，两个团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淮北路东根据地，并调三师七旅到淮北地区作为机动力量，以二师、七师钳制桂顽，策应四师西进。四师主力经过充分准备，由师长彭雪枫率领于8月15日开始西进，沿途扫除了顽军的阻挠，粉碎了敌伪的跟踪，连克黄庄等据点，恢复了萧（县）、永（城）、宿（县）地区的根据地。此时，顽军乘我立足未稳，除令第十九集团军以三个军在涡（河）南阻我西进外，另以涡河南的王毓文主力三个师及四个纵队，陇海路以北耿继勋、刘瑞岐部以及津浦路以东之段海州、苗秀霖部，分别由南、北、东三面夹击我四师西进部队。据此，张云逸等拟即集中路东主力配合路西首先打击歼灭由东向西之段、苗等部，然后集中主力对付由涡河北上之顽军；并建议八路军继续向陇海路北之耿、刘、冯等部推进，以策应四师作战。9月5日，张云逸将上述意见电报中央，取得同意。于是于9、10月间先迎头痛击了段、苗部的进攻，扩大了西进主力作战的回旋余地，确保了前后方的交通；接着剿灭了陇海路以北的耿、刘残部，控制了丰、沛、铜、砀之间的广大地区；以后又粉碎了王毓文勾结敌伪由涡、蒙向永城我区的进犯。经过四个月的战斗，四师主力在兄弟部队的大力支持、配合下，歼灭了敌伪和顽军共计1.3万余人（包括伪军投诚的），拔除据点36处，粉碎了敌伪的“扫荡”和顽军的进攻，控制了东起津浦路，西止商亳公路，北至陇海路，南迄涡河的广大地区，使淮北解放区扩大了将近一倍。1944年冬至1945年秋，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刘少奇、陈毅的一系列指示，组织粟裕、叶飞等率部渡江南下，经过九个多月英勇战斗，歼灭顽军1.3万余人，开辟了苏豫皖浙边敌后边区。连同浙东游击纵队原创的根据地，解放区面积达10.8万平方公里，人口370余万，主力部队及地区部队发展到5万余人。
1945年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出兵东北。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10日、11日，朱德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的七道命令，令我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据此，张云逸等于8月10日致电中共中央，对是否派大兵入宁、沪等请示方针。12日，中央电示华中局设法派人和日本及伪政府接洽，令其向我投降。遵照这些指示，张云逸主持的新四军军部，一面命令华中各地敌伪立即限期向我缴械投降；一面部署我军反攻，准备夺取宁、沪、徐、蚌、芜、汉等大城市，并号召解放区全体军民和沦陷区同胞迅速行动起来，为迫使敌伪投降、收复华中全部国土而战。但是，蒋介石为了抢夺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却下令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根据反攻形势的新变化，中共中央于8月12日确定华中新四军任务是：江南部队就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和许多县城，准备反对内战的战场，不作占领大城市的打算；江北部队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以有力部队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并准备在顽军李品仙、何国柱部向我进攻时进行自卫作战。陈毅也从延安来电，对江南、江北的具体进攻目标作了进一步指示。遵照中共中央、延安总部的指示，张云逸等领导华中全体军民，从8月9日到22日，解放了大江南北的县城17座，重要市镇近200个，歼灭敌伪军1.2万余人。
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毛泽东于8月24日给张云逸等指示，抗日战争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我党、我军对大城市是进行和平、民主、团结工作，争取我党的有利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而力争占领小城市和乡村，迅速设法占领运河沿线及串扬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各就地集结整训，消除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一切作持久打算，注意收集军用资材。据此，张云逸等命令华中新四军各师，各按具体情况进一步开展对敌伪的进攻。从22日到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的十天作战中，华中军民又解放县城15座，重要市镇200余个，歼灭敌伪1.2万余人。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的广大乡村和许多县城，基本完成了把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的任务。至此华中解放区已有县城40座，人口4346万，军队31.86万余人，民兵80多万，为反对蒋介石挑起的内战作了准备。
十二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为实现“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战略方针，指示华中新四军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冀东；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要华中解放区，一面抽兵北上，调整战略部署，组织准备反内战的战场，一面继续肃清敌伪，阻止蒋军沿津浦路北上。根据中央上述指示，张云逸等即令第三师主力于1945年9月上旬和下旬分别攻占了淮阴、淮安，歼灭伪军1.3万余人，控制了苏中、苏北、淮南的枢纽。新四军占领淮阴后不久，张云逸率军部迁到淮阴。随后，三师又攻占新安镇、陈家港等重要市镇，解放了苏北盐场。苏中新四军部队根据中共中央及军部的部署，也先后攻克泰兴、如皋、海安、安丰等城镇，之后又转兵北上，于11月11日解放了盐城，歼灭伪军一万余人。9、10月间，为了阻止蒋军沿津浦路北上，张云逸等又组织领导第二、第四师主力和地方部队民兵彻底破坏了津浦路徐宿段和浦滁段，攻占了曹村、夹沟、符离集、乌衣等九个车站。
张云逸等还组织领导了苏南、浙江、皖北、皖南的机关部队北撤和主力北上的工作，使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3.5万余人全部调往东北；苏南、浙东、皖南、皖中等四个解放区的部队和党政机关干部共七万余人也相继撤出原地北返，并布置了撤出地区坚持斗争的力量，安排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和第三纵队留在华中，由粟裕领导坚持斗争。10月，张云逸率领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临沂，与山东军区合并。12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批准，由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舒同五人组成华东局常委，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1946年1月7日，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合并，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部队，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
[1]。陈毅于1945年秋从延安回到山东，即亲赴前线指挥，组织从徐州到济南津浦路沿线的战斗，直至1946年1月11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后，才回到临沂。在这期间，张云逸在临沂主持军部和军区工作，为调整、组建部队做了许多工作。
1946年2月，张云逸去延安，三、四月间从延安带一些干部回到山东。这时，他一面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谈判和停战协议、发动内战的阴谋；一面领导华东军民开展减租、生产和练兵运动，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对国民党的进攻进行自卫反击。
为了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华东局和军区决定开展百日练兵运动。张云逸在给部队作报告和为《大众日报》写的《全军加紧训练、迎接整编任务》专论中
[2]，强调这次练兵运动的内容，应当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提高思想认识；整理组织机构；整顿部队军容。经过百日练兵运动，我军提高了对当时形势发展的认识，增强了全军上下团结，并使党外民主人士认识到我军真正是为和平民主而斗争的军队。
百日练兵结束后，针对国民党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形势，张云逸同华东局的领导同志，又于1946年5月29日再次发出练兵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练兵教育的内容，应以练射击、刺杀、投弹等三大技术为准，并附以必要的土工作业、爆破作业；加强防空与反坦克、防炮的教育。强调搞好练兵，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应当把练兵工作看作目前部队的中心任务之一，要重新掀起备战热潮。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陈毅主要是在前方指挥作战，军区的军事工作主要由张云逸主持。这期间，他领导了山东军民配合野战部队进行自卫战争。6月21日，国民党军五十四军由青岛沿胶济路向西进攻，先后占即墨、南泉等地。7月5日，国民党军又开始从济南沿胶济线东犯，先后占济阳、邹平、周村、淄博、张店、金岭镇等地，企图与青岛西进之敌打通胶维铁路。张云逸同黎玉等根据当时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于7月26日发出指示，要求我各军区与敌长期纠缠斗争，牵制敌人；以地方武装同民兵结合开展游击战争，迷惑、消耗敌人，寻求敌之弱点，然后集中主力歼灭其一部，积小胜为大胜，并配合野战军的南线作战。8月27日，张云逸等又指示我胶济线上各兵团，应各自集中主力寻找敌较弱的一点或数点坚决打击消灭之，胶东兵团应集中优势主力有重点地打击敌五十四军西进部队，歼灭其一路或一部；鲁中渤海兵团及地方部队，须在胶济西段积极向敌七十三军、第八军之侧后不断打击，以牵制其不能东犯，配合胶东兵团作战；各地方武装、民兵则应广泛发动游击战争及地雷战，有力地配合主力作战。根据这些指示，山东军区部队经过两个月在胶济西段连续阻袭及反击敌人，歼灭了敌七十三军、九十六军等部七千三百余人；在胶济东段的胶县、高密等地也给敌五十四军等部以重大杀伤。使敌企图在半个月内打通胶济线的阴谋完全破产。
当侦知敌正布置向胶东北部进攻，企图切断山东解放区与东北海上联系时，张云逸同黎玉等于1946年10月31日发出指示，要求我胶东各地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充分进行备战，以迎接和粉碎敌人的进攻。指示还要求加紧主力部队的整训，总结集中主力歼敌之一路的经验；加强地方武装游击队、武工队、民兵之组织配备，作为就地展开游击战、地雷战的准备。10月30日敌五十四军及整编六十四师等开始向胶东北部地区进攻。由于胶东各地党政军民预先做了准备，在国民党军进攻时不断予以打击，在一个多月的战斗中，取得了歼敌1.5万余人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切断胶东与东北海上联系的计划。
张云逸在主持山东军区军事工作期间，对于组织和建立地方武装极为重视，并做了许多工作。1946年下半年，他在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组织地方武装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发言
[1]，专门阐述了建立地方武装的重要意义以及在组织地方武装中应注意的问题。他指出，在蒋介石反动派集中全力向解放区进攻，我们需要集中主力机动作战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坚强的地方武装配合，要取得胜利是极端困难的。张云逸还就建立地方武装要保证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地方武装干部的配备和培养；地方武装成分的纯洁和新老成分的调剂；武器和火力的配备；地方武装的供给以及政治、军事的训练等问题作了具体的安排和布置。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山东的地方武装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46年12月25日，中央决定华中分局与华东局，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机关合并，使华中与山东的领导力量得以统一。194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取消新四军番号，分别成立华东军区及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分别为华东野战军正副司令员；陈毅、张云逸分别为华东军区正副司令员。华东军区的军事工作主要仍由张云逸主持。
在1947年2月进行的莱芜战役中，张云逸等领导组建起来的地方武装起了重要作用。当敌人以八个师分三路北犯临沂，北线李仙洲集团三个军南下新泰、莱芜策应，企图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在沂蒙山区决战时，我主力为了北上莱芜歼灭李仙洲集团，在南线则以一部阻袭敌人，主动于2月25日撤出临沂城。张云逸领导各地方武装，以积极行动向胶济线展开破袭战，一夜之间将坊子至兰村二百余里的铁路完全破坏。莱芜县委组织了十万余民兵，对铁路连续7夜大破袭，完全切断了敌人的交通，为主力部队分割歼敌创造了条件。战斗打响后，各地组织的120个子弟兵团，村村布雷，节节阻击，日夜袭敌。鲁中警卫五团在配合歼击七十三军之三十七师战斗中，将该师师长击毙，俘敌及缴获也不少。
[2] 其它地方武装在配合主力作战中也取得很大胜利。
1947年4月，蒋军开始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张云逸组织、指挥地方部队坚持斗争，避免了损失，赢得了胜利。
1947年8月，华东野战军挺进鲁西南地区向敌进攻，开始了外线作战。此时虽然民兵、地方武装进行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大大减少了，但张云逸对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的建设仍然十分重视。1948年7月6日，他在华东局高干会议上提出的《山东人民武装今后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指出：解放区的民兵自卫队不是可以不再加强领导，不再加强建设，甚至可以取消了。相反的还要努力广泛的建设民兵自卫队武装，扩大充实其组织，加强其训练，增加其质量与数量。只有这样，才能作为警备力量巩固后方民主政权，才能在边沿区坚持游击战争，保卫人民，才能在后方防止和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保护农民的土地改革，同时支持人民解放战争。他还阐述了民兵自卫队是劳武结合的人民武装的性质，提出了普遍发展民兵，使之成为国民后备兵的民兵发展方向。
1947年8月初，为便于支持主力作战，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由张云逸、邓子恢率领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组成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张云逸为书记。1947年下半年，华东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出现了困难。华东局工委召开了高于会议，通过了关于“精简编制”、规定“供给标准”、“清理资财”三大方案，以克服财政的暂时困难。张云逸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坚决反对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与贪污浪费》的发言。指出：必须在部队中、党员中，深入进行教育，使每个同志懂得党和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和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党和阶级利益，懂得我们的人民军队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个人或少数人服务，才能彻底执行会议通过的三大方案，克服暂时的财政困难，支援战争，夺取战争的胜利。
在贯彻执行三大方案，克服财政困难，支援战争中，张云逸同邓子恢、曾山等带头把自己的小厨房取消了，同大家一起吃大灶。由于张云逸等在后方埋头工作，依靠各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在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保证了对前方的后勤支援。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有七百多万人参加了支前工作，将8.5亿多斤粮食及巨量的作战物资运到前方。1947年秋，为解决解放军转入外线作战部队的冬装问题，惠民地区的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全力以赴，组织人员调集布匹、棉花和生产工具，日夜赶制。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赶做棉衣的任务。在整个淮海战役中，山东解放区每天平均运出原粮300万斤，在各解放区支援前线的4.5亿斤粮食中，山东就占了2.3亿斤。淮海战役后，为支援解放军渡江南进，张云逸主持军区后勤工作，在1949年1月初就提出了对前方需要的兵员、弹药、被服、粮食、现金、医药、电讯器材、运输工具等必须抓紧时间及早预作准备。对于所缺物资，又提出了清理仓库，加紧生产，尽力采购，厉行节约等办法加以解决。
[1] 解放军在渡江南下时，山东人民全力“推着小车”，载着支前物资下江南，为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南京、上海作出了贡献。
张云逸对拥军优抚工作十分重视。为了加强荣军工作的领导，成立了华东荣军管理委员会，张云逸任管委会主任委员。在1947年4月16日的第一次管委会上，做出了统一和加强荣军工作的决定，采取了建立荣军学校、规定伤残荣军的分类及复员安置生活待遇等措施，并切实加以贯彻落实。这对于鼓舞前方将士、安定后方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1948年1月24日，张云逸在渤海军区政工会议上作了《目前建军中几个基本要求》的报告，针对当时我军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了军队建设的基本要求：要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认识目前政治任务；保持无产阶级思想的纯洁性，在组织上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防止阶级异己分子混入；加强铁的纪律，发扬民主作风等。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指示，他又组织领导山东各地方军区进行三查三整，提高了干部战士的觉悟，增强了军队的政治素质。
在军事建设上，张云逸除了注意战略战术、军事技术外，还重视建设新的技术兵种。1946年，在研究山东军政干校的教学方针时，张云逸提出要建立特种兵。根据当时的需要和可能，他特别提出要建立炮兵，要训练炮兵干部，在军政干校中要成立炮兵大队。鲁南战役后，缴获了不少坦克、大炮，在张云逸的提议和其他领导同志的积极支持下，成立了特种纵队。
[2]张云逸还十分重视军队干部队伍的培养提高，他亲自担任山东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后为华东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解决了军政建设中干部的急需。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发了全军整编命令，华东野战部队整编为华东野战军（1949年1月15日又改称为第三野战军），同时按地区建立各级军区，华东军区为一级军区，下辖山东军区等二级军区。张云逸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继续在后方主持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军事工作。
1949年3月，张云逸赴河北平山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他返回驻地，主持召开了山东军区会议，作出了关于建军、治安、生产、支前等工作的指示，并在4月2日举行的山东军区正式成立大会上传达了这些指示。
1949年9月22日，张云逸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他作为华南解放军的首席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云逸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张云逸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十三
1949年10月，张云逸去广西就任。一路上，他向华东局、华南分局了解上海、广州解放的情况和开展工作的经验，并要了一些干部。原是广西籍的干部能回广西工作的，张云逸都积极要求把他们调去
[1]。
1949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人民解放军歼灭了白崇禧集团主力。桂林、南宁、镇南关( 现为睦南关) 相继解放。张云逸进入广西后，立即着手建立军管会，先后成立了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等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着于1949年12月9日正式成立广西军区，张云逸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莫文骅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李天佑任副司令员。广西军区领导各级军管会继续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残余势力，没收国民党的省、县各级机关，接收官僚资本，建立各级临时人民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很快克服了解放初期社会混乱和匪特的破坏，建立了革命秩序，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恢复了工厂、学校、医院的生产、教学和医疗工作。经过和工、农、学、商、青、妇等各阶层各界座谈和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充分同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座谈、协商，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50年2月8日以张云逸为主席的广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1950年10月23日至11月2日，广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张云逸致开幕词并作会议总结发言。他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如何肃清匪特、完成重点土地改革试点这两个任务，会议要充分发扬民主。他说，土改是关系着1500万广西人民生活的大事，希望大家多多提意见，说错了经过大家讨论，可以取得一致意见，没有关系，说对了对人民有好处。他的这番话，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拥护。会议期间张云逸还给出席会议的工农代表、少数民族代表每人赠送一套衣服、一双力士鞋、一条毛巾，并附上一封信，表示党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经过充分协商，产生了广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的协商委员会，张云逸被推选为主席。
在这期间，张云逸还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张云逸在主持广西工作期间，勤于到处去了解情况，作出正确决策；善于团结党内外干部，团结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开展工作。他同省委、省军区、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人都亲密团结，各项重大问题都经过集体讨论作出决策，然后分工负责去作
[1]。1950年6月，张云逸参加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他坚决按照全会所提出的任务和方针政策进行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期间，广西以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张云逸针对广西解放初期金融市场混乱，物价波动和收支不平衡的情况，主持进行统一货币，稳定物价的工作，迅速地禁止了金银外币流通市场，使全省物价很快趋于稳定。为了平衡财政收支，省委于1950年2月18日至2月24日召开了全省第一次财经会议，具体制定了整顿收入、开辟财源、厉行节约、缩减开支，达到收支平衡的具体措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同年10月，广西全省财经工作走上了正轨，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在稳定物价、平衡财政收支的同时，为了恢复农业生产，省委提出了“生产自救”的方针，并确定以恢复生产作为1950年广西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通过开展减租退押斗争，使农民获得了55万斤粮食，加之省政府发放救济粮1600万斤，发放农贷粮230万斤，使农民渡过了春荒，恢复和增加了生产能力，农业生产逐步走上恢复和发展的轨道。张云逸还领导广西各级军管会按照中央的指示，没收了属于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并立即组织进行恢复生产。还有重点的扶助和领导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有重点的修整公路，恢复交通事业，建立国营商业领导机构和批发零售店、站，调整公、私商业经营范围和批零差价等，使工商交通事业也得到了初步的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开业户数比解放前大为增加。到1951年底已恢复的公路干线达二千三百余公里，还开拓了梧州至信都的新干线，1952年6月修成通车。
解放初期的广西土匪极为猖獗，仅白崇禧集团被歼后残留下来的股匪，就有三万余人。他们同历史上的惯匪以及恶霸、特务、旧军官、反动地主串通一气，并配合美蒋反动派对新中国大陆进行侵略和颠覆；残杀革命干部、群众，破坏生产，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十分严重。张云逸主持的广西军区，一开始就抓紧剿匪工作，并确定1950年以“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为全省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经过政治争取和全面清剿，一方面和平改编了大部分残留下来准备同我长期“游击”的军队；一方面消灭了不肯投降的股匪，还扑灭了危害最大的恭城土匪暴动和玉林土匪暴动。到1950年6月底，猖獗一时的匪乱，基本得到平息。1950年7月到9月，由于部队分别进入夏季休整，加之美帝侵朝战争爆发，美蒋颠覆活动加紧，残留的土匪串通反动地主、恶霸、旧军官、国民党反动骨干，煽动不明真相的落后群众，加紧进行暴乱，企图推翻新建立的人民政权。针对这种情况，张云逸主持广西省委和省军区于1950年9月18日发出了冬季重点进剿土匪的指示；经过两个半月的猛烈重点进剿，南宁、玉林、梧州等重点区城，基本上消灭了股匪，打击了土匪的猖狂气焰。但是，就全省而言，全部剿灭土匪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1950年11月，中共中央对广西军区发出指示，要求在1951年5月以前一定消灭全省土匪，并对执行政策方面有过于宽大的偏向进行了批评。张云逸在11月23日至30日召开的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上作了《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他代表省委总结了过去的剿匪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对明年五一前消灭全省股匪的指示表示坚决执行，并做了部署。此后，广西省委、省军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加紧动员布置，经过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初集中优势兵力，选择土匪盘踞的主要区域，组织了强有力的围剿，先后剿灭了大小瑶山、六万山、十万山，以及天峨、南丹、西隆、西林、田西等处的土匪，完成了党中央限期在1951年5月1日前消灭全省股匪的任务。以后，又结合土地改革，清匪反霸，进一步肃清了散匪。总计从1949年10月到1951年8月，广西共消灭了土匪47万余人，取得了剿匪的完全胜利。
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基础上，张云逸主持广西省委领导了全省的土地改革。1950年冬至1951年春，省委先在桂北和容县地区的17个县进行了第一期土改试点，取得了经验。1951年9月11日至26日，召开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内容的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将实行全省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广西省1952年的中心任务。会议还按中央政策精神，结合广西情况，规定了土改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步骤。党代会后，接着召开了广西省首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与党代会内容相应的决议。此后，土地改革运动就在广西全省范围内开展，到1952年底全省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在土地改革的胜利推动下，也完成了城市的民主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的工作。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居住着壮、汉、苗、瑶、侗、回、水家、毛难、仫佬、傈僳、仡佬等民族。因此，处理好民族关系，对于巩固搞好各种社会改革和进行生产建设关系极大。张云逸对于贯彻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政策极为重视。在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深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全省消除了民族隔阂，加强了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和团结。在此基础上，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相继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到1952年底，建立了相当于县一级和区一级的自治区域七个县。1952年12月9日还成立了专区一级的桂西壮族自治区。
1952年，张云逸因身体不好，中央调他到北京休养，1952年11月到苏联疗养。1953年夏回国。他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大将军衔。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由于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工作过度紧张，又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张云逸的身体显得过早衰老，但他一直保持着优良的革命品质和作风。
他虽然身体不好，但对中央召开的会议尽力参加，对人大常委会和中央监委的工作，仍然尽力去做。人大常委会要讨论的文件，他都认真阅读、研究，参加讨论，提出自己的意见。
他虽然在党和人民政府机关中担任着相当高的职位，但仍然保持着平易近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对干部、群众，对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勤务人员，都平等相待，他教育自己家人不搞特殊，经常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学习、工作岗位上锻炼，为人民多作贡献。他告诉秘书和司机，家属不能坐他的车。
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视下去视察工作，了解情况，先后去过山东、广西、广东、北京郊区等地视察，深入工厂、农村，同干部群众座谈。为了处理一封向人大常委会反映干部打击报复的人民来信，他到山东视察时，曾到文登县的一个小村，召开群众座谈会，弄清事实真相后，对那个干部进行了批评教育，会同当地党政部门妥善作了处理。
他毕生艰苦朴素，生活俭朴。住房该修了，但他怕花公家的钱，不让修。他用的公文包还是抗战时的战利品，样子已经很旧很老了，就是坚持不买新的。
1974年11月9日，张云逸在北京不幸病逝。
[1] 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星火燎原》第一卷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 张云逸：《回忆漫谈广西革命斗争情况》（1960年2月）未刊，存广西档案馆。
[1] 莫文骅：《回忆红七军》，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0页。
[1]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168、169、193、199、208页。
[2]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168、169、193、199、208页。
[3]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168、169、193、199、208页。
[1] 1982年3月19日访罗若遐谈话的记录，1982年3月31日访侯正谈话记录。《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03页、228页、280页。
[2] 1934年12月12日张云逸给朱德、周恩来的亲笔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 魏国禄：《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第37页。
[2] 参见《冯白驹将军传》，《琼岛星火》1981年第3期。
[3]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40页、246、247页。
[4]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40页、246、247页。
[1]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40页、246、247页。
[2]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48页。
[3] 1936年4月8日张云逸给彭德怀、毛泽东、林彪、聂荣臻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4] 1982年3月6日访问姚杰记录。
[5] 1936年7月6日张云逸给毛泽东、周恩来电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6]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262页。
[1] 1982年3月2日访问林青记录。
[2] 《刘仲容遗稿》，《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35—36页。
[3] 张云逸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电（1937年6月16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 原电均存中央档案馆。
[2] 原电均存中央档案馆。
[3] 1937年6月27日毛泽东致张云逸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4] 1937年7月13日张云逸致毛泽东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5] 1937年7月14日毛泽东复张云逸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 1937年8月张云逸关于与粤方商谈问题的请示电，此件存中央档案馆。
[2] 1937年9月11日张云逸致毛泽东电，此件存中央档案馆。
[3] 1937年7月16日，我闽南游击队独立第三团领导人何鸣，接受粤军一五七师要求，将该团撤离根据地，到潭浦县城集中，被粤军全部缴械。
[4] 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1937年10月1日），该件存中央档案馆。
[1] 1982年3月2日访问林青记录。
[2]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载《星火燎原》第4集，第223—228页。
[3] 1981年5月25日访陈茂辉记录。
[1] 1981年5月27日访问张炎记录。
[2] 1982年3月30日访问朱云谦记录。
[1] 1984年4月4日访问李资平的谈话记录。
[2] 1982年7月24日访问张翼翔的谈话记录。
[1] 1984年4月4日访问李资平谈话记录。
[2] 1939年1月7日项英、周子昆给中央的电报。
[3] 1982年8月19日访问张翼翔谈话记录。
[1] 1939年7月15日叶( 挺) 张( 云逸) 致项( 英) 并转延安、重庆电：《关于叶、张与廖会谈结果》。
[1] 周骏鸣、郭述申：《半塔保卫战》，见《老战士诗文集》第1集。
[1] 张云逸：《论皖东摩擦》，1940年抗战书局出版。
[1] 郭述申、周骏鸣：《半塔保卫战》，见《老战士文集》第1集；张云逸：《半塔烈士纪念碑碑文》。
[1] 《张云逸为家属惨被劫掠致电蒋委员长、林主席、李、白长官》，载1940年4月10日《大众日报》。
[2] 1940年张云逸关于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向皖东新四军进攻的呼吁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3] 1940年8月22日张云逸致鹤公电。
[4] 1984年4月6日访向李资平谈话记录。
[1] 1982年8月19日访问张翼翔谈话记录。
[1] 1941年1月28日张云逸、邓子恢致胡服、陈毅等电。
[2] 1982年8月19日访问张翼翔谈话记录。
[3] 刘健飞、徐飞、陶容等的回忆。
[4] 刘健飞，张诚的回忆；晓星：《抗大在明天》（1942年1月）。
[5] 《组织工作文选》，新四军政治部（1942年5月15日）编印。
[1] 此件存江苏省档案馆。
[1] 1982年3月19日访问罗若遐，3月30日访问朱云谦的谈话记录。
[1] 1943年2月21日陈毅、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关于配合三师进行反扫荡的指示。
[2] 载新四军司令部1943年出版的《军事建设》第三期。
[1] 1946年1月7日中央军委关于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合并及分工问题的决定。
[2] 1946年3月3日《大众日报》。
[1] 1946年11月1日中共华东中央局编印的《斗争生活》第42期。
[2] 1947年2月23日张云逸、黎玉关于地方武装部队活动情况的报告。
[1] 1949年1月4日康、张、曾关于《军队南进后勤准备意见》给陈、饶并报中央电。
[2] 1982年3月30日访问陈锐霆谈话记录。
[1] 1981年8月3日访问骆铭谈话记录。
[1] 1982年3月7日访问陈漫远，3月12日访问莫文骅谈话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