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春，张澜被国民党所推行的法西斯主义教育排挤出成大后，回南充任南充中学校长。这期间，他继续在教育的园地上辛勤地耕耘，曾在南充中学设机械科，建机械厂，聘有专门技术者为教师，兴办职业教育，为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呕心沥血。张澜以考察教育和实业为掩护，于1933年3月，偕鲜英、杜象谷、杨达章、任乃强，踏上了寻觅救国保川方策的旅程。刘湘亦同意张澜去省外以暂避风险。张澜一行五人离川，先后到过南京、上海、香港、广东、广西等地。在此期间，他除了在南京参观了陶行知所办晓庄师范与实验小学，在上海参观了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进行教育考察之外，大量的时间用于会晤各方爱国志士，尤其是联系两广的反蒋抗日势力。由于张澜是无党无派人士，又在四川保路运动中享有盛名，各方人士对他很少顾忌。当时的上海，政治空气比较活跃，是许多有识有志之士荟萃之地。张澜借上海之行会见了沈钧儒、章伯钧、蒋光鼐、蔡廷锴、史量才、张东荪等人。结束上海的旅程之后，张澜等人又乘意大利邮船到香港，访问了寓居香港的胡汉民，胡汉民派女儿胡木兰相迎，与张澜三次畅谈时局。在两广，张澜受到陈济棠等的热情接待并会晤了白崇禧、李宗仁等人。

经过半年的访旧联新，张澜于1933年8月返川。这次出省考察开阔了他的政治视野，结识了各党派的头面人物，了解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与动向，为制定御蒋抗日方略作了准备，也为后来筹建民主政团同盟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为了御蒋抗日，张澜回川后在联合共产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1933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陕南入川，建立川陕省苏维埃政权之时，张澜曾期望借助红军入川御蒋于夔门之外并增强抗日力量。因此，红军进入川北时，他曾发动南充人民欢迎红军。他与红四方面军的王维舟素有往来，对红军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及扩大队伍，采取了默许态度^[1]。他又曾劝说川军军长田颂尧（曾被红军打败过）与红军联系，双方避免了冲突，使红军得以利用时机巩固川北根据地。1934年8月，当张澜得知杨森密谋诱歼红军于蓬安县境时，立即派人连夜奔往仪陇县马鞍场的红军指挥部报信，终使红军转危为安。红四方面军离川后，蒋介石原拟以中央军十师渗入四川，被刘湘拒绝。1935年春，蒋介石改派庞大的参谋团到达重庆并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刘湘为主席，想利用川军与中央红军作战，造成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张澜不久即察觉了蒋介石这一阴谋。在中共中央执行局情报部派张曙时抵川开展工作时，张澜以私人关系把张曙时介绍给刘湘，促成中共与刘湘建立统一战线关系。

1936年，他即促成刘湘派代表（张斯可）去桂林签订《红、桂、川军事协定》（红指工农红军，桂指广西地方实力派，川指四川地方势力），壮大了抗日反蒋力量。不久，他又促成刘湘派王干青（中共地下党员）去陕北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亦派李一氓为代表驻成都与川康首脑共商团结抗日大计。张澜并受刘湘委托，作为川康方面代表之一，与李一氓会谈，达成中共与川康地方势力联合反蒋抗日的秘密协定。在张澜的开导、督促下，刘湘还献银20万两资助陕北红军。西安事变以后，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与四川的刘湘，分别通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反蒋行动。刘湘在张澜的影响下，确定了“抗日、反蒋、联共、安川”的策略。

这一年，恰遇四川特大干旱，全省轻重灾区达120余县。川北所遭自然灾害为几十年所未见。张澜忧国更忧民。他出任川北赈济会会长，并让其次子、共产党员张慕良任赈济专员。张慕良往返于川北老苏区及川内各县，整顿了遭受严重破坏的中共组织。张慕良在张澜身边，常向其父亲讲述马列主义，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政策，对张澜坚定地走上御蒋、抗日、联共之路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促成红军与反蒋地方势力联合的同时，张澜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通过倡议召开汉州会议^[1]。重新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并赋予它以新的斗争涵义，使这个口号成为团结川省各派政治势力联合御蒋的一种策略口号。“川人治川”是在蒋介石力谋图川的背景下提出的，其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引起了蒋介石的嫉恨。蒋介石还亲自召集四川的“七老八贤”谈治川意见，诬蔑“川人治川”是川人“聪明自误”。并说：“四川往事，中此私心之毒深矣。”^[2] 影射攻击张澜。对此恶意中伤，张澜毫不退缩。他义正词严地驳斥道：“川人治川，本无语病！以其反面，即川人乱川也。川人不当治川而当乱川耶？”^[3]

在“川人治川”口号的威胁下，蒋系张群虽为川人，但恐自己在川地位不稳。为使自己扎根四川，就采取笼络人心之术，起用有影响的川人。他安排张澜担任搞社会救济事业的组织——成都慈惠堂的理事长。该组织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大多是左派人士。如育婴所所长肖华清，火柴厂厂长王干青、副厂长周烈三，都是共产党员；有些人是国民党左派人士。后来慈惠堂又来了好几个共产党人。在张澜的掩护下，慈惠堂成为左派人士的活动据点，这是张群所始料未及的。

这一时期，在国难当头、天灾人祸残害四川百姓之时，军阀们只顾争权夺利、搜刮民膏。张澜深感世道人心的败坏。他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着力研究了中国古代哲学。他学儒而不偏于儒，学墨而不拘于墨，重民意、重贤才、尚修养、尚力行，继承并融汇了儒墨两家的优秀思想并付诸社会实践。他对孔子学说中的“仁”和孟子学说中的“义”，给予了新的解析。他说，“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义”在正我，不在正人；言“仁”不能自私自利，言“义”必有廉耻气节。他从自己的斗争经历中总结出：“无欲则刚，一个人把自己放在最后，自然无欲，无欲就能将客观事物看得清楚，岂能失足落水。”他恪守“八字三语”：“容宽、忍耐、坚定、明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1]　张茂延：《我的父亲——张澜》。
[1]　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第75—76页。
[2]　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第75—76页。
[3]　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第75—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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