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接受蒋介石的邀请进行重庆谈判。这一“弥天大勇”之举令张澜十分钦佩。他同其他民主人士和中外记者前往迎接，积极为促进国共和谈而努力。在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同他多次会晤并亲切交谈。毛泽东态度谦逊、平易近人。每次到特园访他时，常跟特园的勤杂人员诚挚地握手交谈，这给张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我也是乡下贫寒出身，可是在城市里久了，差不多把乡下人忘了，大家都应向他（指毛泽东）学习。”^[1]

毛泽东抵渝后坚决反对召开国大，要求先召开各党各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一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的一致拥护。他们纷纷发表宣言，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民主，要求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此时，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名义发表致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关切函，就国共合作问题提出：“目前商谈之中心问题，不外政治与军事”，“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军事问题，积极须着眼于国防”，“消极须着眼于化除畛域，保障国家之和平建设”；并提出要减少常备军^[2]。他指责国民党兵贵多而不精，除从事内争之外，更有何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谓民主必持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如谓统一必须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在国共会谈期间，民盟在特园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张澜继续当选为民盟主席。张澜曾以蒋介石的无信无义，力劝毛泽东早日离渝。毛泽东临行时对张澜说：“欢迎你来，延安川人多，会做川菜招待你。”^[3] 果然不出所料，“双十协定”后，蒋介石蓄意扩大内战的阴谋，逐步暴露。张澜曾当面揭露蒋介石缺乏实践“双十协定”的诚意。他说：“譬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两点，就应该有诚意实行”；“一面说党部退出军队，一面又拉军官入党，把带兵的大员统统变为国民党党部的中央委员，这是‘党化军’变为‘军化党’了。这样能算国家化吗？这能瞒人吗？这样是欠诚啊。”^[4]12月30日，他又致函国共双方，指出：“全国人心厌战苦战，欲出水火久矣”；要求国共两党于1946年元旦“双方发令所有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装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1]。

1946年1月，国民党在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同意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张澜作为民盟的首席代表参加了会议。为了粉碎蒋介石独裁、内战的阴谋，会前，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与他商定，中共与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碰头，交换意见，共同协商。会议开幕前，各党派对出席会议的名额斗争十分激烈，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同盟配合默契，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结果取得下列有利于进步力量的代表组成方案，即：中共让出两个名额，国民党让出一个名额，青年党在民盟之外另列五名代表，总名额由36名增加至38名，民盟和社会贤达各九个名额不变。这件事使张澜和其他民盟成员从实践中看到中国共产党用牺牲自己的代表名额，保全了民盟的代表名额，不为一党一派的私利，全在顾全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大局，因而更坚定了他和民盟的成员们与中共代表团合作的立场。在整个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张澜坚守与周恩来商定的原则立场，朝夕与中共党员共商国是，在讨论国府名额等问题上，民盟与中国共产党一直协作得很好。对此，国民党反动派大骂：“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国民党特务还强占特园四号住宅监视民盟代表的活动。张澜在政协期间不顾攻击、诬蔑、诽谤和威胁，与中共代表始终保持联合一致的态度。

但是，政协决议刚通过，蒋介石就制造了“较场口血案”，不久，《新华日报》、《民主报》馆又被捣毁。这使张澜极度愤慨和悲痛。他认识到，这是国民党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破坏民主团结反对政治协商会议的阴谋。他曾致书蒋介石，要求严惩“主使人”，“解散特务组织”，使政协决议得以“确实进行”^[2]。随后又表示：“我们同盟为对国民负责，不愿贸然参加政府。”^[3] 这是他代表民盟在政治协商会议之后首次表明不参加政府的态度。为了避免内战，张澜等民盟领导人又于4月上旬在特园约请国共双方代表调停内战。但是，国民党代表陈诚毫无诚意，更引起张澜的不满。

国民党当局的背信弃义，坚持内战独裁政策，使张澜感到时局艰险，和谈无望。当1946年4、5月间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决定还都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的各方代表也随之准备东下，继续和谈之时，他决定留在四川不去南京，于5月3日返回成都。在准备飞蓉的机场上，当前来欢送的邵力子请他早日去南京时，他回答说：“你们要打，我去南京何用？”^[1]。可以看出，他之暂时退出和谈，无疑是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的一种抗议。

张澜回成都以后，一方面继续致力于争取和平民主的事业，一面对民盟今后工作的重点进行思考。7月，昆明发生“李、闻血案”，他无比义愤，当即致电蒋介石，指出：“同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两君相继被害，全国惴惴，舆论哗然，莫不曰此顽固分子反民主、反和平、有计划之阴谋，而此阴谋之待发动者实遍国中。”他严厉斥问当权者：“倡导民主，主张和平有何罪戾？”^[2]以后，他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出席了四川各界人士在成都举行的李、闻追悼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李闻两同志为民主而死，我们要前赴后继，力争民主之实现。本人决步两同志之后尘，为中国民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3] 表现了一种昂扬的斗志与不屈的精神。

大会结束时，混进会场的特务喊起“打倒共产党，打倒张澜，打倒民主同盟”的口号，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盟员们劝张澜秘密离开会场。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从容地和民盟其他成员一道走出会场。在上车时，突然遭到暴徒袭击，张澜头部受伤。由于警卫吕光光等奋力保护，才幸免于难。事件发生后，他收到中共四川省委吴玉章和民盟重庆市支部及各社会团体的大量慰问信。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亦驰电慰问。张澜不顾伤痛，连忙致电答复，利用时机向广大群众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发动人民投身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他表示：“为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四亿同胞方陷水火，望勿以澜个人为念。”^[4] 在这种形势下，他指示民盟转移工作重点：不要去热衷和谈，而“尤须加倍于民主运动”^[5]。

1946年7月，国民党彻底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通过的五项决定，悍然发动内战。张澜发表声明说：“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当时，国民党为了孤立中国共产党，在南京拉拢、引诱以至胁迫第三方面参加“国大”，引起了第三方面某些人的思想混乱。民盟的一些领导人，没有识破蒋介石、张君劢之流的这个阴谋，在给蒋的函件中具名签字。签字后，他们感到要恪守民盟和中共的信约，就派人赶到中共代表团通报此事。周恩来当即指出，这是上了国民党孤立共产党的圈套。幸好函件未发出，就涂掉了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三人的签名。第二天，报纸报道说：“函件涂污太多，不便进呈”，粉碎了蒋介石通过青年党、民社党企图骗取第三方面全体参加“国大”的阴谋。11月12日，国民党片面召集的伪“国大”正式开幕。中共代表拒不参加。在此关键时刻，周恩来当天亲临南京民盟总部，向民盟各领导人建议：对于民盟是否参加伪“国大”的问题，应向主席张澜先生请示。当晚，民盟总部即与张澜通话。张澜连续几次电话叮嘱南京民盟领导人，再三强调民盟的立场，明确表示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他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即失去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绝对不能稍有变动。”^[1] 他还坚嘱不能提交民盟参加伪“国大”的名单。13日，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民盟总部拒绝参加伪“国大”的消息后，才捻髯笑道：“我可以睡得着觉了。”^[2] 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使蒋介石妄图孤立共产党的阴谋彻底破产，民盟也保持了自己政治上的纯洁性。

在此前后，南京民盟领导人纷纷致函张澜，望他早日东下主持盟务。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后，周恩来也肯定民盟“经此一番风浪阵营较稳”，但“问题仍多”。为了使民盟能够健康地发展，周恩来特电吴玉章敦促张澜东下，主持宁、沪的民主运动。张澜决定以年迈之躯抱病出川。他怀着反内战争民主的战斗激情，于12月12日由渝飞汉，13日由汉乘龙安轮东下。他表示“中国一日无民主，即一日不去南京。”当船在南京停靠时，他不在南京逗留，直奔上海，在险恶的时局下，投入民主建国的最后斗争。

1947年3月，国民党强迫中共代表从国统区撤退。中共代表团撤走后，民盟在国统区就是最大的反对党了。24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发表宣言，要“采取坚决迅速之措量”，“遏止”中共的所谓“军事叛乱”。国内的局势更加严峻。国民党当局同时加紧对民盟的迫害，在此后的几个月之内，先后封闭了民盟在重庆和西安的机关报——《民主报》和《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在蒋介石、胡宗南军队侵占延安的次日，逮捕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并以“通匪”名义执行枪决。张澜闻讯，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为杜斌丞被杀案发表声明，把此事诉诸报端。他指出：“昆明惨案实行违法杀人者，表面尚谈为暴徒分子的狙击行为，西安惨案却是陕西戒严总司令部用‘判处死刑’的公开杀人手段残害在野党派的领导人了”；“此次杜案，政府始终拒绝民盟依法处理之请求，竟不经过正当司法手续突然由地方军事机关将杜斌丞先生执行枪决，此实违背政府历来公布保障人权之法令，且根本破坏国家之司法独立”；“似此，国家又成何国家……惟绝对不容许在野党派存在的国家，尚何民主之可言”^[1]。

当时，张澜住在上海永嘉路集益里八号和成银行的一幢小宿舍内，民盟办事处设在马斯南路原中共办事处，民盟留沪的中常委们常在集益里开会。13日，国民党特务开始包围马斯南路的民盟办事处；南京民盟总部亦同时受到监视。留守南京的民盟中委罗隆基来上海汇报工作，商量对策，特务跟踪而来，用汽车堵住集益里宿舍的前门和弄堂口，对进出的人严加盘查。张澜面对险境，安然若素，每天下午照常让女儿张茂延陪他散步，特务则尾随在后，步步不离。10月27日上午，在沪民盟中委沈钧儒、黄炎培、史良、叶笃义等十多人在集益里秘密聚会。为了弄清情况，抗议特务的监视，保障民盟的合法地位，决定派代表上南京交涉。叶笃义先走，黄炎培后去，幻想与南京的罗隆基一道同国民党谈判并呼吁司徒雷登出面斡旋；如国民党政府不下令解除包围，则宜通告盟员暂时停止公开活动（转入地下）。但是，就在黄炎培赴宁的当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以“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不承认国家宪法，企图颠覆政府”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声言今后对民盟及其盟员的活动要按《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惩处，并要民盟盟员向国民党当局登记。29日，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攻击张澜“勾结”中共，“投靠”苏联，并威胁说：“吾人希望治安机关不任其逃出国境，不使其写完郑孝胥、赵欣伯形状之最后一笔。”^[2]

自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后，民盟中个别中委和盟员有登报声明退盟的。为此，张澜曾发表《民主终将在中国得到胜利》一文，答复美联社的询问。当时，国民党政府派警察强占了马斯南路民盟办事处，逼迫办事处人员全部撤出。沈钧儒和其他几人搬来集益里居住，张澜亦被禁止外出。大家焦虑地等待南京的消息，对交涉尚存一线希望。但是，民盟代表去南京的活动毫无结果。司徒雷登不仅不答应从中斡旋，反劝民盟“光荣解散”；在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的谈判中，张群仍坚持解散民盟的无理要求。到11月5日，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三人在特务的“护送”下，携带一份与国民党多次交涉后写成的《公告》自宁返沪。张澜立即召集在沪中常委进行讨论。参加者有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叶笃义、张云川等人（陈新桂列席会议）。黄炎培报告在南京商谈经过，罗隆基，叶笃义相继发言，说明南京政府执意要民盟自行宣布解散，否则要逮捕民盟中委，各地盟员都要登记。大家迫于形势，决定宣布民盟解散。1947年11月6日，以民盟主席张澜的名义发表了解散《公告》^[1]。这个《公告》被迫公布后，张澜忧愤已极，彻夜不眠。他沉痛地对叶笃义说：“杀头我是不怕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国统区全体盟员的身家性命。至于我个人的一切，早已置之度外了。”^[2] 他还对张茂延说：“民盟要转入地下。”他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的这种忧愤的心情，第二天即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说：“余迫不得已，忍痛于11月6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他呼吁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3]。这一呼吁当时上海各报都不敢登载，只有《正言报》刊登了。民盟广大成员在这一呼吁下，转入地下继续开展斗争。

张澜的个人声明发表以后，他的处境更加艰难。民盟中常委沈钧儒与之朝夕相处，共商对策。不久，沈钧儒等一部分民盟中常委化装赴香港。张澜已年近八十，且数十年为国事奔波已积劳成疾，周围又有特务紧盯跟踪，无法出走，仍留上海。

1948年1月，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否认南京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告示，宣称不能接受民盟总部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的劫持与威逼下所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的声明”；公开表示“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日寇投降以来，为实现国内和平而努力，是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1]。从而完成了民盟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

在三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沈钧儒宣读了张澜等人的函件。会后，罗涵先返沪向张澜汇报会议情况，张澜很高兴。

1948年3、4月间，张澜已感右边半身不遂，并患有眼疾。离集益里不远的虹桥疗养院郑定竹副院长以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欢迎张澜免费住院治疗。这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蒋介石想退入四川负隅顽抗，又对四川省主席邓锡侯信不过，就撤了他的职务。邓很气愤，来沪见张澜。张澜劝他，失掉省主席不要紧，时局很快要变，赶快回去联络川军，等待时机，准备起义，迎接解放军入川。刘文辉派代表来沪见张澜，张澜劝刘迅速脱离蒋帮加入革命阵营。不久，蒋介石派张群任四川行政长官。张群赴川前来沪见张澜。张澜语重心长地提醒他：“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劝他不要再跟蒋介石走，要为四川人民做些好事。张群在张澜感召下，返川后，曾释放了关在中美合作所的21位民盟盟员，把征兵名额由42万减至6.2万人，取缔了准备新建的六个师，减少征粮，停止征购实物。事后，张群通过留川民盟中委范朴斋转告张澜，表明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发出假和谈的要求并宣布“下野”，妄图利用“和平”攻势，获得喘息之机，以便卷土重来。张澜在医院发表谈话，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他说：“国民党利用和谈，保持现状，不仅共产党不同意，人民也不赞同。”代总统李宗仁先后派甘介侯、邵力子等来虹桥疗养院，希望借助张澜和共产党的关系，出面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他表示断然拒绝，说：“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作调解人。”^[2]

1949年5月10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第三大队队副阎锦文带领武装特务闯进虹桥疗养院，用枪逼迫张澜和罗隆基（当时也在虹桥疗养院治病）跟他们走。张澜临危不惧，厉声斥责说：“你们可以用枪打死我，但我决不离开这里！”^[3] 他的凛然正气深深感动了当日正在值班的郑定竹副院长。他挺身而出，用身家性命担保，留张、罗二人住院治疗并立下担保字据。此后，特务们对张澜严密监视、轮班看守。武装特务、便衣特务，男特务、女特务来来往往，戒备森严，把张澜和罗隆基囚禁在一间病室达一个多月。5月24日，在蒋军从上海撤退之际，特务头子下令要将张、罗二人以送往台湾为名，秘密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外，然后在其身上系石头，投入江内，由阎锦文参与执行任务。原来，阎锦文是中共地下组织通过起义将领、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安置的保卫张澜的人。阎锦文在紧急关头捷足先登，利用职务，抢在其他捕杀者的前面，把张、罗二人营救出险^[1]。

1949年6月，张澜应中共中央邀请，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他以民盟主席身份作为民盟首席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今天愿与在座诸位代表相约，我们全体代表更应与中国全体人民相约，我们应立下宏愿，抱定决心，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共同起来担负实现这个纲领的责任。”^[2]1949年，张澜已77岁高龄，他的政治生涯达到了光辉的极顶，德高而望重。是年9月，在举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曾亲临张澜住处，请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操着浓重的川北口音说：“我快八十啦，老了，不行了。我又没有什么……”毛泽东没等他说完就爽朗地笑着讲：“你有德嘛，无论如何请你出来！”^[3]10月1日，在这举世瞩目的、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六位副主席围绕在毛泽东的身旁。张澜穿着朴实的长衫，胸前飘拂着白须，精神矍铄。在会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49年12月20日，他在民盟一届五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民盟主席。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2月9日，张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张澜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亲视含殓。社会各阶层纷纷致电表示哀悼。2月13日，张澜的遗体隆重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　1982年4月1日《人民日报》。
[2]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
[3]　张茂延：《我的父亲—张澜》。
[4]　1946年11月18日《新华日报》。
[1]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10页。
[2]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49、153页。
[3]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49、153页。
[1]　1946年5月7日《民主报》。
[2]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98页。
[3]　中共南充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革命史料集》第13期。
[4]　中共南充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革命史料集》第13期。
[5]　中共南充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革命史料集》第13期。
[1]　1946年11月14日《新华日报》。
[2]　1982年4月1日《人民日报》。
[1]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51—352页。
[2]　吕光光：《张澜传略》，《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
[1]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55—356页。
[2]　叶笃文：《民盟历史、性质和任务》，《中央盟讯》1984年第2期。
[3]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61页。
[1]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76页。
[2]　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第140页。
[3]　张晓岩：《回忆我的父亲——张澜》，《湖北盟讯》1985年第2期。
[1]　郑定竹：《张澜、罗隆基住院及脱险》，《文史集萃》第6辑。
[2]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583、584页。
[3]　张晓岩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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