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展开了国共合作的全面抗日战争。张澜是年已65岁高龄，但他老而益壮，全力以赴地投入了争民族生存的火热斗争。他豪情满怀地写道：“华北鲸吞谋久蓄，亚东狮吼睡初醒。寇来便合迎头击，直捣黄龙痛饮倾。”对于国共两党，他不抱偏见，凡有利于抗日的，都积极支持。他担任了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主任等公职，为团结抗战奔走呼号。他敦促和热烈欢送刘湘、邓锡侯、李家钰等人率部出川抗日。刘湘在开赴前线途中逝世，张澜亲自写祭文哀悼，以示抗战一家的精神，鼓励四川军民为民族的利益而前赴后继。他还一再希望开赴山西前线作战的邓锡侯、李家钰部要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密切合作。朱德曾为此致函张澜深表感谢。中共中央派罗世文、廖志高、于江震、贾子群、王干青等回四川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澜也热情的欢迎并给予支持。他真诚地冀望国共两党都能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放弃旧隙，和衷共济，共同抗战。他对抗战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此次暴日侵华，利在速战；我则利于持久战。”“中日战争如我国能坚持相当时间，我国必获胜利。”他殷切希望国民党政府“发动国际联络与团结国内各党各派，坚持抗战。”^[1]1938年6月，他欣然接受了国民党政府延聘，成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立即动身前往武汉出席参政会。在武汉，他初次会晤了周恩来，并与吴玉章、董必武等人重逢，交谈甚欢，使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久，张澜即在参政会上提出了“坚持抗日，反对妥协；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政治主张。蒋介石曾以监察院院长的要职相许，被张澜婉言拒绝。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迁入四川后，开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年底，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叛国。张澜与黄炎培、梁漱溟、冷遹、江恒源等人立即在《新蜀报》上发表声明，严厉声讨卖国贼的卑劣行径。8月8日，张澜在寓所听取了董必武对平江惨案的详细介绍及中共中央一方面要求严惩凶手，一方面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后，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十分愤慨，对中共仍以大局为重的政策十分钦佩。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张澜即支持中共参政员关于结束国民党党治和实施宪政的要求。蒋介石完全拒绝了这个要求，且变本加厉地一意孤行。10月间，蒋介石宣布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企图借此加强他的独裁统治。张澜对此极为不满，发表了《建设川省，川人应有之责任》一文，号召四川人民为了抗战，必须加强团结。实际上就是反对蒋介石的横行霸道，提醒人们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要有所警惕。中共对蒋介石欲独霸四川，垄断“抗日”，也采取了对策。中共和张澜等民主人士通过川康建设期成会这个组织，将川康两省分为六个工作区，筹备改建六个新省。明为增添行政省以弥补已沦陷十几个省的损失，实则是分化和削弱蒋介石的统治。张澜因工作繁忙且需要留在重庆、成都活动，他请陈鸣西代理他所分任的阆中区主任的职务。陈鸣西临行前，张澜向他密示机要：不必事事都按国民党政府的规定办，要站在抗日人民一边，为人民说话和办事^[1]。与此同时，张澜联络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左舜生等人，在11月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该会以促进团结，共同抗日，实施宪政为宗旨，主张凡抗日各党派，应一律承认其平等合法地位；在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和法令，应即中止或宣布无效。1940年3月，张澜应蒋介石邀请出席关于宪政和川政问题座谈会。会上，张澜恳切地陈述了希望政府接受参政会各方人士的督导，早日完成抗日建国大业，还直言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并不适当。就在这次座谈会后不久，国民党顽固派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和川康军委书记车耀先。董必武急切地请张澜出面营救。张澜尽力设法，力劝邓锡侯、潘文华“不要为蒋介石所利用”，同时致函蒋介石，力谏“勿破坏团结、动摇后方、危害国本”。但无效。正在这时，叶青到处鼓吹“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和“全国政令军令的统一”等谬论，并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为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制造舆论。张澜看了叶青写的反共小册子，气得大骂：“从前我以为任卓煊（叶青的原名）是我们南充的一个人才。虽然莫得脊梁骨，总还是有点学问嘛！他写出了那么厚厚的几本书，没有点学问哪能成呢！而现在他却堕落到这种程度，竟然公开反对共产党，离间、挑拨国共关系！挑葱卖蒜都可以维持生活嘛！靠反共来挣钱吃饭这算什么东西哟！”^[1] 张澜深感“国家之险危，政治之窳败，世道人心之日益败坏。”他针对叶青所散布的言论，一度回到南充，在建华中学着重讲什么叫“仁”，什么叫“义”。他认为，讲“仁”就应该和必须爱人民，不能自私自利；讲“义”就应该和必须正自己，不能厚颜无耻，丧失气节。这既是张澜教诲青年学生要坚持抗战，又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和叶青之流的一种批评。

张澜对于他所理解的“仁”和“义”是身体力行的。1941年，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张澜与其他民主人士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解，但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合作的诚意，终使调解无效。1941年2月间，当时的六个小党派倡议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目的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大的力量，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2]。张澜是以个人身份参加协商筹备的。3月间，在鲜英的住宅特园举行了成立大会，推黄炎培为主席。不久，黄炎培辞职，改推张澜为主席。这是因为张澜具备三个条件：他是无党派人士，是个公认的超然人物，能公正地判断是非；他坚持抗战，反对独裁的立场坚定；他与川康两省的地方实力派有深广的联系^[3]。

10月10日，张澜等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及部分参政员举行茶话会，正式宣布了同盟的成立。同日，在香港出版的同盟机关刊物《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言》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以张澜为主席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使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增加了一个大的政党，有利于克服当时已出现的国共合作破裂的危机。它的政纲基本上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要求的。正因为如此，中共在延安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特别发表了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重要社论，指出同盟的成立“是抗战时期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4]

张澜在斗争实践中成为当时中国第三大党的领袖，他高擎民主、团结、抗日的大旗，在全国人民中的声望越来越大，面临的考验也越来越大。11月间，他在参政会上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向国民党要求结束训政，取消特务组织等。他的提案立即得到了董必武、邓颖超等23位参政员的联署。蒋介石见后气得拍案大叫：张澜“把我看成宣统皇帝了！”^[1] 张澜开始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监视，但他不畏艰险，仍为团结抗战事业日夜奔波。他在笔记上写下了“四勉一戒”的座右铭，即“人不可以不自爱，不可以不自修，不可以不自尊，不可以不自强，而断不可以自欺。”他还教育盟员：“自强必须坚其志，有毅力，不为事物所摇夺，不为艰险所沮丧，死而后已。即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作为一个革命者应敢于坚持斗争，自强不息”。有一位盟员叫沈大义，听了张澜的教诲，把名字改成了沈自强。不久，他担任了张澜的秘书，常见张澜忧国忧民，为推动抗战不辞劳苦，不顾安危，对他十分钦佩^[2]。

当时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著名领导人常去特园、怀远山庄同张澜共商抗日大计。张澜在同他们的接触中，明显地感到国共两党领袖品质上的极大差异，时时警告盟员们不要受一些国民党权贵糜烂作风的影响。1942年张澜在怀远山庄写了许多揭露国民党官僚不念民苦国难而依旧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生活的诗篇。这些诗篇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一些当道官僚，对盟员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张澜本人则一直与民共苦乐，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长年穿的只是一件麻布长衫，且破了又补，补了又穿。他说：老百姓笑破不笑补嘛！有一天他看到《大公报》上一条消息说：孔二小姐能带着自己的洋狗乘飞机到香港游玩，而宋庆龄女士为抗日救国要到香港筹款却买不到飞机票。张澜愤慨之极，大声怒骂：“什么世道！国母还不如一条洋狗！国事就败在这些蠹虫手上。”^[3]

当然，张澜此时最关心的还是维护民主和国共两党合作以将抗战大业坚持到底。他听说南充专署抓了一些进步女学生，当即去专署质问专员：“既然要合作，你到处抓她们，是合作的诚意吗？既然在防共，我能办学校，共就不能防！你抓了我的学生，她们是不是共产党，拿不出证据就把人给我放出来！”该专员理屈词穷，只得答应放人。^[1]

1943年9月，国民党举行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全国民主运动压力下，虚伪地作出了“实施宪政”的决议。张澜在“九一八”12周年纪念日时，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论述了“近代民主政治的消长”，“什么叫民主政治”，“什么叫党治”，“训政与宪政”，“中国今天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从题目和章节目录即可看出，张澜是在“真正”两字上做文章，这显然是针对蒋介石企图进一步搞虚假民主的。蒋介石见到这本小册子顿时气急败坏，约张澜见面，警告说“你不要上共产党的当！”^[2]。国民党当局把这本小册子列为禁书。中共则大量翻印，《解放日报》作了详细介绍，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张澜在文中写道：“大凡要实行独裁，必先由他的党徒，把他的知识和才能、言语和行动，崇奉成为唯一不可企及；尤其不可侵犯的人。独裁者习而安之，亦以为唯我独尊，唯我独智；于是其左右亲信之人，伺意承颜，群相蒙蔽，言莫之违，阙莫之补，形同孤立，无法洞悉国事民情之利弊原委。……政令则纷乱苛扰而莫之改良；官吏则贪污虚伪而不能惩止。一切形成腐化，终至全国怨毒，皆集于独裁者之身而无法挽救。”又写道：“独裁者对内更要防止异己者，……他的办法，必定要布置耳目网。即是组织一群由独裁者私人直接指挥的特务人员，秘密分布各地，来专负对内对外的侦察工作，以至于其他工作。或则捕风捉影、捏造情报；或则借事邀功，小题大做；或则利用职权，阴行敲诈；或则摧残自由，制造恐怖。”张澜的这些话对国民党当时推行的独裁专政，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些话正是抗日民众想讲而不敢讲的。为了实现真正的宪政，张澜在1944年2月与邵从恩等人联名发起组织了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对国民党提出的《五五宪草》展开了批评，并敦促政府早日结束“训政”，实施“宪政”。

为了适应抗日民主运动形势的发展，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1944年9月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仍选张澜为主席。在他领导之下，盟员有了很大的发展，且更高地举起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旗帜。于是国民党顽固派就指挥一些舆论工具攻击张澜“受共产党利用”。张澜尖锐地反驳说：“民主同盟是否受共产党利用，自有事实证明。试问三民主义，是不是进步的十足的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即是实行主权在民的民治，当然要取消党治，公开政权。所可惜者，三民主义，未见实行，而使民主同盟起而要求，并让共产党得而利用，这是国民党人应该自己反省的。”^[1]

10月间，成都华西坝五所大学、12个学生团体举行国是座谈会，张澜应邀出席。到会者二千余众，会场贴满了质问国民党的标语。张澜即席讲话说：“你们不是受着种种干涉和限制，不让你们谈国事吗？你们提出这样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出来，其实根本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你们会提出这样许许多多问题来呢？反面就是不民主。”“现在是要放弃一党专制的统治。国家的事，要以真正大多数的民意为依归。民主政府的开步走，就是联合政府。至于联合政府的内容、性质，你们知识分子就起来喊！喊！喊！那么，它的内容就自然有了。”全场为他的讲话热烈鼓掌，不少人为之激动得流下热泪^[2]。当时，正值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于是一些特务就谩骂张澜是“共产党的尾巴！”张澜义正辞严地反诘：“外面有人说我们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说得对，我们为什么不该赞成支持呢？共产党就共产党，又怎么样！”^[3] 在五大学国是座谈会后不久，五校训导处即作出决定：不准再组织类似集会。

张澜一方面鼓励军民坚持团结战斗，抵御日军的进犯；另一方面进一步揭露：“国民党执政，变成官僚政治。所谓党治，腐化了；所谓党军，也腐化了。”他同时指出：“政府军队的失败，共产党军队的发展，就是因为一个能爱民助民，另一个不能爱民助民。”^[4] 为了使国统区民众了解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张澜积极支持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民盟的领导人去延安参观访问。1945年7月，张澜为黄炎培等人参观延安归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由黄炎培等详细介绍了延安观感。他还大力支持黄炎培所写《延安归来》一书的出版发行，使国统区民众从国共两党所辖区域的比较中，提高对共产党的认识，更迫切地要求结束国统区中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国民党特务为此更加紧了对张澜的攻击和迫害。重庆和成都等地的“铁血锄奸团”特务组织，公开张贴“打倒张澜”的标语。重庆的特园和成都的怀远山庄、“慈惠堂”等民盟活动场所和张澜经常进出的地方，都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张澜一再告诫盟员，决不要受威胁而退缩，决不要受利诱而动摇。

[1]　《在四川各界人民欢送出川抗战将士大会上的致词》（1937年9月5日）。
[1]　陈鸣西：《回忆表老二三事》。
[1]　《张澜先生与私立南充建华中学》（张默生和张泽友回忆），中共南充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汇编：《革命史料集》总25期。
[2]　张澜：《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
[3]　参见杜象谷：《我对张表老生平事迹的回忆》。
[4]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
[1]　1946年11月18日《新华日报》。
[2]　沈自强：《我在张澜身边工作的时候》，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委员会盟史资料工作组编印：《盟史资料之三》（1981年1月）。
[3]　《张澜先生与私立南充建华中学》（张默生、张泽友回忆）。
[1]　《张澜先生与私立南充建华中学》（张默生、张泽友回忆）。
[2]　张茂延：《我的父亲——张澜》。
[1]　张澜：《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
[2]　沈自强：《我在张澜身边工作的时候》。
[3]　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第104、105页。
[4]　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第104、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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