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在南充试验“自治”的同时，密切关注着四川和全国的政治形势。他本希望南充自治的经验能在全省推广，使民权得以伸张，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但事与愿违。四川军阀仍然混战不已，民众苦不堪言。张澜得出结论：只有把民气激发起来，才能压得住军人气焰，而要激发民气，必须有人才。要有北京大学那样的学校才能培养出大人才。因此，他积极建议在四川仿照北大开办国立成都大学，得到各方面人士的赞成，并一致推举他担任该校校长。

张澜1926年4月6日出任成都大学校长。他常说：“我办大学究竟办多久，不得而知。但我办这个学校究竟该起什么作用，对于学生究竟应走什么方向，是必须有个明确主张的。”^[1] 他心目里是要把成都大学办成西南的民主堡垒，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支重要力量。他完全采用了蔡元培实行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他称之为“兼收并蓄”)，并具体提出了“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的响亮口号。对教师的聘任，他坚持“用人唯才，不拘一格”的原则，不问个人的政治信仰，不干涉个人的学术见解。在成大教书的教师，有主张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有主张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有主张国家主义的青年党员，有崇奉孔孟的遗老遗少，也有激烈反对孔孟的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例如，吴虞在新文化运动中曾著文无情鞭挞儒家提倡的孝悌，在青年中有广泛影响，张澜聘请他担任文学系教师，四川的“五老七贤”就竭力反对^[2]。有人说：吴虞不忠不孝，怎能教书？张澜反驳说：他在北大是反孔英雄，怎么不可以教书？“讲学自由嘛!”^[3] 当时四川的社会风气还是很封建保守的，成都大学别开生面，在四川开创了新风气。对学生的学业，张澜要求严格，认真考查，鼓励勤学励行。对师生的政治信仰和社团活动不横加干涉。他提倡通过自由争鸣去获得对真理的认识。当时师生中形成了三派三社，一个是主张三民主义的健行社，一个是鼓吹国家主义的惕社，一个是信仰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三派三社各自办有刊物，相互间经常展开激烈的辩论。学校每年拨出200元，资助这些刊物。张澜当然也有个人的倾向性，对进步思想、进步师生特别重视和关怀。他比较倾向社会科学研究社办的《野火》、《科学思想》和《定性分析》三个刊物；“不惜拿出自己的薪俸来津贴他们出版。”^[4] 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人刘愿庵来校参加辩论会并讲话，张澜带头鼓掌和叫好^[5]。成都大学继北京大学而起，在西南独树一帜，很有民主自由空气。在这样一种空气中，使广大学生能明辨是非。全校有2000多学生，70％左右拥护社会科学研究社，参加健行社和惕社的各不到百人^[6]。中共能在成大广泛宣传马列主义，这同张澜的办学方针不无关系。这时，张澜自己的政治思想也有了进步，开始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英帝国主义制造了万县惨案。陈毅、朱德等在万县具体领导民众开展反帝运动。成都的中共党员刘愿庵、张秀熟等人创办了《九五日报》宣传反帝，他们请张澜担任该报言论委员会主任，张澜欣然接受。1927年3月，英美帝国主义又制造了南京惨案，以图阻止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刘湘等军阀竟不准四川人民对帝国主义抗议示威，且在重庆制造了镇压民众的“三三一惨案”。成都的中共领导人立即组织了后援会，声讨刘湘。张澜积极支持成大的学生响应。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成都也笼罩着白色恐怖，刘湘等欲镇压参加后援会的进步学生。张澜在7月14日公开发布了《校告》，尽力保护进步学生。《校告》中写道：大学为最高学府，“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1]

张澜想走一条“教育救国”的路，但这条路越走越窄，到1928年春就走不下去了。四川的反动势力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制造了血腥的二一六惨案。事件的直接原因是2月14日省一中的学生打死了反动校长杨廷铨，根本原因则是反革命派要实行捕杀共产党人的“清党”政策和打击张澜的进步活动。2月16日，大批军警突然包围了省一中和成都大学，逮捕了一百多名进步师生，成都大学被捕者二十余名。当局不加审讯，立即就枪杀了14人。其中有六名是成大的学生。14人中有四名并不是共产党员，成大的六名学生中也有一名不是共产党员，另一名才入党几天。这14人均与省一中事件无直接关系。第一个被枪决的就是曾与张澜在南充中学共事、深受张澜敬重的袁诗尧。他是成都高师附中主任，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部长，国民党左派刊物《准星》的主编。被枪决的成大学生之一钱芳祥是学生会总务长，曾为张澜争得办学经费出过大力，是张澜熟悉和喜爱的学生。另一学生胡景瑗，被抓时入党才十天，表现英勇顽强。张澜闻讯，十分震惊、愤怒。他立即找刘湘、刘文辉等交涉，要求马上释放被捕学生。2月19日，张澜交涉救人不成，乃悲愤沉痛地发表了致当局的辞职公函。他痛切地写道：“年来革命突进，政局屡变，政治无轨道可循，而教育实首受其弊。”他尖锐地指出：“办杨案必先严究该校之主凶，而后胁从之真伪乃分；清共党必以事实为证据，而后私人之诬陷方免。今杨案之主凶未获，而成大之学生被指为嫌疑者，乃枪毙于逮捕数钟之内，似非所以服死者之心。”“大学事前未接当局之公函，军队可予以任意蹂躏，事后不闻当局之通告，学生能不恐怖惶惑？”^[1] 这份辞职信，实际上是对反动军阀的声讨和抗议。2月21日，张澜又去找了刘文辉等军阀，气愤地质问：“你们人都杀了，我们连尸都收不得吗？”刘文辉等以张澜是社会名流，才答应可以收尸。张澜立即安排人员把成大的六位烈士合葬在成都武侯祠附近。他说：这样可以使后人见着碑墓，知道四川军阀的野蛮残忍！张澜提出辞呈后，广大学生和家长纷纷要求军阀让张澜复职，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同军阀的斗争。刘文辉等害怕出现更大规模的反军阀群众运动，只得假意向张澜道歉，并请他复职。3月12日，张澜接受了全校师生和各方人士的再三挽留，勉强同意复职，并发表了复职演说。他揭露当局以办杨案、清共党为借口残杀学生，根本企图是要用淫威来压制兵农工学商对军阀统治的不满。这种阴谋“不能不谓其计巧而手毒”。“恶例一开，以后惨死枉死的人，不知道还有多少！”他勉励学生“革命要有真实的本领，就是要有真实的学问与知识与能力，革命才能够成功”。号召大家向孙中山学习，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成都的二一六惨案是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革命派在全国制造白色恐怖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张澜是坚决站在革命人民一边的，站在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的。在随后的二年里，他发表了《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怎样研究经济学》、《中国学生之出路》等重要文章和演说，创办了《科学思想》期刊。他集中地批判了国民党新军阀所推行的“党化教育”，公开宣称：“现代的所谓党化教育，我是不赞成的，我是怀疑的。”他竭力提倡民主教育，号召成大的师生：“我们千万应该发表精神独立宣言，以实现学生的求学自由、研究自由、言论出版自由，而完成教育精神的民主化。”他强调研究学问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不必害怕触及时忌。他指出：“我们研究学问的人，只问是真理不是真理，合科学不合科学，绝不应该因为避免时忌，就不去探讨经济真理。”他还说：“我们不能抛弃了当前的实际，而只在书本子里研究陈说。”在张澜的教育下，成都大学虽然也笼罩在社会白色恐怖中，但许多进步师生仍坚持发扬了“不因袭、不保守、要求新、要进步的精神”。张澜思想上的变化还表现在他已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有了初步的研究和了解，从而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跳出他原先主张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圈子，转而主张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他的锋芒是直指当时正在建立的蒋介石新军阀统治的。他在《中国学生之出路》一文中指出：“造成中国现在生产不能发达的原因，主要是帝国主义之侵入。”“帝国主义为继续其自身底存在，不能不在经济压迫之外，再用政治阴谋来阻止中国资本的发展。因此，它要利用新旧各色的军阀官僚，以维持它在过去根据不平等条约而得着的特殊权利，并延长中国的内战。”他得到结论：“要改造构成中国社会的经济，只有扫除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官僚、资商、豪绅的势力，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才能焕然一新。”他号召青年学生应勇敢地投入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他写道：“中国学生对于这种改造环境开辟出路的事业，不独应该参加，还须引为自己的任务。”“中国的出路是破坏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因而学生的前途，不在旧社会中，而在新社会中。”^[1]

1931年春季即将开学，反动当局又故意停发成都大学的教育经费，对张澜百般刁难。张澜忍无可忍，被迫再次愤然辞职，返回家乡南充。临行前他对教师说：“人当有超出环境之情趣。富贵、贫贱、威武，皆环境也。”又说：“黄鹄一举兮，见山川之行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表现了他作为一位民主革命的活动家，高瞻远瞩、威武不屈的革命气概！

[1]　乐庆云：《成都大学兴废记》，《四川文史资料》第8辑。
[2]　张思平：《张澜》，《文物天地》1982年第2期。
[3]　廖友陶：《五四运动时期张澜先生二三事》，《历史知识》1982年第3期。
[4]　张思平：《张澜》，《文物天地》1982年第2期。
[5]　廖友陶：《五四运动时期张澜先生二三事》，《历史知识》1982年第3期。
[6]　陈鸣西：《回忆表老二三事》。
[1]　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第65页。
[1]　《成都大学张澜校长致各军长辞职公函》，《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1]　《成都大学成立五周年纪念会特刊》（1929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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