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国内迫切需要大批的革命干部。根据这一情况，共产国际同意让一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同志返回国内工作。1925年8月初，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的聂荣臻、叶挺、熊雄等20多人离开莫斯科，于9月上旬返回上海。党中央决定叶挺与聂荣臻、熊雄等12人到南方工作。他们随即乘船从上海抵达广州。
一踏上广州码头，叶挺就立刻为广州浓厚的革命气氛所感染。广州街头到处张贴着“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口号。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雄赳赳地在街头巡逻，市民情绪高涨，社会秩序安定，与他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情景大不一样。叶挺十分兴奋，要求中共广东区委立刻分配工作，早日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
其时，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陈延年等领导人在领导革命群众运动的实践中，日益感到建立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并由我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力量和保障工农群众革命利益的重要意义，因而决定在广东肇庆筹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并把这一建军任务交给了叶挺。
叶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所托付的光荣任务。在他离开广州前往肇庆筹建独立团之前，特意前去探望了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叶挺平素十分敬仰廖仲恺，对于廖仲恺的不幸牺牲，表示十分悲痛。他见到何香凝后，握着她的手，“眼泪就像一串珠子似地滚下来”。叶挺指着何香凝身边的廖承志说：“他（承志）会继承他父亲的事业的!”^[1]
叶挺抵肇庆后，立即投入紧张的筹建独立团的工作。独立团的全称是国民革命第四军独立团。经中共广东区委决定，独立团以铁甲车队全部和黄埔军校抽调一部分人员为骨干，再从广东、广西及湖南等地招募一批士兵组成。全团共约2000人，由叶挺担任团长（兼任第四军参谋处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初任一营营长）、曹渊任一营营长、贺声洋任二营营长（后为许继慎）、杨宁任三营营长（后为张伯黄）。独立团成立一个共产党支部，作为全团的领导核心，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党支部干事会（支委会）成员为叶挺、周士第、董朗等人。经过叶挺等的紧张筹备，独立团于1925年11月正式成立，团部设在肇庆市阅江楼。
根据中共广东区委指示，独立团成立后，叶挺首先对部队大力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使部队“迅速培养成一支最可靠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1]。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干部训练和新兵训练计划，对部队实行严格的“四操”、“三讲”制度^[2]。在军事训练过程中，他经常亲自给官兵们上课，还到练兵场上与官兵们一起操练、做各种示范动作。由于叶挺以身作则，各级干部和士兵们的情绪高涨，训练成绩很好。
独立团的练兵场设在七星岩、北岭山下等地方，地形较为复杂。训练时士兵们经常分成两队，结合地形实际进行进攻或防守的实战演习。叶挺还很重视长途行军演习，亲自率领全团战士，从肇庆市区出发，向距离肇庆约20公里的鼎湖山方向行进；到达鼎湖山脚后，又带领士兵们跑步登山。对训练中表现突出的官兵，叶挺当场给予表扬，正是由于叶挺严于治军带兵，部队素质迅速提高，为独立团日后参加北伐战争打下了基础。
针对团内少数下级军官中存在着的任意打骂士兵、贪污克扣士兵粮饷等现象，叶挺在全团开展了一次反打骂、反贪污的活动。他抓住一些典型事例进行教育。有一个连长刘光烈，经常贪污办公费用和士兵的伙食费，粗暴地打骂士兵。叶挺批评教育他，但他拒不认错。叶挺便撤掉了他的连长职务。排长薛仰宗不仅任意打骂士兵，上街时无理辱骂老百姓，破坏军民关系；后来又发现他到独立团工作是通过私人关系进来的，未经团部审查批准。叶挺便立即将其撤职。后来，叶挺还在全团开展了一次反报假姓名、假籍贯的活动。经过上述活动，官兵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士兵们的革命积极性也更加高涨。独立团党支部及时在部队中吸收了一些表现积极的干部、战士加入党的队伍。在叶挺领导下，全团官兵还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年在独立团任参谋长职务的周士第回忆说：“由于认真执行了党的指示，进行了生动的政治思想教育，开展了反贪污反打骂反报假的斗争后，党的领导加强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生活严格了，干部团结了，官兵觉悟提高了，官兵关系融洽了。因此，独立团的各种工作都迈进了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奠定了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的初步基础”^[3]。
当时，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在广州军部听说独立团的练兵成绩很大，曾专程前来肇庆视察。他在叶挺陪同下，亲眼看见许多军官每天晚上熄灯后仍在勤奋地工作或学习；看见士兵们在俱乐部情绪高昂地高唱《国际歌》、《少年先锋歌》等革命歌曲；看见官兵打成一片、关系融洽，官兵的伙食都一样等动人情景，很受感动。接着，他又视察了部队上课出操、打野外、紧急集合及实弹射击等，感慨地对叶挺说：“你们把旧军队的习气都扫除了，这是很好的。你们真是革命军! 只是太红了。”叶挺回答说：“要红才能打胜仗。”^[1]
在叶挺带领下，独立团十分重视做好群众工作，经常向附近群众宣传国民革命的意义，积极参加当地各项社会活动，支持工农革命团体，协助维持社会治安。
这期间，古应芬^[2] 在肇庆开办了一个西江宣传养成所，培养西江各县的民团骨干。叶挺利用养成所作为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培养群众运动骨干的一个阵地。他取得古应芬同意，派出团部参谋、共产党员董朗到养成所担任军事政治教官，对学员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宣传国民革命的主张。他自己也亲自到养成所讲课，向学员灌输革命道理。独立团还在养成所学员中挑选了一批积极分子，成立了一个西江政治研究会，进一步加以培养，作为他日返回各地开展工农运动时的骨干。研究会由叶挺、董朗、李秀文（叶挺爱人）等负责，叶挺定期向他们作报告。在研究会会员的带动下，养成所的学员们除了完成日常的学习任务外，还时常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演讲，到附近农村作调查访问，慰问农会会员，并与农民一起联欢。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农运动的高涨，当地一些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分子勾结起来，成立高要县阖邑联团等反动组织，进行破坏工农群众运动的活动。在叶挺带领下，独立团旗帜鲜明地支持工农革命力量，打击破坏工农运动的反动势力。当高要各革命团体联合举行代表大会时，叶挺特地派出一部分官兵前往参加开幕仪式，表示祝贺。
叶挺还派出部分官兵，组成治安巡逻队，维持社会秩序，打击破坏分子，有时叶挺亦亲自参加巡逻。当时驻肇庆的尚有其他一些军队，他们的素质很差，任意欺凌老百姓，群众恨之入骨。有一次，叶挺带领一些战士在街上巡逻，见一名其他军队的连长向农民买东西少付钱，还逞凶打人。他让巡逻队上前制止，那个家伙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是什么人? 竟敢来管我!”叶挺闻声走上前去，递上自己的名片。那个连长看后知道对方原来就是叶挺，吓得浑身发抖，只好老老实实地接受巡逻队的处罚。从此以后，其他部队的官兵互相告诫，再也不敢在大街上胡作非为了。在独立团驻肇庆期间，肇庆社会治安良好，群众生活安定，当地人民十分拥戴独立团，尤为敬仰叶挺团长。
独立团成立后，中共广东区委指示叶挺，要大力支持西江地区的农民运动。叶挺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他命令团部拨出一部分枪支送给西江各地农民自卫军使用，还经常派出干部到附近农村帮助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民运动。如遇有反动地主民团迫害农民协会的事情发生，叶挺就旗帜鲜明地站在农民群众一边，狠狠打击反动势力。
1926年1月初，发生了高要、德庆、广宁三县反动地主豪绅卢沂川、梁荣邦、宋煜初等纠合民团、土匪、神打团^[1] 共约千人袭击高要领村一带农民的严重事件，以致领村、波河、料河三村被焚烧，农会会员及农民自卫军队员等100多人被打死打伤，数百头牲畜被抢劫，很多农民无家可归，跑到树林里躲避，号寒啼饥，十分凄惨。
事件发生后，一些走脱出来的农民跑到肇庆向独立团求援。叶挺闻讯，当即派出第一营，由周士第率领，赶往领村救援。
此时，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广州召开。大会就高要反动地主迫害农民的严重事件通过决议，决定由广东政府派出叶挺独立团进驻领村，声援农民的斗争。1926年1月23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高要绥缉委员会，全权处理“领村事件”。由“中央农民部派出罗杰、省农民部韦启瑞、军事委员会及第四军叶挺、省政府张次眉、农工厅王寒烬、省农会周其鉴于前日亲赴肇庆组织高要绥缉委员会”^[2]。叶挺担任绥缉委员会主任，韦启瑞为秘书。叶挺随即率领绥缉委员会成员和独立团第二营进驻距离领村不远的伍村。
但是，反动地主宋煜初一伙自恃人多势众，扬言要继续迫害农民群众，甚至表示要与独立团血战一场。他们给叶挺发出一封信说：“要我赔银一事，不在望矣。战亦亡，不战亦亡，何不一战而亡!”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3月5日，反动地主又纠集民团、神打团等5000人，将绥缉委员会和独立团的驻地伍村包围，企图依仗优势兵力，消灭绥缉委员会和叶挺独立团。他们拿着大刀等武器，口中念着咒语，猖狂地向伍村发动进攻。
面对敌人的进攻，叶挺十分沉着镇静。他拿起望远镜观察敌情后，当即亲率第二营战士在伍村附近占领有利地形，迎击敌人。由于敌军中有不少受蒙蔽的神打兵，为了争取、教育他们，瓦解敌人，叶挺下令战士朝天开枪，以示警告。直到敌人逼近时，才瞄准击毙了一批反动民团分子，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反动地主不甘心失败，继续纠集大批民团、土匪，准备再次围攻伍村。叶挺下令第三营官兵从肇庆赶来，与二营协同作战。3月8日，在叶挺率领下，独立团战士与农民自卫军互相配合，向反动地主和民团的大本营罗建村发动进攻。罗建村周围筑着很高的围墙，四处还盖有炮楼，易守难攻。在叶挺指挥下，战士们以密集的火力射击敌人据点，向敌人猛攻，并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以瓦解敌人。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战斗，终于攻下了罗建村。反动地主见大势已去，只好低头认罪，交出反动武装，向农民赔偿损失。叶挺将收缴的武器全部送给农民自卫军，以壮大农民的革命力量。当独立团胜利完成任务，在叶挺率领下离开伍村返回肇庆时，当地农民群众依依不舍，含着热泪，送了一程又一程。
在此期间，叶挺还派出一部分队伍支援江门、新会地区的农民运动，打击反动地主势力。有一股土匪盘踞在江门一栋四层高的楼房，经常四出抢掠，无恶不作。附近农民不堪蹂躏，迫切要求独立团为民除害。部队到达后，由于该地楼高势险，土匪负隅顽抗，一时难以拔除。叶挺乃亲自前往指挥战斗。他组织了一部分战士以密集火力压住敌人，再命令其他战士向前猛冲，终于攻下了匪徒们经营了多年的巢穴，活捉了匪首。群众称赞说：“敌人的机关枪也怕叶团长。”
叶挺创建和领导的独立团，取得了一连串的战果，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的赞扬。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和当时正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叶挺的建军经验，主张“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都建立同独立团一样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部队，作为各军的核心力量”^[1]。但是这一正确主张因党中央领导人对党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未能实行。

[1]　廖承志：《遥献》，《“四八”被难烈士纪念册》。
[1]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　四操：即早晨一次跑步操练，上、下午各一次军事训练，黄昏一次体操；三讲：即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一次列队点名训话，总结当天训练情况。
[3]　《周士第回忆录》。
[1]　《周士第回忆录》。
[2]　古应芬，国民党员，曾任大本营法制局局长、广东政务厅长、西江善后委员等职。
[1]　“神打团”，亦称“大刀会”，是一种封建会道门组织，成员多为贫苦农民。他们多被反动地主利用来与农民协会为敌。
[2]　阮啸仙：《高要地主民团屠杀农民之经过》，《人民周刊》第3期，1926年2月24日出版。
[1]　《周士第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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